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革命前后的西方政商斗争：商人和宪政民主制度的确立

　　和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不同，西方国家对商业活动尽管有过鄙视，但总体来讲是推崇的，商人们在欧洲宪政民主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租用，可以说，没有商人，就没有宪政制度，而这一制度的源头还要从英国谈起。究竟光荣革命前后的西方政商斗争是怎样的？商人和宪政民主制度的确立又有何关系呢？

　　西方社会一向没有类似传统中国那样阳奉阴违的重农抑商政策，但工商业也曾被贵族社会视为“卑贱”的行当，商人们的境遇几可与同期的中国商人相提并论；而在17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之前，西欧各国尤其是英法等国仍然在君主专制的阴影里前行。不过，贵族尤其是新兴的资产者为了自己的权益而掀起的革命风暴，向王朝权力发起了前赴后继、不计其数的挑战。

　　1215年6月15日，英国国王约翰穷兵黩武、随意征税等恶行激起了贵族与新兴资产者的不满，在贵族兵临城下之际，国王被迫签署并颁布《大宪章》。这一文件后来被称之为现代自由宪政的渊源。

　　《大宪章》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虽然宪章惠泽的是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自由人，农奴等下层民众不在其列，但限制政府的权力就是扞卫人民的自由。宪章运动显示英国已经初露民主政治的端倪。有学者评价说，这是有产者参与政治的结果，因为有产者不希望政治权力侵害自己，保护私有财产不被政治权力侵夺，并将其提升到了宪法的高度。

　　实际上，《大宪章》签署之后并非风平浪静。其影响在都铎王朝（1457－1603）时期就已经明显削弱，国王巧妙地将贵族约束王权的英国议会改造为有利于自己行使国家权力的工具。17世纪初，因为国王没有后嗣继承王位，都铎王朝寿终正寝，给了那些《大宪章》的支持者东山再起的机会。就在斯图亚特王朝（1603－1649）权力未稳之时，《大宪章》的支持者再度向王权发起了反击。

　　随后引爆的是1640年的英国革命。内战，复辟……曲折而反复，1688年，英国旧贵族与新生的资产者阶层达成了妥协，确立起君主立宪政体，法治、民主、宪政的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呼之欲出。为18世纪的产业革命奠定了制度基础。

　　1689年2月6日，英国光荣革命以英王的退位而结束。实际上，这次“革命”是英国资产者阶层和新贵族所发动的一次政变，宣示英国的资产者阶层已经崛起，政治上也已获得了相当的地位。

　　光荣革命的影响波及到了邻近的法国，以及隔海相望的美国。

　　18世纪的法国仍然是欧洲大陆典型的专制国家，神权、王权与等级制度是其统治的三大支柱。人民极度不满国王的统治，受启蒙运动中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思想人物的感召，1789年至1799年间，法国爆发了一场大革命，资产者、城市平民和农民推翻了君主专制的政体，产生了激进的共和政府。

　　虽然后来帝制得以复辟，但革命的意义不仅仅是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的壮举，也不是暴力与谎言所造就的灾难，而是开创了民主政治，通过了1789年的《八月法令》、《人权宣言》以及《1791年宪法》、《1793年宪法》。天赋人权、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等现代政治原则再度深入民间。

　　1787年，缔造美国的有产者们在《美国宪法》第5条规定：未经正当法律手续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凡私有财产，非有相当补偿，不得占为公有。有产者认为，政治职权是暂时的，私有财产是长期的，不能让政治职权随意侵夺财产。

　　英国光荣革命、美国制宪、法国大革命……，西方思想人物的探索与有产者的行动终于确立起宪政民主制度，而商人们功不可没。

　　来源：《资本市场》2005年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