辛德勇漫谈《燕然山铭》︱一字之衍生出三年之疑

　　原标题：辛德勇漫谈《燕然山铭》︱一字之衍生出三年之疑

　　《燕然山铭》书写、镌刻于汉和帝永元元年，这在《后汉书》和《文选》全文载录的铭文当中都有非常明确的记载，本来没有任何异议，可是，若对比窦宪北征的史事来仔细揣摩这些传世文献载录的铭文，却似乎能够发现一些显得窒碍难通的地方。有一位李炳海先生，在四五年前，就发表了一篇题作《班固〈封燕然山铭〉所涉故实及写作年代考辨》的论文（刊《文学遗产》2013年第2期），考述说《燕然山铭》的制作年代不是“永元元年”，而是“永元三年”。

　　《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刻本《资治通鉴目录》

　　这是一项很严谨的学术探讨，不论是论证的过程，还是所得出的结论，都值得认真对待。现在，随着《燕然山铭》刻石的发现，想深入了解这一发现的人们，自然会重新关注李炳海先生这一研究，关心《燕然山铭》究竟刊刻于何时。

　　一、疑从何来

　　李炳海先生对《燕然山铭》刻制于永元元年这一成说提出质疑，首先是注意到在《燕然山铭》与《后汉书》的相关记载之间，似乎存在着些不尽一致的地方。

　　《燕然山铭》记窦宪北征之役的行军路线及战役胜负情形云：“遂陵高阙，下鸡鹿，经碛卤，绝大漠。斩温禺以衅鼓，血尸逐以染锷。然后四校横徂，星流彗扫，萧条万里，野无遗寇。于是域灭区殚，反旆而旋。”但按照《后汉书·窦宪传》的记载，汉廷北征的几路兵马是先“皆会涿邪山”，接下来，乃“单于战与稽落山，大破之。虏众崩溃，单于遁走，遂临私渠比鞮海”。

　　在对比分析上述这两项记载之后，李氏以为：

　　这次战役各路大军的会合地点是涿邪山，主要战场是在稽落山。北匈奴战败，窦宪属下的部队追击到私渠比鞮海，战鬪基本结束。按照《封燕然山铭》（案即德勇所称《燕然山铭》，关于这篇铭文的名称问题，我将另外专门说明）所说的“于是域灭区殚，反旆而旋”，战鬪结束之后即凯旋班师。而按照《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及《窦宪传》的记载，此次战役结束之后，窦宪等人曾经登燕然山，刻石纪功。……如果窦宪等人真的登燕然山、令班固作铭文，那么，《封燕然山铭》对于此次战役的叙述为什么没有提到如此重大的事件呢？因此，这篇铭文是否作于此次战役刚刚结束之际，确实令人怀疑。

　　再根据这次发现《燕然山铭》之前学术界将燕然山定在杭爱山的通行说法，那么，“窦宪、耿秉在此次战役中无论是驻扎于会合地点涿邪山，还是随着追击部队到达私渠比鞮海，都与燕然山有较大的空间距离，他们登燕然山刻石纪功的可能性极小。《封燕然山铭》叙述此次战役的始末，根本没有提到刻石纪功之事，这说明窦宪等人此次没有到达燕然山”。

　　假如仅仅是这样的怀疑，理据显得很不充分，并不一定值得多予关注。因为《燕然山铭》与《后汉书》文字内容的这些差异，更有可能是由其文体性质不同所造成的。

　　首先，窦宪指令班固撰写《燕然山铭》并将其镌刻在燕然山上，这只是班师回朝路途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在整个战役进程中并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班固撰写这篇文稿，其意在于颂扬窦宪北征的功绩，而不是载录为铭功而刻石的这个行为；铭文就刻在燕然山上，班固也不是一定要特地说明这是一篇凿在燕然山上的文字不可。与此相比，《后汉书》是以纪事为主旨的史书，因而有必要清清楚楚地载录窦宪在燕然山刻石纪功一事，用以反映这次北征之役的全貌。

　　其次，《燕然山铭》中并不是没有提到燕然山，所谓“隃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这里的“燕然”，指的就是燕然山，只不过李炳海先生按照自己的理解已将其排除在永元元年窦宪北征之役的途程之外。但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合理，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斟酌的问题。这同样涉及《燕然山铭》的文体问题，即不宜以史书的叙述形式来机械地看待铭文的行文次序。

　　至于燕然山的位置问题，新近发现的《燕然山铭》刻石，已经清楚表明它正坐落在大漠南北两地之间的通行要道上，窦宪一行在返程时经过这里，是非常合理的，也几乎是必然的，容不得任何疑虑。

　　因此，若是仅仅依据上述论述，李炳海先生提出的怀疑，合理性实在非常薄弱。

　　然而，李炳海先生并不是这样简单地仅仅依据《燕然山铭》与《后汉书》的文字差异就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还有更为强硬的证据，这就是《燕然山铭》中下面这一段内容（文字和标点俱照录李氏引述的文本）：

　　于是域灭区殚，反旆而旋。考传验图，穷览其山川。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将上以虑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可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铭盛德。

　　李炳海先生解读说：“以上文字主要叙述稽落山战役之后，对北匈奴的相继征讨。开头几句属于承前启后的过渡性段落，交代窦宪等人在稽落山战役之后的具体举措：凯旋班师之后，根据文献记载和地图，考察研究北单于所居之处的地理形势，准备发动下一次战役。再往下的大段文字，就是具体讲述对北匈奴的第二次大规模征讨。”

　　所谓“对北匈奴的第二次大规模征讨”，是指接下来在永元二年十月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等在汉中郎将耿谭派人督察下对北匈奴余部发起的第二次攻击，前面我在《苍茫沙腥古战场：兵未穷时武不止》一节中，已经阐述过这次战役的具体情况。依照这样的看法，《燕然山铭》的纪事和上石时间，便只能发生在永元元年窦宪得胜回朝之后，是附丽于继这场战役之后的另一场战役。

　　二、多出来的那一个字

　　不过，李炳海先生认为，《燕然山铭》也不是凿刻于永元二年这一次北征战役之后，这是因为“窦宪、耿秉没有参与此次战役，不可能在战后登燕然山。班固当时在窦宪帐下任中护军，没有参与此次出征，也不可能在战后写出《封燕然山铭》”。

　　既然不是永元二年，那么，就只能是永元三年二月窦宪派遣其左校尉耿夔等将兵出居延塞至金微山，给北匈奴单于的最后一击了。按照李炳海先生的推论，情况就是这样。

　　可是，不管是按照《后汉书》的记载，还是核诸《燕然山铭》的内容，这样讲还会有诸多抵牾难通的地方。

　　譬如，窦宪本人并没有参与永元三年这一次北征，若是《燕然山铭》撰着并刊刻于此役归途，那么就与《后汉书·和帝纪》“窦宪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还”的记载以及《后汉书·窦宪传》“（窦）宪、（耿）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的记载直接抵触；同时也没有任何史料能够证明班固参与了永元三年这次北征，这同样难以与班固撰着《燕然山铭》事契合。尽管李炳海先生对这一严重矛盾努力做出了自己的解说，但若抛开《燕然山铭》“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云云作前提，实在都很难服人。

　　这样看来，最为关键的问题，还是究竟如何看待《燕然山铭》中“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云云这一组文句。

　　核实而论，就传世文本的内容而言，李炳海先生做出上述论断，确实是事出有因。这就是按照正常的逻辑，李氏所述《燕然山铭》中“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这段文字所叙述的事情，只能发生在窦宪率军“反旆而旋”之后。故其后有学者论及汉代碑刻，或亦附庸其说（如马里清《纪功刻石的文本传统与〈任尚碑〉反映的“历史事实”》，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问题是《燕然山铭》传世文本的这段内容恰恰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舛误。若是没有内蒙古大学和蒙古国学者发现《燕然山铭》刻石，看不到原始形态的铭文，人们是很难辨明传世文本错谬的。幸运的是，在将近两千年后，我们重又看到了刻在石崖上的这篇铭文，而这一部分的文字保存得还比较完好，字形清晰，从中可以判明，“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云云这段话中的“遂”字，在摩崖刻石中并不存在，完全是《燕然山铭》在后世流传过程中增衍出来的文字。

　　此前我在《苍茫沙腥古战场：窦宪北征的路线》一篇中已经指出，根据敝人订正的《燕然山铭》，这一段相关的文字及其标点，应当是“于是域灭区殚，反斾而还，考传验图，穷览其山川：隃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逗略，焚老上之龙庭”。这样一来，其内在逻辑关系便与传世文本有很大的不同，即窦宪在大功告成之后返回汉朝的途中，停歇于燕然山旁，在此对照着随身携带的图籍，纵览这次北征行动所经历的山川要地，直至其歇息于燕然山边时为止，乃是“隃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逗略，焚老上之龙庭”。

　　从表述方式上看，不仅这一系列经行地点，在整篇铭文中是一种倒叙，而且“隃涿邪，跨安侯，乘燕然”与“蹑冒顿之逗略，焚老上之龙庭”这两段内容，也不是依照其发生的时间顺序所做的表述。这就是《燕然山铭》铭文与《后汉书》纪事在文体上的差别，而李炳海先生的论述，除了受到《燕然山铭》传世文本的误导之外，对这两种文体在表述形式上的差异，似乎也缺乏足够的认识。

　　不管怎样，新发现的《燕然山铭》刻石，可以帮助我们彻底澄清李炳海先生的疑惑，确认历史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