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在明治时期的日本遭遇如何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一直是日本文化的滋养，日本人十分尊崇中华文化。汉学在日本如火如荼，直到明治维新之后西方文化的涌入，汉学在日本遭受到了极为沉重的打击。那么，汉学在明治时期的日本究竟遭遇如何呢？ 　　在探讨明治时期的汉学以前，我们需要明确的概念便是什么是“汉学”，日本的汉学又是怎么产生的。在江户时代，即日本近世，朱子学（即程朱理学）被定为官学，与此相对，民间也发展出各种关于儒家学问的各种流派。虽然在表面上儒学的发展形态是通过对古典不停地阐明注释的形式发展的，由于儒教本身的特性，它在根本上是对自己生存方式叩问的学习，所以，牵涉范围甚广，文学历史，天文地理，无所不包。在江户时代，这种关于中国的学问，被称为“汉学”，与研究本国传统文化的“国学”和研究西方文化的“洋学”相对。自从佩里1853年黑船来航以后，在列强进出日本的过程中，日本完成了从封建锁国的德川幕府到呼吁文明开化，引进西方文化的明治时代。在明治时代，人们醉心于西方文明，呼吁文明开化，渴望成为世界强国，这是一个新旧并存对立的时代。洋学成为普遍性的学问，而汉学地位一落千丈，历经起伏。 　　明治时期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期间，新兴外来思想和传统思想对立并存。经过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成为列强之一。他们引进西方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摒弃传统的汉学研究方法，将汉学分为文学，史学，哲学等各个专门类别进行研究，对通史和汉语语法的研究也有所发展。在德川幕府时代，除被定为官学的朱子学以外，关于汉学的其他学问都被视为异端，遭到禁止。但是到了明治时代，各种学说都得到了发展，学风自由也是这段时间汉学研究的特色。而且明治时期的汉学研究是在意识到西方存在的情况下发展的，具有国际视野。 　　明治的汉学，以伊藤博文内阁为线可分为前期和后期。明治初年，一般知识分子都有汉学的修养，而且旧幕府时代的大儒们都还在世，汉学讲堂也还存在，汉学还是相当流行的。在明治5年颁布学制以来，洋学讲堂兴盛，世间转为崇拜西方文明，汉学不断衰退。 　　明治六年，代表当时思想界，学士界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创立了明六社。这些人在当时被称作思想启蒙家，是新兴文明的强有力的指导者。这些人的年少时期是在旧幕府时代度过的，又积累了西方文化的素养，在封建道德体制下长大，相当一部分人还有海外经验。 　　在明治十年，由于反对过度的西方欧化热潮，兴起了国粹主义运动。另外，文部省也痛感必须实行传统的东方式道德，已进行忠君爱国的教育。在这个时期，在大学的文学部里设置了和汉学科。开设了古典讲习所，颁布幼学纲要，由三岛中洲创办的二松学社这样的汉学讲堂又重新兴盛。 　　明治18年到明治20年，伊藤博文组阁，森有礼成为文部大臣的这段时期，社会又开了极端地欧化模仿，重新醉心于西洋化。有人开始提倡国字改革论，前一段时期刚刚复活的汉学重新衰落了下去。但是，西村茂树在这段时间，大力提倡忠孝之道，发表了日本道德论，组织了东洋学会和东洋哲学会。 　　在极端欧化的同时，国粹主义开始兴起。明治22年颁布了帝国宪法，翌年明治23年颁布了教育敕语。由于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战胜，日本认为自己要代替中国登上世界舞台，也就是说，面对西方，充当东方的角色。最后，将明治末期的汉学复兴推上高潮的是明治42年敦煌古书的发现。 　　明治时期的汉语发展，一直是在新旧思想碰撞中跌跌撞撞前行的。在明治时期，思想启蒙家们对汉学持不同态度。新岛襄反对将汉学作为政治性教化性的学问，他认为只是为了了解中国的历史才需要学习汉学。 　　福泽谕吉是明治时期的着名思想家，教育家，对日本国民和文化有莫大的影响。他是欧化主义的代表人物，对汉学采取彻底的批判态度，认为汉学并非实学，反对儒家的复古倾向，认为儒教只是统治国民的工具。 　　在这其中，西村茂树倡导儒学的重要性。在1887年发表的日本道德论中，他提到德育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儒学精神上，儒学和哲学必须得到同等重视。另外，他也认为儒学也有缺点，应将西方的哲学和中国的儒学结合起来，称作圣学，在大学作为一个学科设立起来。 　　中村正直在《汉学不可废论》中说到，兼修汉学比独修洋学更能进步。另外，当时还有关于汉字问题的争论，新岛襄和福泽谕吉都认为汉字的使用制约了文明的发展，对于这类言论，加藤弘之指出，汉字已经基本上是本国语言了，中村兆民指出日本的文字是汉字。西周提出应当书写日本假名，甚至都后来更提出了应使用罗马字。 　　西周主张排除宋儒形而上的方面，讲明历代的典章文物律令制度，从而其中知道利害得失。高山樗牛认为日本的儒教是中世以后敬神的国风相配合，生成了武士道，对国民的影响很大。但是，他批判儒教是现世主义，形式主义，是保守原始的思想。他也指出，在研究东方哲学方面，需要充分十分掌握欧美和印度的哲学，从历史和比较的立场来对东方哲学进行研究。他认为，日本的文学以中国文学为基础，从今以后，日本的文学思想无需仰仗中国。另外，他对国字问题也十分关心，提出了汉字节减论。 　　明治天皇一生都在学习中国文化。他的侍讲有元田永孚，副岛种臣等。其中，元田永孚对天皇的影响最大。元田永孚是个专攻儒学的硕儒，是复兴儒教运动的旗手。在明治14年，他接受天皇的命令，制作了幼学纲要。另外，在明治23年参与起草了《教育敕语》，是儒学复兴的象征，在明治以后的日本，作为教育的基本规范在日本乃至朝鲜和台湾都得到了贯彻。 　　此外，在谈论明治时期的汉学时，必须提及的问题还有就是关于汉字废止的争论。汉字是由中国传入日本的，对于日本人来说也是外语，在追求文明开化，一心向西方学习的明治时代，他们一心追求罗马拼音的西方文字，歧视汉字，福泽谕吉甚至主张废除汉字，使用假名。 　　明治时期汉学的发展和当时的国际背景和历史情况是分不开的。在西方先进文明的进攻下，儒家文化圈一败涂地，儒家被认为是空谈义理，毫无实际用处，从官学的地位逐渐下降为一般学问。在明治时代可以看出这中轨迹，即备受推崇到保守批判，到其得到相对客观的认识。虽然以儒学为代表的汉学在明治时期经历了由胜到衰的过程，但是其中的一些思想还是被应用了日本的历史进程中，如教育敕语，幼学纲要的颁布，西村茂树的《日本道德论》中提出德育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儒学之上等等。另外，虽然在历史上一段时间，汉字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但毕竟在日本作为文字表记方式保存了下来，保持了生命力，这也成为中国和日本之间文化交流的有利条件。 　　从以上的明治时期汉学兴衰过程来看，随着中国和东方文明的失败，日本已经逐渐抛弃了将汉学作为政治方针的做法，贬低中国文化和中国民众。但是日本人也开始用西方的学科方式对汉学进行学问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一些保守派使用汉学，特别是儒学树立他们所谓的“忠君爱国”意识，进行军国主义道德改造，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