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艺术家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凄凉

　　疫情中的艺术家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凄凉

　　◎王纪宴

　　近日，多个国家宣布了恢复演出的打算。文旅部要求，剧院等演出场所恢复开放，观众人数不得超过剧场座位数的30%。这让国内演出行业看到了希望，但是在单场观众规模受限的情况下，演出方需要为重启拿出耐心和理性的决策。

　　过去3个多月现场没有演出的日子里，艺术家和观众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艺术家职业生涯戛然暂停，观众进不了剧场，大家不得不将互动的方式转战到网上。破冰在即，彼此都需要恢复元气，以及在疫情尚未完全结束时鼓起相聚在一起的勇气。

　　北青艺评对话音乐评论家王纪宴，讨论特殊时期艺术家和艺术行业发生的那些前所未有的话题。

　　对话人：王纪宴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

　　　　“应景”不是问题 水平不行才是问题

　　北青艺评：疫情期间，没有线下演出之后，出现了很多网络传播的古典音乐“作品”，比如乐团无观众演奏，艺术家以鼓舞抗疫士气为出发点的演奏。还有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像外国音乐家用自己擅长的艺术本领在居家时的怡情或者游戏。另外还有各乐团、音乐厅、歌剧院将音视频资料上线。

　　对种种非常态之下的古典音乐互联网生态，您怎么看？

　　王纪宴：我的思维和习惯属于比较传统或者保守的，这种“非常态之下的古典音乐互联网生态”，虽然我也都能看到，却并不被吸引，而且，从内心里也不认同其意义和价值。

　　对于我而言，迄今为止音乐存在的两大方式是现场演出和唱片，后者准确地说是“录制音乐”（recorded music），包括唱片、DVD，也包括存在于网络的音频和视频。

　　疫情暴发至今，在视频中看到的最有影响力的无观众乐团演出，当属柏林爱乐乐团与其前任总监西蒙·拉特爵士的音乐会。尽管很多人为那场特殊的音乐会而感动和赞叹，但我从这场音乐会中感受到的只有悲哀和无奈，还有一种因为观众缺席而始终弥漫的不真实感和虚幻感。

　　像郎朗、穆特这样的着名音乐家将自己在家中演奏的视频给大家看，作为一种艺术行为，有鼓舞士气的作用，也很亲切，但那并不是音乐作为一种精神食粮的“常态”，因为这样的演出是“偶尔为之”的。而作为常态存在，为热爱音乐的人们提供日常精神食粮的，在当前，是“录制音乐”，那些在一个多世纪之内由无数伟大的音乐家和乐团在音效优良的音乐厅、录音棚和教堂录制的曲目浩瀚的作品。

　　北青艺评：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疫情”产物，一些乐团也因应形势生产了一些“应景之作”。这类作品大家往往不是很看好，总觉得会先天不足。

　　王纪宴：关于疫情期间的“应景之作”，应该说，“应景”本身并不是问题。事实上，在音乐史上有一个强大的“应景传统”，很多伟大的作曲家都写“应景之作”，其中也有不少在“应景”之后仍具有不朽价值的杰作，如亨德尔的《皇家焰火音乐》和《水上音乐》。甚至贝多芬的《庄严弥撒》这样宏大的震撼之作，起初也是应景之作，是贝多芬为他的学生鲁道夫大公的就职典礼创作的。但应景之作如果本身的艺术水平不够高，那就连眼前的“应景”目的也难以实现。而就我个人的感受以及了解到的人们的普遍评价，一些“抗疫作品”缺乏艺术性，属于典型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那一类。

　　　　如果对艺术欣赏没兴趣 门槛降再低也没用

　　北青艺评：有一种乐观的看法，认为疫情客观上促进了古典音乐通过互联网推广传播，门槛降低，扩大了影响力。

　　王纪宴：我持高度怀疑。事实上，在疫情暴发之初以及之后一段时间内，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被这种来者不善的新型病毒给吓着了，听音乐的心境大受影响，在一段时间后才逐渐不那么频繁地看微信，而能从音乐中得到精神享受和慰藉。

　　互联网对音乐的传播，门槛本来就很低，任何人只要想听音乐，我们的手机中拥有的资源，甚至比较生僻的早期音乐的录音版本，都足以超过资深唱片收藏家。比如我最近一直在听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作曲家夏庞蒂埃的《感恩赞》，随时打开手机，就可以有十几个版本可以选择，既有这部作品被重新发现后由路易·马丁尼指挥的史上第一个录音，也有威廉·克里斯蒂、马丁·若斯泰和马克·明科夫斯基这些古乐专家指挥的更贴近17世纪这部作品问世之初声音风格的演绎。

　　回首当年，我在学生时代为买一盘渴望已久的磁带（还不是黑胶唱片或后来的CD）而不得不节衣缩食的情景，如今这种聆听资源的富饶实在是不可思议！这种富饶，这种门槛的降低，当然会让更多人走进古典音乐，但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能够随时听到，和是否有兴趣听，还是距离不近的两个概念。

　　事实上，我周围太多人根本不知道他天天抓在手里、除了睡觉几乎片刻不离的手机里有那么多可以听的音乐。这些音乐，不需要用连接线就可以和蓝牙音箱匹配，而如果蓝牙音箱稍微优质一点（也不需要太昂贵），那么我们听到的就是几乎能与“发烧音响”有一拼的润泽、丰富、响亮的音乐！但我们每天在朋友圈里看到，太多人宁肯在包括但不限于谣言在内的各种垃圾信息中乐此不疲地呆着，一遍一遍地刷，而想不到，也没有兴趣听哪怕一分钟的钢琴曲或舞曲。疫情之前，好像这一点还没暴露得这么充分。

　　在精神食粮的构成上，大家的差异很大。在门槛的高低之外，对欣赏艺术的兴趣引导和培养，应该是更重要的。不然，门槛再低也没有用。而且，我也根本不认为疫情和门槛有什么关系。

　　“半是天使半是蠢驴”艺术家都“不会过日子”？

　　北青艺评：疫情下艺术从业者的生存问题，到底是不是一个问题？外国很多非常知名的乐团都提到了因为疫情遇到了困难，希望观众出资支持。古典音乐从业者，是否真的会如此迅速地陷入生计困局吗？这是普遍现象吗？顶尖乐团会这么“差钱儿”吗？

　　王纪宴：我从新华网转发“新浪财经”的一篇文章中看到，据国际劳工组织4月7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全球33亿劳动人口中，已有81%受到新冠疫情影响。音乐是受到最直接冲击的行业之一，从业者的收入肯定也受到很大影响。甚至连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这样的全球顶级机构，他们的CEO彼得·盖尔布宣布，由于疫情导致演出取消，歌剧院的管乐团与合唱团成员的聘用从3月12日起暂停。

　　音乐家们的生计是否面临问题？这是太多人关心的问题。我相信，确实会有些音乐家由于收入锐减甚至暂停，而使得日常生活受到影响甚至一时难以为继，比如一些新入职的人，没有积蓄，需要每个月的收入偿还房贷或车贷等。但这样的情况，我们得承认，在各个行业普遍存在。而就我所认识的音乐领域里的朋友和家人来看，他们还都不缺吃喝，而且，由于这段时间外出就餐减少，他们在朋友圈晒出的餐桌佳肴还明显比平时丰盛。

　　关于外国的艺术家不存钱的说法，我想到指挥大师卡拉扬在谈到他的晚辈同行卡洛斯·克莱伯时说的一段话。卡拉扬说，克莱伯曾告诉他：“我只有饥饿的时候才会去指挥的。”克莱伯在指挥家中以才华出众和魅力强大享誉乐坛，但他同样出名的是“能不指挥就不指挥”的习惯。卡拉扬说，克莱伯家有个很深的地窖，里面装满食材和美酒。只有当地窖快要空的时候，他才会说：“噢，现在我要去指挥一场音乐会了。”卡拉扬亲切地、善意地将克莱伯比喻为一头狼。

　　“克莱伯的地窖”这个意象，对于我属于十足的“过目难忘型”，也让我联系到卡尔·荣格的“原型”：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窖”，我们小时候的存钱罐，也未必不是我们的“地窖”，那里面攒起来的压岁钱——我们的“财产”，给我们安全感，还有一定程度的“财务独立”，每当我们想买一件东西得不到父母批准时，情急之下会提出“走存钱罐”的动议。不存钱的外国艺术家肯定会有一些，中国艺术家也会有，但我相信，事实上在音乐之外的职业中也不乏所谓“月光族”，但音乐家中更多的也是在收支方面理性而谨慎的人，尽管绝大多数没有克莱伯的地窖，而且，也很少有人有克莱伯生前所拥有的那种“开张吃三年”的收入水平，但存款是有的。

　　我经常发现，艺术行业之外的人看待从事艺术的人，时常还会带着一种特殊眼光，觉得艺术家是一些与常人不同的人——或者干脆说白了吧：疯疯癫癫，世事不谙，或者挣不到钱，或者挣到了也不会攒钱，莫扎特、舒伯特就是典型代表。“钢琴大王”李斯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世人眼中的音乐家，不是被诗意化和理想化，就是被低幼化，“半是天使，半是蠢驴”。而这无疑是对艺术家形象的严重误解歪曲。古往今来，头脑精明的音乐家大有人在，生活优裕者所占比例并不低，只不过人们更喜欢将满腔同情给予几位贫寒者。

　　所以，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并不认为古典音乐从业者会迅速陷入生计困局，即使有个别人也不构成普遍现象。而顶尖乐团更不会“差钱儿”，因为这些乐团的演奏家的收入通常还是比较丰厚的。我支持观众以直接捐款、购买会员资格、退票转预购票等方式支持艺术机构，包括我们的国家大剧院和各地剧院，这要看观众个人的情况，看他们“地窖”里的存货情况。比起观众的支持，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国家政策的扶持所起的作用无疑更大。

　　　　疫情影响犹如二战？这个说法未免太夸张

　　北青艺评：有人把这次对古典音乐的影响跟二战比，您觉得有可比性吗？甚至有人说会影响到整个世界古典音乐的格局。

　　王纪宴：就疫情持续到今天的情况来看，对古典音乐的影响与二战还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虽然疫情造成的损失也很大，但毕竟不具有二战那样的破坏力，尤其是对作为艺术存身之地的建筑。像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米兰斯卡拉歌剧院、德累斯顿的森帕歌剧院，这些伟大的历史建筑在二战的轰炸中不是严重受损，就是彻底变为废墟，战后都用很多年才完成重建。

　　但我们看一下这几座剧院的历史会欣慰地发现，即使遭到这样的毁灭性重创，演出本身在战后恢复的速度也快得惊人。

　　在苏茜·吉尔伯特与杰伊·希尔合着的《四大歌剧院全传》一书中，开篇所写就是二战后的这段时间，有这样一行让我印象深刻的文字：“维也纳人的歌剧院虽被炸毁，但只需等待短短几个星期，他们就能够再次观赏他们那心爱的歌剧艺术了。”艺术家们移师人民歌剧院和维也纳河畔剧院，电话不通，有轨电车停驶，歌剧院的工作人员靠步行去通知每一位需要参加排练的艺术家，这是让人热泪盈眶的描写！艺术，正如人类一样，有时或许显出脆弱的一面，但又确实有特别顽强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生命力。所以，一旦疫情过去，生活恢复常态，我们会立即涌向国家大剧院、保利剧院、中山公园音乐堂，需求会有反弹，观众会有增加，因为，曾经被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的现场演出，因为这段特殊时间，而显得更加可贵、可亲！

　　与二战的破坏性相比，我们那些剧院，所有的剧院，不仅没有任何损毁，而且由于一些辛勤的剧院工作人员在疫情期间坚守岗位，利用这段不能演出的时间加强维护，所以，只要疫情过去，迎接我们的将会是焕然一新的剧院和养精蓄锐的艺术家呈现给我们的精湛演出。一切取决于疫情快快过去！无数人翘首以盼着这一天！

　　至于世界古典音乐的格局是否会发生什么变化，就目前的情况来判断，我并不认为有这种趋势。我认为很多人，尤其是公众号，太喜欢充当预言家，而预言家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弄不好就是危言耸听，造谣。说他们是乌鸦嘴已经算是好的了，因为那是预言成真——或者说，蒙对了——才有资格得到的称呼。至于疫情是否会刺激创作，我觉得可能会是深层的，比如对正常生活的热爱，莎士比亚在《奥赛罗》中写到的“日常之美”的珍视，对环境的关注，对野生动物的关爱，等等。未必一定是与疫情直接有关的题材。 【编辑:李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