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神》会火，是因为它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

　　原标题：《药神》会火，是因为它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

　　上映5天，票房15亿。

　　在《我不是药神》上映初期，本橘曾写下一句话：希望它成为华语影史票房新高。

　　题材上的突破，编、导、演每个环节的配合，还有它肩负起的社会责任；

　　不管把哪一点都拎出来说，它都值得。

　　回到我们刚刚解锁商业片的时代，有一拨人觉得好莱坞式的特效大片，才是华语电影的未来。

　　后来，另外一拨人开始泼冷水。

　　再后来，技术虽然不断刷新，但囿于经验欠缺，以及“花了钱就能好看”的不负责任态度，华语电影迎来了被盖章“五毛特效”的尴尬期。

　　另外那拨人开始说，华语电应该回归到最初、最繁华的现实主义题材上去。

　　现在看到《药神》一路看涨的票房，说这些话的人可以骄傲地叉会腰了。

　　说现实主义题材有点太飘了，我们不妨换个词——接地气。

　　以《药神》为例，它刻画的每个人物，每个故事，都是能实实在在发生我们身边的。

　　这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情。

　　当然，它也背负了更重要的社会责任。

　　穷病

　　每次一闻到医院的消毒水味，本橘就会想起小时候在诊室里打点滴的经历。

　　拥挤的床位，焦虑的父母，耳边充斥着各种方言，混着小朋友的哭声，以及护士们忙到来不及寒暄的喊话声。

　　大概从那时起，我就对“看病难”有了模糊的记忆。

　　本橘甚至看到过这样的说法：

　　如果你想了解社会的真实现状，就去医院里转一圈。

　　越是靠近生死关头，人们越是容易暴露真实的自己。

　　所以，看到那些患者和家属“病急乱投医”的样子，你才能明白“看病难”，是真的难。

　　举个例子，《药神》里提到的高价药。

　　就因为药价高，思慧的丈夫得知女儿患病之后就跑了；

　　黄毛知道自己病了怕拖累家人就离家出走了；

　　老吕后来吃不起“正版药”，进入急变期，怕拖累妻儿选择了自杀。

　　一位患病的老奶奶拉着警察说，就因为“正版药”太贵，我把房子吃没了，家人吃垮了。

　　再举个例子，程勇的父亲突然被查出脑血栓要做手术。

　　他已经没有积蓄了，但是为了父亲能得到更好的救治，他还是把父亲送到了更权威的医院。

　　有个场景，他拿着手术费清单，追着主治医生问：“在崇医做才八万块钱啊。”

　　大夫扭头说：“那你去崇医做啊。”

　　程勇的语气瞬间弱了下来说：“您不是更权威吗？”

　　再举个例子，《药神》里在医药公司门口示威的病人。

　　他们去抗议“正版药”4万一瓶的不合理定价。

　　但是这样的做法根本不会对药企带来威胁，更不要妄想降低药价了。

　　也许高药价背后的专利保护问题，医保问题，这些患者心里也清楚。

　　但是从一个患者的角度出发，位卑言轻又不想等死，他们只能这种最原始的反抗方法。

　　贪财的假药贩子张长林说过一句话，让人听起来特别刺耳：

　　“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这病，你治不过来的。”

　　很多时候，话会听着刺耳，就是说到点上了。

　　“看病难”问题的根源，就是“穷”。

　　能穿着西装革履说出这句话的人，算是“富”。

　　再深究下去，日渐夸张的贫富差距，难以调和的贫富矛盾，都是当下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小人物，大英雄

　　大家都明白，人不是非善即恶。

　　但绝大多数作品里的角色，都是善恶分明，有绝对的英雄，去战胜绝对的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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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好了说，这满足了人们对真、善、美，类似于追捧童话般的向往；

　　往坏了说，这是一种精神麻痹。

　　在探讨“角色脸谱化”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搬出来主流价值观，审查制度，照顾全年龄段观众接受度等各种说辞。

　　本橘顶着锅盖说一句，私以为，这都是借口。

　　没有一个国家的艺术创作，可以完全脱离社会而存在的。

　　既然制度在前，社会现状在前，那创作就该是“命题作文”，而不是“自由发挥”。

　　“命题作文”照样能出高分啊，只是你没做好而已。

　　不信你看《药神》。

　　电影里的主要人物，没有一个绝对的好人，也没有一个绝对的坏人。

　　如果这时候，你想用道貌岸然的药企发言人来反驳，本橘只能说：

　　即便是言行举止如此招黑的人物，他依旧有着被广泛观众认可的动机：是我们研发的瑞士格列宁救了患者，不是印度仿制格列宁，更不是程勇。

　　《药神》的主角，程勇。

　　他说自己不想做救世主，只想挣钱。

　　他说命就是钱。

　　他把500块一瓶的仿制药，转手2000卖给患者。

　　在电影开篇和前妻的对白里，我们甚至能听到前妻控诉他曾经没少打过自己。

　　程勇是个非常功利，又非常失败的人。

　　后来是什么改变了他？

　　是身边的人情味。

　　是老吕弥留之际那句“吃个橘子吧”，是黄毛噙着泪但依旧倔强的眼神，是刘牧师的信任，思慧的陪伴。

　　但他自始至终也不想做英雄。

　　甚至最后站在法庭上，他也没有高谈阔论一番。

　　只是语气平和地说：“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我希望那一天早点来。”

　　还有《药神》里的张长林。

　　哪怕是个假药贩子，哪怕是拿到仿制药进货渠道之后把药价哄抬到2万，被抓之后的他，也敢一字不含糊地对警察说：“我这几年卖药救的病人，没有一千也有五百吧，这也算积德行善了吧。”

　　如果硬要探讨这句话的正义与否，那药企给正版药定价4万的行为是不是也该论一论？

　　警察明知道印度仿制药能治病，还硬要抓人的行为是不是也该论一论？

　　还是那句话，人不是非善即恶。

　　许多狂热的舆论，针锋相对的观点，好像都是源于对“极善极恶”的执念。

　　看完《药神》我就在想，每个人都是小人物，但都有做大英雄的潜力。

　　再一转念，现实生活里没那么多拯救世界的事情可以做，把路边垃圾丢进垃圾桶的你，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的你，本质上和救死扶伤英雄，是一样的。

　　《药神》是一部电影，又不止是一部电影。

　　文牧野在采访中说：

　　“我觉得电影改变不了国家，还是那句话，它不想变也变不了。

　　所以实际上的变化，还是来自于我们的经济、政治发展，它不是来自于一部电影，电影只是反映了当下的趋势。”

　　一部《药神 》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但它好在帮一些人说出了心里清楚，嘴上却说不出的问题；

　　也让一些浑浑噩噩，但应该有所作为的人，看见了这些问题。

　　前几年，华语银幕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躁动期”。

　　贺岁档、国庆档、暑期档，看着一路高涨的票房数字，禁不住诱惑的创作者开始投其所好，渐渐就乱了阵脚。

　　卖钱的搞笑题材，偶像+IP，狗血的青春题材，鼓吹特效的“视觉大片”，几度扎堆，甚至催生了一批又一批粗制滥造的“残次品”。

　　那时候，也不是没人泼冷水，只不过见效甚微。

　　现在有了《药神》再回头想想，光吆喝是不管用的，只有当足够好的、足够真诚、足够接地气的作品出现，一切的一切才有可能往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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