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赴欧中国劳工：法军总司令赞

　　照张相片邮寄给国内的亲人

　　扛着炮弹的中国劳工

　　“一战”期间，尽管中国已经对德宣战，但没有派遣一兵一卒、一枪一械前往欧洲战场；而另一方面，有超过14万的中国劳工以非战斗人员的身份出现在法国。值此战火纷飞的年代，这些来自中国的劳工在异国战场上付出了辛勤的汗水甚至生命，而这也为后来中国成为战胜国增加了些许筹码。“一战”百年之后，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招募：华工奔赴异国

　　某种程度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就是“欧战”。激战数年后，欧洲各主要大国都尽显疲态，陷入了兵员锐减、劳力奇缺的窘境。为此，协约国集团的英法两国将目光投向了遥远而贫穷的中国，他们企图借用这个远东大国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来从事各种战争后勤工作，以便让更多的本国青壮年走上战场，搏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收到这一信号后，当时的北洋政府也是左右为难，其担心不参战的话，将来和会上无一席之地；参而不战的话，势必又受到协约国集团的责难。几经思虑后，“交通系”首领、原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制定了一个妙计，那就是“明示中立、暗示参加”，途径是“以工代兵，赴欧参战”。这样的话，如协约国战胜，则功在北洋政府；如协约国战败，则罪在商人。

　　在此方针指导下，中国外交部和法国政府于1916年5月创建了一个名为“劳工海外输出公司”（即惠民公司）的招聘机构，其中法方招工团由其军方指定的退役少校陶履德负责，中国方面则以梁士诒、叶恭绰为正副首领，对外以交通银行经理梁汝成为全权总代表。

　　随后，一场大规模的劳工招募运动在中国大地上悄然拉开。据事后统计，从1916年8月到1918年11月，中国共派出超过14万人的劳工前往欧洲，其中英方管理下的中国劳工约10万人，法方管理下的约4万人（除此外，俄国也招募了约5万华工）。这些华工，主要来自北方（尤以山东人为主），此外也有来自湖北、江苏、湖南、安徽、上海甚至香港的。

　　由于报名人数众多，外方对华工的选拔非常严格，凡患有肺结核、眼病、性病及牙病等疾病的申请者均被拒绝。之后，被选中的华工与英法当局签订一份3年到5年的合同，合同注明大致的工作范围及报酬（劳工领一半，另一半发给国内家人）。就待遇而言，赴欧劳工比晚清时前往美洲修建铁路而饱受压榨的同胞似乎要好得多，他们在上船前，先要经过消毒洗澡，之后发放统一制服，其中包括印有编号的外衣、裤子、腰带及内衣、草帽及鞋袜等。此外，每人还发放一个装有毛毯、铺盖、水杯和铁饭碗的工具包，一切都是标准化的。

　　离开中国前，入选的华工被集中在威海等地进行简单的军事训练，等待海轮来接。由于当时地中海受到德国潜水艇的威胁，首批华工约800人从青岛出发，乘坐法轮从好望角绕道前往欧洲，其间历时三个月才到达法国马赛。之后，鉴于德国“无限制潜水艇战”范围的不断扩大，赴欧路线改为经太平洋到加拿大温哥华，之后乘火车穿越北美大陆，再横渡大西洋前往英国，最后转往法国。在战争的阴影下，华工们在离开祖国那一刻起即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他们的运输船在接近英法作战海域后，随时都可能受到水雷或德国潜水艇的威胁。其间，德国潜艇在1917年2月24日击中其中一艘邮轮，船上543名华工全部葬身大海。

　　无名者：欧洲战场上的“工蚁”

　　当第一批中国劳工抵达法国马赛港时，法国某报纸即在其头版新闻上兴奋的描述道：“这些华工是通过仔细挑选招来法国的。他们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北方。他们比安南人更加能忍受我们国家的气候。另外，医疗体检报告结果认为绝大部分的华工身体健壮，这对我们国家继续在那儿招工是一个好消息。”

　　按事前的合同约定，中国劳工是“以工代兵”，并不参战，但执行过程中却并非如此。最初，法方管理的中国劳工多被安排到军工企业或其他重要工业企业如施奈德公司、雷诺公司等，有些则在港口服务。英方雇佣的华工则多用于替代被派往法国的英国码头工人和运输工人，如此一来，那些英国工人就能回到本国继续从事他们的职业。

　　但是，在中国对德宣战后，英法当局对中国劳工的工作安排陡然生变，他们中的很多人被送到了危险的工作场所，如一些为法方服务的中国劳工被派往前线掩埋战死者，有些劳工还承担了向前线运送弹药甚至挖战壕等“准军事”工作。如此，即使这些劳工不被看作“战斗人员”，但其中的危险可想而知。

　　英国方面的中国劳工更是如此，他们几乎全部被投放到前线。从挖战壕到修工事、从野战救护到掘埋尸体、从筑路架桥到解运粮草弹药，华工从事的都是最艰苦繁重的工作。据中国劳工第十三营的随行翻译张邦永回忆，他们被英军派往法国东北边的阿拉斯挖战壕时，事实上已在敌人的步枪射程之内，有些地方与敌方战壕的距离不过50米；直到中国劳工挖好战壕后，英国兵才进入阵地，换言之，劳工们被顶在了最前线；有一次圣诞前夕，德国坦克突然袭击，英国兵全跑了，他们险些被包围。张邦永这批人还算幸运的，在法国皮卡第的一场战斗中，很多修缮战壕的华工们即死在战火之下。

　　尽管中国劳工付出了辛勤的汗水甚至生命，但欧洲人对他们的评价却迥然相异。其中，一些人认为中国劳工吃苦耐劳，适应能力超强，十分可靠。如英国记者韦克菲尔德就说：“每一位华工都是顶呱呱的多面手，能忍难忍之苦，工作风雨无阻、冷热不惧。他们善于学习，对英国远征军的各种工作需求，都能应付自如。”英国陆军部也在一份报告中说：“中国劳工是所有外国劳工中最优秀的。……大多数劳工都能熟练地工作或说能很快掌握工作技能，而且他们一直都在铁路、兵工厂和坦克车间高效率地工作。”法军总司令福煦也在写给法国总理的信中说：“（华工）是非常好的劳工，他们可以成为最好的士兵，在炮弹的狂射之下他们能保持很好的姿态，毫不退缩。”

　　但是，也有一些欧洲人带着种族主义的优越感看待中国劳工，他们甚至轻蔑的表示：“当黑鬼、中国佬不工作时应被监管起来，在他们被合理使用时就不会引起什么麻烦。他们花样很多，但是既不会知足也不会犯下暴力的罪行。他们很顺从、很听话。”某英国日报也这样评价受雇于英方的中国劳工：“不论他们实际几岁，每个人的心理年龄都不会超过10岁。”

　　在中国劳工方面，由于英法当局违背了之前的合同约定，其生活条件之恶劣，工作条件之严峻，加上身处异国，语言不通，他们的失望、苦闷与愤怒可想而知。在此情绪下，中国劳工在1916年至1918年间至少爆发了25次骚乱和罢工，以求改善自身待遇与地位。

　　遣散：或死或归或留的中国劳工

　　经历了两年甚至更长的战火洗礼后，“一战”终于在1918年底宣告结束。据统计，英方监管下的中国劳工在停战时约96000人，其中8万人仍在继续工作，从事填平壕沟及破损的路面、或将先前运到前线的大量物资重新装船运回英国等工作。这些劳工，大多待到1920年左右才被遣送回国。而在法国方面，中国劳工直到1922年才得以回国。

　　回国前，一些劳工获得了英方颁发的“一战胜利纪念章”，这枚直径3.6厘米的铜质印章正面铸有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头像，背面则是手持利剑、骑在一匹奔腾战马上的赤身战神，马蹄下还踩着骷髅及飞龙怪兽的盾，表示敌人必然失败。这枚制作工艺精致细腻的纪念章，至今仍有保存。

　　1919年9月，首批中国劳工在完成任务后开始启程回国，他们仍旧按照来时的路线返回，即先乘海轮到达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之后坐火车横穿美洲大陆前往温哥华，最后横渡太平洋归国。遗憾的是，由于战后国际汇率的急剧变化（尤其是法郎的贬值），加上劳工们的薪水被大量地汇入中国兴业银行，而后者在战后因资不抵债而导致很多劳工未能将薪水取回。如此，经过数年的磨难后，很多幸存的中国劳工在经济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善。

　　当然，能够安全回国的劳工还是幸运的，毕竟他们活着回到了故乡。与他们一起同赴欧洲的劳工中，大约有一万人死在了这场他们也许从来没有理解过的战争中。在英国加莱省的胡明冈和波特尔、法国滨海的努瓦耶尔，英法当局都修建了葬有大量华人劳工的公墓，每年的“一战”纪念日，当地的中英、中法友好协会都会去祭奠那些永远长眠于异国的同胞。

　　除此外，还有数千华工留在了战后劳动力严重匮乏的法国，一些人与当地女子结婚甚至又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中，一位名叫朱桂生的华工与法国姑娘巴蒂斯特相爱结婚，并在“二战”中加入法军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侵略。2002年春，这位来自江苏丹阳的老华工以106岁的高龄在法国拉罗谢尔市仙逝。事后，当地报纸评论说：“他的辞世，标志着一段历史的结束。”（金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