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灌阳酒海井红军遗骨发现记

　　原标题：广西灌阳酒海井红军遗骨发现记

　　9月24日，广西灌阳，超过20具人体遗骸被安葬在红军烈士纪念园。这批遗骸，打捞于灌阳县新圩镇酒海井内的淤泥深处，他们的身份，是83年前在灌阳作战期间受伤的红军烈士。

　　灌阳县新圩镇，一个略显陌生的地名。可若提起83年前长征途中决定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战役，几乎无人不知。打响湘江战役第一枪的，正是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中的首战——新圩阻击战。

　　1934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为保证中央纵队及后续部队抢渡湘江，红三军团红5师、红6师18团、红五军团红34师先后在灌阳新圩浴血阻击国民党军队，最终，红5师折损过半，红6师18团和担任后卫的红34师几乎全军阵亡。更令人发指的是，红军救护所里的百余名重伤员，因战事紧急来不及转移，被敌人抓住后竟活生生扔进井里而壮烈牺牲。

　　在灌阳本地，红军被沉井的故事一直广为流传，然而，直到今年9月，他们的遗骸才重见天日。惨烈的历史被证实，而红军遗骸背后的那场血战以及战斗中牺牲的无名烈士，再次震撼了我们。

　　“铁三角口袋阵”

　　1934年11月，从中央苏区向西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在短短一个月内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抵达湘桂边境。当时，中央红军的计划是进入湘西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要想完成这个计划，就必须自东向西渡过湘江。横跨在广西和湖南边境上的湘江，是红军北上进入湘西的必经之路。

　　蒋介石也盯上了这条必经之路，屡次“围剿”红军失败的他企图借助湘江天险设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12日，蒋介石意识到红军的动向后，迅速在南昌召开国民党军事会议，委任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中央军薛岳、周浑元两部16个师，粤军陈济棠部4个师，桂军李宗仁、白崇禧部5个师，兵分五路“追剿”红军。

　　在蒋介石看来，他的五路“追剿”计划前堵后追、南压北挡、两侧夹击，调动25个师近40万兵力，最终目的是将红军包围在以广西全州、兴安和灌阳为顶点的“铁三角口袋阵”，彻底消灭红军在湘江东岸，可谓万无一失。只是，蒋介石没想到，他的“铁三角口袋阵”竟然悄悄地向红军开放了一条通道。

　　11月22日，白崇禧突然下令，原本已经进驻桂北边境全州、兴安和灌阳三县的桂军主力，均撤向灌阳往南约百公里的恭城方向。

　　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矛盾由来已久。1929年的蒋桂战争，1930年的中原大战，都有李宗仁、白崇禧反蒋的身影。作为国民党内最有军事才能的地方军阀，白崇禧对蒋介石只是维持着表面的服从。

　　部署“铁三角口袋阵”时，蒋介石为笼络桂军，特地给白崇禧发了一大笔军费。果然，白崇禧部在桂北一带撒开大网，一副严防死守、与红军决战的架势。不过，这样的架势并没持续多久。灌阳县史志办原主任、中国长征精神研究院副院长文东柏告诉记者，多了个心眼儿的白崇禧通过空中侦察发现，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的薛岳中央军一直在红军后方追而不击，始终与红军保持着30公里的距离。他不由对蒋介石起了防范之心，能追上却故意保持距离，蒋介石明摆着是要“借刀杀人”，把红军赶进广西，让红军与桂军在广西境内厮杀，等双方两败俱伤，中央军再坐收渔翁之利。

　　“红军长征出发时的兵力大约是8.6万，而桂系的正规军只有2.9万人，其余的都是民团和地方势力等，双方若正面开打，桂系占不到什么便宜。”文东柏分析说。既然如此，白崇禧自然要找借口避免与红军大规模血战。

　　事实上，11月20日晚，白崇禧就已召开“防剿”军事会议，决定把兵力向南撤往恭城一带，他欠缺的只是一个南撤的借口。没想到，就在白崇禧绞尽脑汁寻找借口时，11月22日，红军的一小支兵力——红九军团先头部队对桂军防守的龙虎关发起了攻击。龙虎关恰好就位于恭城，北距灌阳约百公里，是广西与湖南的重要通道之一。这一行动简直是白崇禧从桂北撤军的绝佳借口。11月22日下午，桂军开始南撤。就这样，万无一失的“铁三角口袋阵”被打破，一条生命的通道悄然向红军敞开。

　　可惜，这条通道敞开没多久，蒋介石就发现了白崇禧的意图。他在给白崇禧的电报中怒斥，“中正之外，其谁信兄等与匪无私交耶？”话说得如此严重，白崇禧部不得不重新北上。

　　不过，向蒋介石展示“剿匪”决心的同时，白崇禧仍然有自己的小算盘。他决定对红军“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也就是让开正面，占领侧翼，狠狠打击尾部，目的是促使红军早日离开桂境，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断绝中央军尾随红军深入广西的可能性。

　　白崇禧决定狠狠打击红军尾部的地点，正是灌阳新圩。

　　“不惜一切代价”

　　1934年11月27日，红5师师长李天佑正带领部队行至灌阳县文市附近，译电员送来了一封紧急电报。电报是红三军团发来的，电报内容简单直接，命令红5师14团、15团立即赶往新圩附近，阻击敌人，保证整个部队的左翼安全，掩护中央纵队过湘江。

　　接到这样的命令，李天佑并不意外。自从红军开始长征，他所在的红三军团一直是长征的前锋部队之一。红军长征时采取的是甬道式阵形，所谓“甬道式”，就是中央纵队、老人妇女和后勤部队等走在中间，红军的五个主力军团分别走在队伍的左前、右前、左侧、右侧和后方，像抬着一顶轿子，从五个方向保护中央纵队的安全。而彭德怀率领、李天佑隶属的红三军团，就行进在中央纵队的左前方向。

　　甬道式阵形在战略转移时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缺乏作战灵活性。据说，毛泽东曾对此提出坚决的反对意见，无奈当时的红军由李德、博古为首的最高“三人团”掌权，毛泽东虽名义上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实际已被排挤出了决策圈。彭德怀也曾经气恼地评价这种阵形：“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这个样子打仗，注定是一场硬仗。李天佑接到的电报中，最后一句是个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任务是艰巨的，文东柏告诉记者，当时李天佑带领的两个团，加上军委临时指派的“红星”炮兵营，一共不过3900多人，并且已经连续多日急行军，且不说武器、弹药，就连最基本的给养都不充足。而他们面对的却是在灌阳县城以逸待劳、本土作战的白崇禧部两个师，敌军足有13000多人，还配备了飞机、大炮。

　　1914年出生在广西的李天佑，当时只有20岁，但早已身经百战。他先后参加过北伐战争、百色起义和中央苏区的多次反“围剿”战斗。他当然深知此战的艰难，但他更清楚这次战斗的关键性。

　　新圩位于广西灌阳县西北部，沿着穿过新圩的唯一一条公路，向南15公里是灌阳县城，红5师需要阻击的敌军就驻扎在那里；向北5公里，则是红军去往湘江渡口的必经之地古岭头。新圩就像这条路的咽喉，一旦被敌人抢先占领或突破，向东北方向，敌人可以轻易堵截红军入桂的关隘；向西北方向，则可快速占据湘江东岸的各个渡口，那样红军将彻底被围进蒋介石的“铁三角口袋阵”里。

　　确定了新圩的位置，李天佑立刻带领红5师，火速向新圩推进。几乎与红5师同时，灌阳县城的敌军也正在一路向北，企图抢占先机。双方都在争分夺秒，所幸，27日下午4点多，红5师终于赶在敌人前面抢占了新圩附近的阵地。李天佑回忆那时的情景：“公路两侧是一片连绵的丘陵地带，紧紧地扼住公路的道口，时间已是深秋了，公路两侧稻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但树叶还没有脱落；满山的松树和簇簇的灌木丛有一人深，刚好隐蔽部队。但是这个地形也告诉我们：一定要在这片山岭上守住，否则，过去背后的新圩直到江岸，就是一片大平川，无险可守了。”

　　83年后的今天，李天佑看到的那条公路依然是灌阳通往湘江渡口的主要通道，只是当年的黄土路已经变成了平坦通畅的柏油公路。公路两旁绿树遍山，村庄祥和，只有新圩阻击战陈列馆和若干战斗遗址提醒着我们，83年前，为保证这条通道的安全，李天佑带领红5师在新圩附近的山头，硬生生扛了三天两夜。

　　白刃战

　　根据新圩附近的地形，李天佑与几位师领导商量后，将全师主力部署在从新圩向南至排埠江村长约8公里的公路两侧山头上，以公路为界，红15团在左翼，红14团在右翼，“红星”炮兵营配置在左后侧。

　　趁着敌人尚未赶到新圩，红5师主力部队迅速开始构筑简陋的临时工事。这天，除了来时先头侦察排遭遇敌方侦察连后主动出击很快击退敌军外，下午和夜晚显得格外平静。然而，所有人都知道，大战在即，这只是短暂的沉寂。

　　果然，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一阵密集的炮火就响了起来。硝烟弥漫中，桂军第十五军代理军长夏威率领的第十五军44师打头阵，向红军前沿阵地发起了猛烈攻击。湘江战役的第一场阻击战新圩战斗，正式打响。

　　面对敌军精良的武器和数倍于己的兵力，红5师的应对之措是近战，甚至最残酷的白刃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红军火力弱、弹药匮乏的困难。

　　作战前，李天佑向战士们下达命令，对敌人最初的进攻不予理睬，把敌人引到阵地前沿，再突然反击。许多年后，红5师14团战士刘来保还记得，“连长下令不准乱打，要保证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于是，站在距离前沿阵地不过三里路的指挥所里的李天佑，通过望远镜清楚地看到，“敌人……越走越近，我们的前沿一直沉寂着，但是当敌人前进到离我们只有十几米时，突然腾起了一阵烟雾——成排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了。战士们就像土里钻出来似的，追着溃败下去的敌人射击……”

　　敌军的前两次进攻以失败告终，新圩首战告捷。但这只是开始，敌人很快集结兵力，加强火力，再次进攻。新圩阻击战的第一天，在打退一波波敌人的连续作战中结束了。

　　29日拂晓，战斗更加激烈。除了44师，敌军不仅增加了一个师和一个独立团的兵力正面进攻，而且在熟悉地形的反动民团和地方势力帮助下，派出分支部队从侧面迂回，前后夹击红军阵地。与此同时，6架飞机飞抵新圩上空，对红军阵地轮番轰炸。

　　坚守在山头的红军战士腹背受敌，情况越来越紧张。14团一连指导员何诚记得：“我们的阵地到处都被敌人打得稀巴烂。第一道工事，连影子也没有了，山上的松树也只剩下了枝干，谁也记不清已经打退了敌人多少次进攻……”红军原本就少得可怜的手榴弹逐渐扔光了，子弹也打没了，战士们就用石头砸，用刺刀拼，最后干脆与蜂拥而上的敌人厮打肉搏起来。

　　伤亡的红军战士越来越多，李天佑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一列列的伤员从我的身旁抬到后面去……”“后面”，就是红5师设立在下立湾村（今新圩镇和睦村下立湾屯）祠堂的临时战地救护所。那时的李天佑没有料想到，这些刚刚还在和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这些被送往战地救护所的重伤员，几天后竟然会面临那样悲惨的命运。

　　他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

　　前沿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原因不是战士们不勇敢，而是这些山头的战士们全部伤亡了……

　　14团报告，团政委负了伤。15团来电话，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都负了伤，三个营长牺牲了两个，全团伤亡500余人……

　　此时此刻，李天佑最希望的，就是前往湘江渡口的中央纵队能够走快一点，再快一点。可是，“甬道式”前进的队伍辎重太多，再加上山路狭窄，连续行军，这些天，中央纵队平均每天只能走二三十里。军团的电报不断发来，无一例外，都是要求红5师“继续坚持”。

　　李天佑咬咬牙，必须坚持！他找到师参谋长胡震，派他到15团的阵地，顶替受伤的团长和政委指挥作战。他对胡震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去负责，去组织他们顶住，在黄昏以前，一个阵地也不能失掉！”然而，没过多久，敌人的炮火就打到了指挥所附近，而前方传来消息，胡震参谋长中弹牺牲。

　　消息传来时，李天佑正在给14团团长黄冕昌打电话，他“捏着电话机愣了好大一会儿，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可残酷的战斗还在继续，29日下午，红5师最后一个尚未负伤的团级干部14团团长黄冕昌，也牺牲在了阵地上。这是红5师前所未有的伤亡。

　　30日，激战再起。时任红5师15团政委的罗元发回忆：“战斗进行到第三天，部队伤亡更大了。我把二营预备队和团部机关的警卫、通信、参谋、干事，凡一切有战斗力的人员，都组织起来投入了战斗……”战斗越来越惨烈，红军的阵地被不断蚕食。越来越狭小的战场上，硝烟弥漫，尸横遍野，但战士们依然死死地钉在仅剩的几个山头上，敌军始终未能越过红5师钢铁般的防线。

　　终于，30日下午4点多，李天佑接到了军团发来的电报：中央纵队已突过湘江，红5师的阻击任务完成。按照军团命令，红5师需将防务交给红6师18团，然后迅速赶往界首驰援红4师。至此，红5师与敌军三天两夜的血战终于结束，全师付出的代价是2000多名红军战士的鲜血和生命。

　　那天夜里，李天佑带着红5师幸存的1000余人，星夜兼程，西渡湘江。因为战况紧急，战地救护所里的重伤员根本来不及跟部队一起转移。这个设在下立湾村祠堂里的简易救护所，几乎没有专门的医护人员，但接替红5师的后卫队伍继续战斗时，救护所仍在接收源源不断的伤员。

　　消失的番号

　　接替红5师的是只有1500多人的红6师18团，他们接防的地点是新圩镇楠木山村附近的炮楼山。因为双方兵力实在悬殊，红5师顽强抗击，终究没能阻止阵地的后撤——炮楼山距离红5师最早阻击敌军的排埠江村，已经北撤了5公里左右。自此再往北，地形趋缓，18团的将士们已经退无可退。

　　从11月30日傍晚到12月1日白天，在炮楼山狭小的阵地上，1500多名红军与数倍于己的桂军短兵相接，舍命厮杀。他们打退了敌军的一次次进攻，但终因寡不敌众，在退守到陈家背时被分割包围，最终，除小部分流散外，大部分壮烈牺牲。

　　红6师18团，这支英勇的队伍，成了湘江战役中消失的三个部队番号之一。另外两支部队，一支是行走在中央纵队侧翼的红八军团，另一支则是从长征开始就担任全军总后卫的红五军团红34师。

　　红34师，是在毛泽东和朱德的直接领导下建制的，成立于1933年春的这支队伍，战士基本都来自闽西的贫苦农民，他们士气旺盛，骁勇善战，尤其敢打近战、夜战和肉搏战。

　　作为全军的总后卫，红34师原本的任务是接替红6师18团，在新圩附近阻击敌人尾追。11月29日下午3时，军委发给红34师的电令是这样的：“（11月）卅日晨应接替（红三军团）六师在红（枫）树脚、泡江以北的部队，主力应控制于红（枫）树脚，顽强保持上述的地域，以抗击灌阳之敌。”

　　但事实上，直到11月30日下午，不熟悉地形的红6师18团才完成了和红5师的接防，而且接防地点炮楼山是在枫树脚以北约5公里的位置。也就是说，11月30日下午枫树脚已经失守。对于战场形势的变化，34师却毫不知情，接到军委电令时，他们正在与湖南道县交界的灌阳县文市至水车一线一边布防，一边与蒋介石五路“追剿”大军中的周浑元部血战，目的只有一个——接应红军最后一支渡江队伍红八军团入桂。

　　周浑元部是中央军，早在红军第三次和第四次反“围剿”时，就吃过红军的亏，这一次，他们带着“报复”之心，来势汹汹。34师与之展开殊死搏斗，直到晚年，34师100团团长韩伟还对那场战斗记忆犹新，“弹药打光了，红军就用刺刀、枪托与冲上来的敌人拼杀，直杀得敌人尸横遍野。我团1营有位福建籍的连长，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肠子被敌人炮弹炸断了，仍然带领全连继续战斗……”

　　终于，11月30日凌晨，红八军团入桂。随后，34师迅速取道大塘、立洛、洪水箐等地，向枫树脚急行军。在地图上，这条路线是一条不算长的直线，可现实中，沿途不仅尽是羊肠小道，峡谷陡壁，而且要翻过1100多米高的观音山。12月1日上午，当34师终于在观音山艰难登顶时，中央纵队和其他红军部队已经渡过湘江，而18团正被敌军包围，枫树脚阵地早已被桂军突破，大批的桂军正沿着那条仅有的公路向湘江渡口推进。

　　去往湘江的通道就这样被切断，湘江东岸的34师成了再也无法抵达彼岸的孤军。

　　凶残的敌军很快发现了这支孤立无援的红军部队，湘军、桂军、中央军纷纷合围而来。而一直处于后卫位置的34师，在连续不断的阻击战中已伤亡过半，并且，因为沿途的粮食被前面的部队筹集一空，他们已经断粮多日。饥饿难耐的战士们依旧要继续战斗，他们试图寻找山间小道抵达湘江，但事实是残酷的，从12月1日到5日，在灌阳新圩及周边的山上，他们没有找到一丝通往湘江渡口的希望，遇到的只有一波又一波的敌军。

　　12月3日，全州县文塘村，34师遭遇桂军44师的堵截，电台被炸毁，他们与军委的联络彻底中断。12月4日，灌阳县新圩附近，又遭到桂军和民团袭击，全师只剩下四五百人。12月5日，灌阳新圩洪水箐，再遇偷袭，激战持续了一天。

　　这天晚上，34师决定向东而行——那是与红军渡江完全相反的方向，他们要去湖南南部打游击了。据100团团长韩伟回忆，5日晚上，陈树湘师长召集大家开师团会议，作出两条决议，“第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第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其实，早在湘江战役前的11月26日，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会同军团长董振堂紧急召见陈树湘等34师干部时，就曾对他们下达指令：“坚决阻击尾追之敌，掩护红八军团过江，尔后为全军后卫。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湘南打游击。”如今，追赶主力部队无望的34师真的要返回湖南打游击了。

　　12月6日凌晨，突围开始。韩伟率领着100团仅剩的150多人向西打掩护，陈树湘带领余部向东突围。

　　12月7日，当陈树湘和战士们终于离开灌阳进入湖南道县时，只剩下200多人。没有人说得清，陈树湘和他最后的战士们经历了多么可怕的战斗。没过几天，陈树湘竟被当地保安团突袭击中腹部，身负重伤的他在昏迷中落入了敌手。当他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担架上，原来，敌人正抬着他前去邀功请赏。陈树湘如何肯受这样的折辱，他把手伸进腹部伤口，生生拽出肠子，忍着剧痛用牙把自己的肠子咬断了……29岁的陈树湘，就这样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即便如此，国民党军仍然不肯放过他，他们把陈树湘的首级割下，悬挂在长沙城小吴门外示众。

　　许多年后，与陈树湘情同手足的战友韩伟，才得知陈师长牺牲的故事，得知整个34师最终突围成功者不足百人，他们坚持了一年山区游击战，终因寡不敌众，最后的命运还是大部分牺牲。而韩伟自己，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后，成为34师唯一幸存的团级以上干部。

　　唯一幸存的团长

　　文东柏告诉记者，陈树湘年长韩伟1岁，两人渊源颇深，他们相识于1927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中，当时，两人同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担任排长。两人还一起参加了三湾改编和井冈山斗争，后随毛泽东、朱德转战赣南闽西。从此，两人长期在闽西并肩战斗，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深厚友谊。据说，34师需要提拔一个师长时，两人还曾互相推让。

　　在34师最危险的那个夜晚，两位战友发生了第一次争执。12月5日夜晚，陈树湘原本的命令是韩伟带34师主力突围，他负责掩护，但韩伟坚决不从，他说：“你是师长，只要你还活着，这个师就还在！”最终，两人挥泪诀别，陈树湘带领只有几百人的主力向东突围，韩伟向西，阻击尾追之敌。

　　在掩护34师主力的战斗中，韩伟率领的150多人打得只剩30多人，他们不得不分散突围。最后，韩伟和身边的几名红军战士被敌人压迫到一处山尖，子弹打光了，山尖前面是悬崖，后面是数不清的追兵，没有人愿意当俘虏，在韩伟的带领下，34师最后的壮士们纵身一跃，跳了下去。

　　万幸的是，毅然跳崖的韩伟和几名红军战士竟然挂在树丛上，命大未死。其中，韩伟和另两名战友被附近的一位村民王本生救了下来。王本生是个土郎中，他把三名红军藏在自家红薯窖里，悄悄帮他们治伤。据王本生的弟弟王本容、王本旺回忆，韩伟和姓胡、姓罗的红军在自家红薯窖里秘密住了9天，才躲过搜山的敌人。后来，韩伟几人化装成老百姓(603883)，混在卖桐油的村民中逃到了兴安县城。

　　罗姓红军后来流落至广西南丹县，胡姓红军后来去向如何已经杳无音信。韩伟则从未放弃寻找组织，在找不到组织、自己生活又无着落的情况下，他曾迫不得已暂时藏身在一支国民党部队中，四处漂泊。一天，“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韩伟终于找到了武汉地下党的消息，他试图与组织取得联系，没想到却因叛徒告密，被敌人关进了武汉陆军监狱。直到国共合作抗日，周恩来亲自出面交涉，韩伟才再次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对于这段惨烈而痛苦的往事，直到1992年去世，韩伟也不曾对家人提过，就连他的独子韩京京，也是在父亲离世后才慢慢开始走近这段历史。

　　去年10月在央视热播的电视剧《绝命后卫师》，让很多观众对34师最后的悲壮历程留下深刻印象。然而，今天的观众不知道的是，或许是因为34师的幸存者极少，或许是因为发生在桂北大地的这场战事太过惨烈，在很长一段时期，公开的史料和出版物中几乎都看不到番号已经不存在的34师，甚至整个湘江战役也甚少被提及。

　　直到上世纪80年代，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开始寻访长征，34师和它背后的湘江战役，才第一次大篇幅地出现在他后来的着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只不过，在索尔兹伯里的着作中，34师的全军覆没仍然是一个谜，他只能以第三者回忆的方式叙述这段悲壮的史实：“几个小时以后他们（红八军团）又听到了34师交战的声音，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听到34师的声响。整个34师全军覆没，幸存的只有师长和几个掉队的战士。”

　　在书中，索尔兹伯里把后来牺牲在皖南的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错误地当成了34师唯一幸存的“师长”。事实上，真正的师长陈树湘在灌阳战斗后英勇就义，而唯一幸存的团长韩伟，直到1986年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时，才悲痛万分地写出了亲历者对34师的第一篇回忆文章。韩京京告诉文东柏，当时，两位负责编撰长征史料的同志提出请父亲写这篇文章，这个本来简单的请求，却让八十高龄的韩伟两顿饭粒米未进。

　　同样是在上世纪80年代，34师战斗过的灌阳等地，开始着手抢救这段历史。文东柏介绍说，上世纪80年代末，灌阳党史部门走访了红军足迹经过的400多个村庄，那时，在灌阳落户且尚健在的老红军还有17名。其中，有跟韩伟一起跳崖后失散却幸存的34师战士曾广益（又名曾繁益），有红5师14团负伤昏迷的战士刘来保（原名刘炳煌），也有其他部队辗转流落到灌阳的老红军。这些人和韩伟一样，都是在或伤或病的情况下，幸运地被灌阳的老百姓冒险救下。

　　然而，被救下的红军毕竟只是少数。据灌阳县统计，1934年红军在灌阳战斗期间，至少牺牲了6000多人。而那些没有牺牲在战场的伤病员，在与主力部队失散后，不得不面对凶残的反动民团和地方势力，大部分最终没能逃脱敌军的残杀。今年9月，广西灌阳县在新圩镇酒海井打捞出的人骨遗骸，其真实身份，就是下立湾战地救护所里被反动势力残害的红军重伤员。

　　酒海井

　　酒海，指的是一种大型盛酒容器。酒海井，位于灌阳县新圩镇和睦村，井口直径约2米，上小下大，因其形取名“酒海井”。灌阳县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余旭生告诉记者，酒海井看似是井，其实是个溶洞，下面与暗河相通，谁也说不清它形成于何时，也没有村民知道它到底有多深。

　　除了深不见底，关于酒海井，当地百姓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红军战士曾在这里被沉井。这无疑是个惨烈的故事，然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这个当地人人皆知的故事始终没有得到证实。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去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节点。据灌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恒志介绍，牺牲在灌阳的红军烈士有6000余名，当年战斗后很多烈士的遗体都被当地百姓自发收敛，就地掩埋。近年来，为告慰先烈英魂，灌阳当地一直致力于寻找散葬红军遗骸。截至2016年9月，通过走访老红军家属、查找回忆录、广泛搜集群众线索，以及实地调查，灌阳县境内发现了40多处规模较大的阵亡红军遗骸散葬地，累计散葬的红军遗骸达2560具。

　　去年9月28日，灌阳县在新建成的酒海井红军纪念园举行迁葬仪式，将第一批散葬红军烈士遗骸迁入纪念园。酒海井那时尚未发现实物证据，在这里表达对红军烈士的缅怀之情，是因为2003年灌阳县在这里竖立了酒海井红军烈士纪念碑。而此次举行迁葬仪式的酒海井红军纪念园，建设于去年。在这个紧邻酒海井的纪念园，第一批烈士的遗骸终于得以安息。然而，当周恒志看到酒海井，他又想起了那个广为流传的说法，终年不见天日的酒海井里，是否有可能寻找到红军烈士的遗骸？

　　他想试一试，可是，这个工程太艰巨了。摆在面前的第一个困难是，百姓的传言能当真吗？灌阳县决定，先重新核查史料证据。于是，工作人员一边走访新圩附近的村民，一边再次梳理史料。有心人，天不负，两边的努力都有了令人欣慰的发现。

　　酒海井附近的不少村民证实，上世纪70年代，灌阳大旱，村民们曾从酒海井抽水灌溉，巨大的用水量使得酒海井里的淤泥裸露了出来。为了继续抽水，有村民进入井内清淤，结果发现淤泥里竟然有骨头。

　　住家紧挨战地救护所旧址的村民蒋仁贵，就是当年进入井里的人之一。今年已经89岁的他告诉记者，当时曾摸到人的脚部骨头。只是当时他和很多人一样压根没有想到，这些骨骸就属于他儿时见过的那些红军战士。1934年红军路过灌阳时，蒋仁贵才6岁，他记得自己家前面的祠堂里住满了年轻的红军伤员，除了极个别人偶尔到院子里活动，其他人都是重伤根本动不了。乡亲们见红军可怜，有时悄悄送去一些吃的喝的。伤员们在祠堂住的时间很短，最多不超过10天。可是，当记者问到这些伤员们后来去哪儿了，当年才6岁的他并没有任何具体的印象，他现在知道的，也是后来村民们流传的说法。

　　让传言变得更为确凿的，还是灌阳史志部门留存的史料。1983年，灌阳史志部门征集党史资料时，曾经有一位老红军口述称亲眼见证了红军被沉井的悲剧，这位老红军就是红5师14团的刘来保。文东柏告诉记者，刘来保负伤后，曾在下立湾的战地救护所住过，等伤势稍微减轻自己能动弹时，他就离开了战地救护所试图追赶大部队。可惜，他的身体实在太弱，最后还是昏倒在了酒海井附近的山上。此时的刘来保还不知道，他万幸地躲过一劫。那天傍晚，当他在昏迷中醒来时，眼睁睁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民团和地方势力“用棕绳捆住伤员的头和脚，用木杆子抬到酒海井，一个个丢下去，好几天后，井里还有人在喊叫……”那些伤员，正是他刚刚离开没多久的战地救护所里的重伤战友。他流着泪想去救人，可负伤的他好几天水米未进，连动一动的力气都没有。后来，还是新圩附近的两位老人家在山上发现并收养了他，他才得以活命。

　　多方线索互相印证，红军遇难的历史事实应该可以确定了。可是，寻找遗骸的行动，还缺乏必要的技术条件。

　　烈士入土

　　周恒志告诉记者，若真要寻找遗骸，必然涉及科学打捞、鉴定身份等专业问题，不能蛮干，但县里从来没跟这样的专业人员打过交道。也是巧了，今年4月，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的“湘桂古道”考古团队正好来到灌阳，闲谈之间，周恒志跟他们聊起了寻找酒海井红军遗骸的想法，没想到，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珍研究员最擅长的领域之一就是水下考古，早在1989年，他就接受过潜水训练和水下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培训。更巧的是，李珍就是灌阳人，对于牺牲在家乡的红军烈士，他有特殊的感情。双方一拍即合，寻找红军遗骸的事很快列上了日程。

　　4月开始，灌阳县一边进行更多的准备工作，一边观测酒海井的水位。每年4月至9月是当地的丰水期，而酒海井所处的位置几乎是灌阳县地势最低的地方，打捞必须选在水位较低的枯水期。幸运的是，今年8月开始，灌阳的雨季慢慢过去，水位开始下降。

　　8月13日，灌阳县正式启动了酒海井红军烈士遗骸的勘探打捞工作。据余旭生介绍，起初他们试图通过潜水的方式直接勘探，但当李珍和同事们潜入水中后，很快发现，井下地质复杂，井内通往地下河的洞口也被淤泥和石块堵塞了，勘探完全无法继续。

　　打捞工作一度停滞，直到8月31日，外地一家潜水俱乐部的潜水专家听说了酒海井勘探打捞遇到的困难，便主动派人前来帮助。他们潜入井内勘探后，建议先行清淤，再进行打捞。于是，一个新的勘探打捞方案开始执行，9月1日，灌阳县委宣传部牵头，组织民政、武装、消防、水利和供电等多个部门，开始组织抽水。9台抽水机分别放置在酒海井井口以及井底地下河在山的另一侧的出口处，昼夜不停地运转。终于，9月9日，井口下方十多米处的淤泥露了出来，消防官兵和村民们小心翼翼，把淤泥一点点地往外清出。

　　直到这个时候，对于井内能否打捞到红军遗骸，灌阳县工作人员都没有确定的答案，用周恒志的话说，“心里没底，毕竟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井底也不是封闭的。”但他自始至终都坚持做这件事，“为了让红军英烈安息，更为了传承长征精神。”

　　事情的发展之快出乎周恒志的预料。9月12日上午，清理到淤泥下方约3米时，一个回水湾处，赫然出现了一块人体骸骨。因为浸泡的时间太长，骨头已经发黑了。随后几天，更多的骸骨陆续被发现。余旭生说，最让他震惊的是遗骸旁有打结的棕绳和石块，其中一具相对完整的遗骸，被发现时骸骨上甚至还裹着当年捆绑的棕绳。

　　截至9月15日，大量的人体遗骸已被打捞上来。尽管种种证据都将这些遗骸指向83年前的红军伤员，可是，他们的身份确定，最终还需要科学鉴定。

　　很快，李珍及其邀请的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李法军带领的研究团队，开始对骸骨进行清洗、分类、修复和身份鉴定。9月17日，专家团队得出结论：清理出的人体遗骸至少有20具；可确定遗骸均为男性，年龄在15岁至25岁之间；个体身高在1.37米至1.63米之间，体重未超过55.67公斤，骨骼整体发育较弱；一例颅骨上有明显的外力创伤痕迹。此外，骨骼与棕绳、石块等遗物均有明确的埋藏学共出关系。

　　年龄、性别、身体发育情况、创伤情况，甚至棕绳和石块，都与口述史料、当地村民的回忆相吻合，这也就意味着，这批遗骸的身份，确实是83年前遇难的红军烈士。

　　惨烈的历史终于被证实了，可是，这些红军烈士究竟属于哪一支部队？对此，文东柏表示，目前只能根据党史资料判断，他们是下立湾战地救护所里的重伤员。这个救护所是红5师所设，这些烈士很大可能隶属于红5师，也就是打响湘江战役第一场阻击战的部队。但也不排除一些烈士是后来在灌阳新圩附近作战的红6师18团和红五军团红34师的战士。可以确定的是，这些红军烈士一定是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在灌阳战斗过的英雄。

　　遗憾的是，这些红军烈士姓甚名谁，来自哪里，目前依然无从知晓。不过，据余旭生介绍，酒海井红军烈士遗骸的消息公开后，已经有福建、江西的多位红军后人来信“寻亲”，希望对烈士遗骸进行DNA比较鉴定。“我们已经提取了烈士遗骸的DNA信息，目前正在进行鉴定，尽管概率小得微乎其微，但我们还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为这些无名烈士找到亲人，让他们真正地回家。”

　　9月24日，我国第四个烈士纪念日前夕，打捞自酒海井的这批无名烈士遗骸被安葬到了酒海井红军烈士纪念园中。

　　83年前，从8.6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的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共产党人终于认识到“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恶果，从黎平会议到遵义会议，红军长征终于迎来新的转折点。83年过去了，为红军突破湘江付出性命和鲜血的这些红军烈士终于远离黑暗阴湿的井底，入土为安。他们的姓名或许永远无人知晓，但他们的英魂和功勋将与那场发生在桂北大地上的血战一起，永远被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