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录像厅的气质，是彼时社会触角的延伸

　　　　录像厅的气质，是彼时社会触角的延伸

　　作为公众场所，录像厅的确有一些“混乱”气质，但它与过去年代的其他公众场所一样，不过是社会的触角延伸。录像厅的繁荣与消失，也是时代变革的一种折射。

　　录像厅攒下了香港导演在内地的人气

　　吴宇森的《英雄本色》重映，有人撰写了当年在录像厅看此片的记忆，引起不少共鸣，有过录像厅彻夜观影经历的人，不仅面带微笑、心领神会，想起孤独无趣同时又情怀激荡的青春。

　　在影院里，抱着对《英雄本色》的敬仰，去了《正义联盟》的影厅，这种擦肩而过的滋味挺特别。没有选择看大银幕版的《英雄本色》，是不愿意破坏这部电影留下的完美印象。如同当年在录像厅看画面倾斜、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泰坦尼克号》带来的投入与快乐，后来看大银幕时却找不到了。

　　录像厅是1980年代在全国县城遍地开花的。最好的一家录像厅，往往开在县城电影院的旁边。电影院的新片往往半个月也来不了一部，但录像厅却可以“四片连看”，慢慢的电影院的生意就不好做了，观众大都被吸引进了录像厅。

　　录像厅播映的香港电影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警匪英雄片，一种是邱淑贞、叶子媚等主演的言情片，一种是林正英、午马等主演的恐怖片。今年是林正英去世20周年的日子，不少电影APP还专门制作了纪念专题，集中推出他主演的电影。

　　如果常泡录像厅，一年下来也会觉得无片可看，但正是这些香港电影工作者创作的作品，成为打发时间的最佳娱乐选项，就算多看几遍也不会厌。不客气地说，香港导演北上之后拍摄的作品之所以在气人的同时仍有人气，很大程度上是录像厅时代积累下来的。

　　录像厅曾经是流行文化的一个通道

　　提到录像厅，除了会激起一些影迷的美好回忆外，也会有人想到当年录像厅曾发生的一些负面事件，比如打架斗殴，甚至被斥为“盗版、媚俗、凶杀、色情的温床”。作为公众场所，录像厅的确有一些“混乱”气质，但它与过去年代的其他公众场所一样，不过是社会的触角延伸。录像厅的繁荣与消失，恰好也是时代变革的一种折射，既有经济层面的，也有文化层面的。

　　从文化意义上看录像厅，会发现它在二十年的存在时间里，承载了无数年轻人对于娱乐的渴望。录像厅繁荣的时代，恰恰也是年轻人过多精力无处释放、寻求不到娱乐寄托、整体困惑迷茫的时代。录像厅以及当年的台球厅、歌舞厅、游戏室构成的“三厅一室”，它们所制造的“社会问题”只不过是一种夸大，反过来看，它们在帮助消弭社会问题上的作用更为明显。

　　在信息流通渠道阻塞的时代背景下，录像厅是流行文化的一个通道，通过录像厅播映的作品，无数年轻人观察并感受到了“窗外”的人文与风景。录像带与碟片，在过去的确也把一个繁华、充满想象力与活力的香港，完整地搬运了过来，在观众满足于故事的同时，这些故事也在激发他们对外界的好奇与想象，这种内在情绪，也成为不少人走出原地、追求更好生活的动力。

　　在八九十年代港台流行文化广泛影响内地的潮流中，录像厅是一个重要组成。香港电影那时流入内地，尽管在作品质量上泥沙俱下，但观众仍然能从中分辨出有价值的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无形当中也影响了无数人的生活方式与人生目标。

　　当现在的年轻人通过宽带与高清屏幕，可以在家里就轻松选择海量画面优质的电影进行观赏时，只会觉得这是很轻松很日常的娱乐。其实当年的录像厅所提供的，也不过是一种很轻松而日常的娱乐而已。如果寻找变化，那么最大的变化就是，现在人人都可以把过去的那间录像厅，搬到自家客厅或者卧室里。 □韩浩月(文化评论人)

　　■ 作者说

　　我曾是个“录像厅老板”

　　出于对“录像厅老板”这个身份的推崇，我在1990年代末VCD几乎快要普及多数家庭的时候，在县城一条还算繁华的街道开了一间录像厅，附近的影迷闻讯而来，每天一开门就早早有人前来占座，偶尔也会遇到满场的喜人情境，但后来慢慢地还是人少了，能固定到录像厅看片的观众，多是出于一种习惯，寻找一种气氛。

　　录像厅一定是烟雾缭绕、PM2.5严重超标的。录像厅一定是顺带着卖香烟、瓜子、火腿肠、通宵营业的。录像厅一定是老板换片慢了或者碟机卡了观众把长凳捶得震天响的。还有，如果总放老片大家一定会提出“换新片”的呼吁的……

　　对于短暂的开录像厅的生涯，记忆最深刻的是上午九十点钟开门打扫卫生，街道上没多少人，显得空空荡荡，洒水车这个点刚刚经过，在路面上留下一个个水洼。为了给冷清的县城早晨制造出一点声响，总会拧开音箱，放一张碟片权当工作时的背景音，那时候放得最多的一张碟片，正是吴宇森的另外一部代表作《喋血双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