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町时代日本禅宗文化的发展情况：五山制度的确立

　　室町时代，由中国传入日本的儒学式微，而禅学儒学就在这时候发展起来，这主要还是因为武士阶级的支持。日本的五山禅学制度就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而相应的，五山文学也在这时候发展起来了。究竟日本室町时代的禅宗文化发展情况如何呢？

　　14世纪末到足利幕府掌权，日本社会进入相对的政治安定期。此为室町时代。新佛教运动的不断涌现，在此期间似乎沉寂下来。统治者有鉴于之前阶段的宗教动荡，开始着手整顿佛教。从寺院经济的状况来看，室町时代的佛教庄园经济已经规模不再，甚至多有崩溃，不再像以往那样威势逼人。

　　各个宗派的发展状况：武士阶级所支持的临济禅开始发展壮大——从中国学习来的五山制度已经确立。在鎌仓和京都都有禅宗的五山。鎌仓的五山以建长寺和圆觉寺为中心，京都方面则是南禅寺。梦窗疏石（1275-1351）是日本五山制度的奠基者。五山制度，原型在中国。形成于中国南宋时，全称为“五山十刹”。

　　【最初出现于五代时，吴越王钱镠以官家命令要求江南佛教统一为禅教。及至南宋偏安江南，禅寺进一步大头。宋宁宗时，皇帝颁布诏令禅院等级正式确立。五山有兴圣万寿禅寺（浙江杭县径山）、景福灵隐寺（浙江杭县灵隐山）、净慈寺（浙江杭县南屏山）、景德寺（浙江鄞县天童山）、广利寺（浙江鄞县阿育王山）。十刹指中天竺山天宁万寿永祚寺（浙江杭县）、道场山护圣万寿寺（浙江吴兴）、蒋山太平兴国寺（又称灵谷寺，江苏南京）、万寿山报恩光孝寺（江苏吴县）、雪窦山资圣寺（浙江鄞县）、江心山龙翔寺（又称江心寺，浙江永嘉）、雪峰山崇圣寺（福建闽侯）、云黄山宝林寺（浙江金华）、虎丘山云岩寺（江苏吴县）、天台山国清忠寺（浙江临海）。】

　　日本的五山制度，主要指传入的日本的禅宗的寺院等级结构，各禅寺与其各支派在社会当中的僧团等级制度。

　　【日本五山，亦称扶桑五山十刹。其初立于镰仓末期，至室町时代，机构整备。十刹制定较五山制度略晚。历应四年（1341），足利直义设定五山十刹。至德三年（1386）定南禅寺在五山之上，并于京都、镰仓各别设立五山十刹。京都五山，指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十刹则有：等持寺、临川寺、真如寺、安国寺、宝幢寺、普门院、广觉寺、妙光寺、大德寺、龙翔寺。五山十刹，仅指禅宗内部的寺院等级结构】

　　禅入日本，不仅带去新的宗教派别，更带去了当时中国（明代）的文化艺术，比如汉诗和儒学。新的文化源流的引进，使得日本社会中的文化空气活跃起来。当时被称为五山文学。

　　【五山文学，意即文化学术。始于一山一宁赴日（正安元年/1299）当时的镰仓末期，至室町时代而至繁荣。一山一宁属临济宗，其禅教受北条、足利两氏之保护而建立大寺院。室町幕府时期共计270年（1334～1603）。这一期间，名僧赴日，日僧入宋，不绝于途。就中国诗歌言，先崇白居易，后改崇苏轼与黄庭坚；汉文文体则弃六朝骈丽而转尊古文若韩愈、柳宗元辈。宋代的道学与水墨画也在此期传入日本并产生影响。一山一宁门下有虎关师炼、雪村友梅、中严圆月、梦窗疏石，梦窗门下则有春屋妙葩、龙湫周泽、义堂周信、绝海中津、古剑妙快等，活跃于日本南北朝时代(1333－1392)。室町时期(1392-1573)有惟肖得岩、江西龙派、太白真玄、心田清播等合称四绝。文学家则以瑞溪周凤之门下横川景三、景徐周麟、彦龙周兴及策彦周良等为着。又关于和训与抄物，继岐阳不二之后有桂庵玄树、文之玄昌、江西龙派、瑞溪周凤、桃源瑞仙、万里集九、笑云清三等甚为活跃。又因禅僧应各地之请而远离京都，四处讲经说法，遂奠定江户时代汉学勃兴之基础。】

　　室町时期的禅宗文化，从建筑以金阁寺和银阁寺为代表。可以见到当时流行的是某种纤巧、细腻而敏锐的美学。作为绽放禅之花朵，也可以在绘画、庭院、茶道、花道等等都可以见到自然和质朴的艺术精神。禅文化当然不只是美学意义的，它也更具宗教精神超凡脱俗。临济宗的大德寺和妙心寺，在当时也以其严格的修行法，令整个日本为之称叹。佛教的发展，意味着禅的精神进一步向民间生活深入。日本禅的民间化，以一休学纯（1394-1481）作为代表。一休的禅属于大德寺一系。一休和尚，可不是我们中国从日本儿童电视剧上接受的那个形象。历史上的真实一休，是一位临济奇僧，其生期在1394～1481年间。法名宗纯，字一休。相传为日本后小松天皇的儿子。六岁出家，初于建仁寺习诗文，后至近江（滋贺县）坚田之华叟宗昙处参学，其开悟得其印可后，放旷自任，四处漫游，居止不定。其好咏狂歌，不拘威仪，又善书画，广交世间，随方宏法，其贡献在把禅院僧团的一种生活态度，引向民间大众。他81岁时成为临济宗大德寺的坐主，他把茶道引入大德寺，当时形成与其他禅寺不同的风格。

　　从社会政治方面看，室町时代，是“下犯上”(犯上作乱)的时代。各国的守护大名权力膨胀，开始无视以往的中央权力。被称为“公家”的天皇，明显地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了。各地的农民和新的市民与商人（合称町民）为了自保，纷纷建立自己的武装。与此相仿，佛教寺院，尤其那些有经济实力的寺庙，也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在一些地区，例如北陆等地（今天的本州中北、东北部），农民们借助宗教的力量组织起来，以念佛为契机而结成佛教团体。因为是一地一区建立起来的，与本乡本土有更深的亲缘关系，涵盖了家族的、地缘的社会结构，席卷了整个地区的普通农民。这一广泛的民众基础，使其以宗教形式展现强大的政治力量。在有的地区（比如本州中部与北部），像真宗这样的佛教团体，甚至强大到可以驱地方官和豪族（守护和大名）的地步。在京都信奉法华教的日莲宗也强大到到可以揭竿而起，这样的社会政治运动，日本史上称作“一揆”运动，也就是“造反”或“起义”的意思。

　　这各社会动荡当中，佛教各个宗派。都意图向民众中渗透传播，建立自己的组织结构。从教义发展看，它们都更进一步有意识地把外来的诸神只，与各地方原来的原始宗教神灵，尽可能地结合起来，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相互融合，发展创造了日本特色的宗教文化。文化史上称为“神佛习合”（神，指神道）。这一社会宗教形态的发展，也把来自印度的、经过中国消化的密教仪式——加持啦、咒诵啦、手印啦等等都带入了民间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