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墓的“孔子屏风”其实是穿衣镜？

　　海昏侯墓出土的孔子屏风上不仅绘有孔子图像,还附有介绍孔子生平的文字。

　　海昏侯墓出土的系列漆器“孔子屏风”，被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孔子像载体，为研究孔子的真实面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这组屏风构造特殊，不是单纯的漆木材质，漆木板的背后还有一块同等长宽的铜背板。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却认为，这可能不是屏风，而是一组铜镜。

　　想来海昏侯墓家喻户晓，与出土大量黄金和所谓 “孔子屏风” 有关。金灿灿的黄金，那是毋庸置疑了，可屏风呢，是屏风么？千篇一词，有点铺天盖地的气势，屏风容不得有疑。

　　其实闻知出土屏风的报道时，心中多少生疑，主要是觉得它的规格似乎小点。整体高度不足1米，虽不算太低，在人处坐姿时勉强可以遮挡，但宽度更窄，很难遮蔽住人体。后来又想到，一座漆木屏风，为何背面要用平光的铜板作衬，为的是增加它的强度么？

　　这铜板的用处，应当与加固无关，也没有这个必要。如果想要更加坚固，可以直接增加木板的厚度，而不必额外贴上一块铜板，这铜板一定另有来头。于是，就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这一组复合构建并不是屏风，而应当是铜镜。那铜板不是背板，不是陪衬，它是主角。

　　西汉时期真有这么大的铜镜，而且还是一块方镜？列位看官可能有了点天方夜谭的感觉，这样的颠覆性说法，太唐突了吧？

　　这个推断并非没有依据，其实这样的铜镜，考古过去就有发现。

　　1980年山东淄博窝托村南西汉齐王墓五号陪葬坑中，出土一件大型矩形铜镜，现收藏于山东省淄博博物馆。镜长115.1厘米，宽57.7厘米，厚1.2厘米，重56.5千克。方镜背部有五个环形弦纹钮，每一环钮基底饰柿蒂纹，镜背饰有夔龙图案。发掘者推测这件大型铜镜要用柱子和座子支撑，镜背面和边上的钮可能就是与柱子和座子固定时用的（《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2期）。

　　对比齐王墓的方镜，与刘贺 “屏风” 上的铜板并无太大区别，只是体量更大。所以仅以大小而论，大刘的这块铜板可以是铜镜。齐王方镜只存镜面，镜框之类的附件没有保存下来，这次刘贺墓的发现可以与之互证。

　　诸多疑问在心头，最近因为受海昏侯墓考古队杨军队长之邀，有幸目睹了许多出土品，也见到此 “屏风” 真身。现场与漆木器考古专家吴顺清老师也有交流，我提出了自己的初步判断，得到他的认可。此行坚定了自己的认识，真得感谢杨吴二位的关照。

　　非是屏风，疑为立镜，对于刘贺 “屏风” 具体解构如下：

　　镜架 由出土现场图片就可以观察到，镜架主体为方框形，以稍厚实的方木合围，中间嵌置镜面和镜背。镜架四周或有雕饰漆绘。镜架当立于镜座之上，镜座形制尚不明了。

　　镜面 那个被称作屏风背板的铜板，就是镜面。镜面方形，以铜铸磨成型。镜面硕大，高80-90厘米，宽50厘米上下。这样的镜面不可谓不大，但较之年代更早的齐王镜，还只能屈居第二。

　　镜背 镜背为漆木质，绘有孔子及弟子画像，书写孔子及弟子生平事迹。

　　镜掩 镜架上安装有活页，是镜面附加的开阖遮盖设计，遮盖体也是漆木材质，其上依稀可辨认“衣镜”“佳以明”等字样。

　　镜铭 汉代铜镜，多兴加铸铭文，寓情喻意。刘贺之方镜，如有铭文，当随西汉后期风尚，书写镜之用途用义，而且非常文学化。镜铭书写的位置，由于发现的背板没有见到相关文字，或即镜掩上“衣镜”“佳以明”等字样。

　　试举几例西汉后期镜铭：

　　洛阳方格规矩四神镜：“福熹进兮日以前。食玉英兮饮澧泉。驾交龙兮乘浮云。白虎引兮上泰山。凤凰舞兮见伸仙。长保命兮寿万年。周复始兮八子十二孙”。（《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2期）

　　另一方格规矩四神镜：“昭是明镜知人请。左龙右虎得天菁。朱爵玄武法列星。八子十二孙居安宁。常宜酒食乐长生兮”。（铃木博司《方格规矩四神镜图录》24图）

　　又见四神镜：“角王巨虚辟不详。仓龙白虎神而明。赤鸟玄武主阴阳。国宝受福家富昌。长宜子孙乐未央”。（罗振玉《古镜图录》中3图）

　　西汉晚期铜镜纹样开始大量出现四神图像，上述数镜不仅铭文中有四神，同时也有四神造像。报道说，有一些漆木构件上的动物纹样，可能与这 “屏风”有关，其中可能就有四神。刘贺方镜附件上是否会出现四神，也是可以期待的。

　　镜名 刘贺方镜如何称名，也是可以讨论的。因为出土位置是在主椁西室门口附近，应当有避邪的用意，或者可以认作是守门驱邪镜。又因为镜面硕大，日常可作正衣冠之用，也可以取用一个现代用语认作是穿衣镜。

　　镜之义，在汉代人而言，不仅照容面理衣冠，它还被赋予了太多的含义。可以排遣相思，可以追求富贵，可以长宜子孙，可以驱邪避灾，再想得高尚一点，可保国泰民安。如长沙出土圣人镜，铭曰：“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祥。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裳元吉，有纪纲”。（长沙211号墓，《长沙发掘报告》，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