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皇后之死 明成皇后评价

　　明成皇后之死是朝鲜历史上的千古谜团，占据主流的一种说法是认为，明成皇后是被日本浪人和乱军杀死后焚尸了。这种说法迎合了朝韩民众情绪，被多数人所认可，但事实上关于她的死并没有定论。至于古今中外对明成皇后的评价也一直莫衷一是。

　　　　明成皇后之死

　　明成皇后之死的一般说法是，甲午战争日本战胜中国之后，遭亲日开化派夺权而失势的明成皇后欲转与俄罗斯合作对抗日本，因而引发1895年10月8日的“乙未事变”，日本公使三浦梧楼策划日本浪人及乱军入侵景福宫，于乾清宫杀明成皇后，焚毁其遗体，并胁迫高宗废她为庶人。但事实究竟是怎么样，至今还没有定论。

　　　　明成皇后评价

　　当时的评价

　　在当时的朝鲜王朝，无论是以黄玹为代表的传统文人，还是以尹致昊为代表的开化派知识分子，对闵妃的评价都很低。对于传统文人而言，“牝鸡司晨”的偏见无疑使他们对闵妃抱有先天性的反感，认为闵妃对朝鲜亡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黄玹评论道：“后（指闵妃）机警饶权数，干政二十年，驯致亡国，遂遭千古所无之变。”在他的着作《梅泉野录》中记载了许多关于闵妃的传闻，而这些传闻大部分都是负面的。代表新兴势力的开化党对于闵妃的评价并非一向否定，而是有所变化的。由于闵妃早期主张对外开放，支持开化势力，所以开化派对她的评价还不错，尹致昊在1884年6月评价闵妃“天禀聪明，烛量甚快”，但在甲申政变以后，尤其是1894年开化党领袖金玉均被闵妃集团所派刺客暗杀，使开化党人对闵妃的评价变得非常恶劣。这点在尹致昊的身上也得到体现，他用英语在日记中写道：“王妃和她的亲戚对这个国家的耻辱负有直接责任。哦，一个邪恶的女人做的邪恶的事！”并称闵妃是“聪明而自私的女人”。其他开化党人也是如此，俞吉濬在他给美国恩师摩斯写的信中将闵妃与英国女王血腥玛丽与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相提并论，称闵妃是“世界上最坏的女人”；朴泳孝则在1895年对日本人三浦梧楼说“闵妃是朝鲜的大狐狸，万事都是障碍”，被猜测为不久后三浦梧楼策划乙未事变时将其行动的代号称为“狐狩”的来源。

　　闵妃死后十余年，朝鲜半岛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朝鲜日治时期出版的日本人写的着作中，对闵妃仍然持否定评价，他们从闵妃的反日立场出发，普遍认为闵妃干政阻碍了朝鲜的近代化，导致朝鲜的亡国。1935年由日本右翼组织黑龙会出版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对闵妃的评价最有代表性，称“闵妃是聪明多智、秀于术策，一面阴险、嫉妒、残忍的性格兼有的妖妇型女性。”并将闵妃比作中国的西太后。日本殖民时期，朝鲜史学家也对闵妃评价较低，如张道斌说：“闵后极其腐败，实为朝鲜末期腐败常态的代表者。其无信、奢侈、游宴、堕落、纷杂、不正、迷信、淫祀、卜术、贪权、爱赂、卖官、私党、残酷、构祸等，足以使其为代表朝鲜近代灭亡惨状的妇人……集中促使朝鲜灭亡的所有路线、社会的恶德于一身的妇人”，以上对闵妃的认识和评价都被当代韩国视为儒教观念或“殖民地史观”产生的错误评价。

　　　　后世的评价

　　1945年光复以后，朝鲜半岛开始重新审视对闵妃的评价。其中大韩民国对闵妃的评价较高，而且随时间的推进，民族主义的盛行，加上文艺作品和大众传媒等因素，闵妃在韩国的评价也越来越高，韩国人也被普遍使用“明成皇后”这一尊称来称呼她。韩国建国后，实证主义史学占主流地位，学术界对闵妃的评价也不是很高，比如有韩国学者指出：“她利用李朝混乱的政情，将高宗推至前台，自己在幕后谋划各种计策，是一名妖女。”但韩国国内已经有肯定闵妃的倾向，曾任韩国副总统的李始荣评价闵妃：“明成后闵氏，聪明绝伦，多闻博识，经典百家无不通晓，且辞令捷利，应对如流，非巾帼中人。”大韩民国首任总统李承晚更是在闵妃被害地题写“明成皇后遭难之地”的石碑。随着民族主义史观的逐渐确立和巩固，以及不少歌颂闵妃的文艺作品（如1965年的《清日战争和女杰闵妃》等）的出现，闵妃在韩国的评价直线上升，以往对闵妃的评价被视为“殖民地史观”而加以批判，而其他韩国学者则对过去对闵妃的认识进行推翻和颠覆，比如金幸子认为闵妃并非操纵高宗的妖后，而是与高宗的理性的政治结合的夫妻关系。罗洪柱则高度评价闵妃，称她为了带头守护王室和国家，以不屈的斗志对抗日本的内政干涉，又在男尊女卑的儒家思想盛行的情况下，在国家有事时挺身而出，敢于堂堂对抗既有的习惯，因此“明成皇后可以说是现代女性的嚆矢”。曾任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的李泰镇教授也说：“不知何时起流传着王妃闵氏贪图丈夫的君主权力的说法，这种印象至今还深深地刻在韩国国民心中，事实上这只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被编造出来的。……其实，王妃不仅读过很多书，还非常伶俐，国王遇到困难的时候帮了不少忙，能够帮国王作出明智的判断。……王妃是和国王站在一起主导开化政策的……王妃擅长国际关系形势的判断，因此帮了国王很多的忙。”而20世纪90年代之后以《明成皇后》为名的音乐剧、电视剧等很受欢迎的文艺作品的不断涌现，则在韩国民众中将闵妃塑造为“开化的先觉者”、“聪明的外交家”、“为抗日捐躯的国母”等杰出形象。针对闵妃评价的变化，韩国明知大学副教授洪顺敏评论道：“历史学界提到了对近代史研究的关注，对认识女性在历史中作用的外部氛围也产生了影响”“但也不可否认存在对历史研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通过艺术作品过度美化的一面。”

　　然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闵妃的评价与韩国主流相反，将她定性为“保守势力的拥护者”、“两班地主的代表者”、“依靠列强维持政权的事大主义者”而予以否定。1999年出版的《朝鲜百科大辞典》中对闵妃的评价是：“作为反动的保守派集团，代表封建两班地主的利益，无条件镇压所有的进步的倾向，对人民进行苛酷的榨取。”尽管如此，朝鲜仍然强烈批判日本人杀害闵妃的“乙未事变”，对闵妃寄予同情，指出“乙未事变是侵害朝鲜自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日本国家恐怖犯罪”。

　　　　外国的评价

　　这里所谓的“外国的评价”是指接触过闵妃的朝鲜以外国家人士的评价。这些评价一方面倾向于闵妃的外形和气质，另一方面也比当时朝鲜本国的评价要高些。英国着名旅行作家伊莎贝拉·伯德·毕晓普曾于1895年觐见闵妃，她对闵妃的评价是：“年过四十的王后陛下是一位非常美丽柔弱的女人，头发乌黑，皮肤白皙，在珍珠粉的化妆下显得更加苍白。双眸是冰冷敏锐的，充满敏锐的才气和智慧。含着微笑的苍白的脸上似乎凝聚着一丝哀愁。……当她开始谈话时，尤其是她感兴趣的谈话，她明亮起来的脸显得更加美丽。”在韩国从事传教和教育事业的美国人安德伍德夫人不仅描述了闵妃的美貌，还评价她：“王妃热爱国家，心胸宽广，是一个进步主义者。她不仅精通中国古典，对世界先进国家也颇具见识。按西方标准看，她确实是一位完美的贵夫人。”长期担任美国驻朝外交官的安连（霍勒斯·艾伦）则盛赞闵妃是“亚洲的伟人之一”。就连策划乙未事变的日本公使三浦梧楼在第一次谒见闵妃时，对她的印象是：“这位王妃作为一名女性，实在是罕见的有才能的豪杰了。”

　　当时的中国清朝作为朝鲜的宗主国，也有一些关于闵妃评价的记录。担任清廷驻朝大臣12年的袁世凯评价闵妃“怙恶不悛，刚愎自用”，并说“王妃昏妄，亲西人而薄中国”。相比而言，复旦大学创始人、曾在壬午兵变后赴韩并觐见闵妃的马相伯（马建常）则更注重描述闵妃的外貌，称“她实在是我有生以来所看见的第一个美人”，描述闵妃“身材适中，脸儿作鸭蛋形，鼻儿高高的，皮肤非常洁白匀润，乌黑的头发，态度也非常娴雅庄静”。他还说“袁（世凯）曾经告诉我说，高丽的闵妃非常淫乱，有意和他私通”，但马相伯本人表示不相信。

　　可见闵妃在世时，中国人对闵妃的评价不是很高，并有关于她“淫乱”的传闻，但到乙未事变尤其是日韩合并以后，却普遍展现了对闵妃的同情和歌颂，涌现了《英雄泪》、《高丽闵妃》（新镜花缘）等大量歌颂闵妃的小说和话剧，也有包括钱钟书在内的许多文人赋诗咏叹闵妃的命运，这些歌咏并不仅仅针对闵妃本人，更是由于朝鲜被日本吞并而产生的唇亡齿寒之感所致。但对闵妃的批判仍然存在，如梁启超认为：“闵妃擅政，艳妻煽处，举国中知有君之妃而不知有君者殆二十年，则晋惠帝之受制于贾后也；坐是与大院君构衅，使小人乘之，则唐肃宗之惑于张良娣也。”王芸生则评论道：“闵妃美而有才，擅权树敌，迭起政潮，而卒不得其死，哲妇之鉴也。”

　　纵观明成皇后的一生，她善于宫廷斗争，终生与她的公公兴宣大院君争权夺势，却在内政的改革和治理上乏善可陈；她善于利用国际矛盾，为朝鲜争取生存空间，却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出卖了大量权利。但明成皇后始终坚持朝鲜独立，特别是1894年日本控制朝鲜以后，她更是巧妙利用日俄矛盾，引进俄国势力，延缓了朝鲜被日本吞并的进程，自己也因此遇害。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明成皇后才在后世的韩国得到尊敬，但也应注意到她对于朝鲜王朝亡国也负有很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