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子婚前失贞会有什么后果？都裸刑处死吗

　　案例：燕子楼的悲剧——关盼盼

　　关盼盼原是徐州名妓，后被徐州守帅张愔纳为妾氏。白居易远游徐州，张愔设宴款待他，席间，还让宠妾关盼盼歌舞助兴，白居易大为赞赏关盼盼才艺，写下了“醉娇胜不得，风嫋牡丹花”一诗。

　　两年后张愔病逝，姬妾们作猢狲散，只有关盼盼难忘恩情，移居旧宅燕子楼，矢志守节，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一晃，十年过去了。

　　白居易听闻了关盼盼守节一事，认为她既已坚持这么久，何不索性以死殉夫，留下贞节烈妇的名声，成就千古美谈呢。于是提笔作诗，托人转交关盼盼——黄金不惜买娥眉，拣得如花四五枚，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

　　关盼盼看到这首诗，立刻大哭一场。她之所以不死，是唯恐别人误会张愔自私，让爱妾殉身，反辱没了张愔名声，所以苛延残喘，偷生了这些年，而白居易竟以诗作讽，逼她殉夫，怎不悲愤?性情贞烈的关盼盼在十天后绝食身亡。关盼盼也是死于扼杀过阮玲玉的那四个字——人言可畏。随着时代的发展，女人已经越来越不惧流言袭击，比如璩美凤、木子美。走我的路，让白居易说去。

　　案例：找到那棵树——红拂

　　仅有一双妙目是不够的，须得像红拂那样，目光如矩，一抬眼就能识辨庸才与英雄。红拂，隋末唐初的奇女子，出身风尘，却身居一品诰命，这般的直上青云，恐怕泱泱数千年，只有她一人做到了。

　　当然，红拂的美丽也功不可没，如果不是美女，深更半夜去敲陌生男子的门，他怎么肯冒着被杨素追杀的风险收留?如果不是美女，大丈夫虬髯客怎么会惊艳一场，以致于不能自拔，还对李靖爱屋及乌?

　　一个女人，既美丽又聪明仍然不够，像柳如是，那么的人秀于群，还是不得善终。她也曾像红拂那样大胆追求真爱，走到钱谦益面前去。从某种程度上说，嫁人，就是嫁给了一种命运。

　　一个有智慧的美女，如果不想下半辈子太凄凉，那么，她的最大任务就是找到那棵树。

　　案例：红杏出墙——步非烟

　　唐朝美人也不尽是丰满型，也有步非烟这样轻盈纤弱的，步非烟工于音律，精通琵琶，更敲得一手好筑，堪称当时一绝。

　　步非烟由父母作主，嫁给了河南府功曹参军武公业。武公业身为武将，虎背熊腰，性情骠悍。与心思细腻的步非烟完全是两种人，根本无从沟通。故而，步非烟经常郁郁。

　　有一日，她在院中赏花，神情萧索，柳眉微蹙，正好被隔壁舞剑时腾跃而起的赵象瞥见，赵象年方二十，长相俊秀，正在家里攻读科举课业——他的朗朗读书声，也曾掠过步非烟的心波，使她伫足墙下，凝神细听。

　　惊鸿一瞥后，赵象再不能忘记步非烟，他重金买通武家的守门人，恳求转达渴慕之情。守门人让自己的妻子去试探步非烟口风。赵步两人经仆人之手，对诗数首，定了情分。终于，机会来了，武公业在公府值宿，赵象逾墙而过，自此之后，武公业不在家过夜，赵象便与步非烟欢会。

　　就这么过了两年，事情再也瞒不住了，风声传到了武公业的耳中，他拷打守门人妻子，逼她道出始末。强压怒火，佯称值宿，伏于墙下，于二更时分抓住了赵象一片衣角，赵象本人跌回自家院落。武公业冲回房内，对正在梳妆打扮的步非烟怒吼，步非烟见事情败露，淡淡说了句，生既相爱，死亦何恨。武公业扬起马鞭，活活打死了步非烟。最后，以暴疾而亡的名义葬了她。

　　整整两年，作为一个男人，满足于这样的偷情之中，无所作为，甚至连私奔的念头都没有，私奔是要付出代价的。

　　他不知，那女子淡定从容，不置一辩，任凭毒打，始终不开口求饶，承担了这场孽情所有的悲哀与不幸，她用自己的生命赎了罪。

　　案例：始乱终弃——莺莺

　　写下“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一名句的是才子元稹。我要说的是以元稹为原型的《莺莺传》，与王实甫改写的才子佳人大团圆的喜剧不同，这是一出元稹始乱终弃的悲剧，更让人不齿的是，元稹还在文章里为自己开脱。他说莺莺是尤物，不祸害自己，定祸害别人。我只有克服自己的感情，跟她断绝关系。

　　莺莺并没有挽救自己注定成灰的爱情，她知道自己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不该抱枕而去，以至再不能光明正大做人妻，但她没有露出恨意，甚至去信，嘱元稹好好生活，不用牵挂她。这是一种悲凉的清醒，她愿赌服输，另嫁他人，终身不再见张生，她看着自己的爱情成了废墟，掩埋了这些，淡出了。倒是元稹还很无耻地追忆着，因为这个女子没有纠缠他，很安静地走开了。有一些类似于张爱玲对胡兰成的态度。

　　无论是封建社会的唐朝，还是公元2003年的今天，同居对于女子始终弊大于益，除非一开始就不想要结果，否则，最好还是不要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与一个男子演绎现代版西厢记。

　　案例:芸娘的胸襟——芸娘

　　将《浮生六记》译成英文版的林语堂说，芸娘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

　　芸娘姓陈，夫君沈复，字三白。芸娘自幼丧父，擅女红，全家生计都凭她一双巧手。生性聪颖，自学诗文，亦能写出“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这种句子来。削肩长颈，瘦不露骨，牙齿有微瑕，更有缠绵之态——沈复说的，估计是情人眼里的西施。

　　沈复是一个寒士，做过幕僚，经过商，会一些风花雪月的东西，写写诗，赏赏画，还有爱花癖。封建社会向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真有什么伉俪情深，也属于瞎猫逮着死老鼠的侥幸，而且，就算一见钟情，也会有《孔雀东南飞》这样的惨剧。

　　解密中国古代曾经遭受过下流刑罚的几个女子

　　中国古代史上统治者最卑劣最下流的刑罚，莫过于对女性施以裸刑了。在“穿衣文化”的世界观形成后，中国人便开始以裸体为耻了，裸形处决在夺去犯人生命的同时也在贬低他的身份，侮辱他的人格，尤其是把女犯的衣服剥光后处刑，除了贬低其身份之外还额外起了一个羞辱的作用。

　　中国妇女的地位一向低微，犯下死罪的女人更为世人所不齿，因此将她们裸身处决不但不会认为有伤风化，反而往往为官方和民间所接受。北魏孝文帝第一次在刑法中明令禁止“裸形处决”，可惜传统的力量总是可怕的，这条尊重人权的法规在孝文帝死后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纸空文，之后历代王朝仍然使用去衣裸刑。

　　中国古代统治者为何喜欢施女犯裸刑?其实对于一般刑事罪的女犯，如何处死她们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其实是不太关心的，甚至有时也会发点善心避免其受辱，但当他们面对的是对统治权威构成威胁的女犯的时候就另当别论了。

　　在妇女地位一向低下的中国，能够对统治集团构成威胁的女性，肯定都是在政治上具备极强号召力的或者是在军事上具有卓越领导才能的人，而且她们在百姓中具有较高的声望，单纯将她们处死，并不能影响其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搞不好甚至还会激发人们对她们的同情。

　　因此，对统治集团来说，如何消除这类女犯在百姓心目中的这种影响才是决定对她们施以何种刑罚的核心，施以裸刑，牵扯到中国人下意识里最忌讳的那个“性”字，无疑是从根本上摧毁其人格形象乃至精神影响的最佳捷径。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女领袖被俘后，几乎无一幸免。隋末巾帼女杰陈硕贞于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十月率众起义，自封为“文佳皇帝”。陈硕真是当地百姓的崇拜对象，崔义玄在处死她之时将其当众凌辱后才行肢解刑，无非是想摧毁她的形象。(刑肢解时要剥光衣物，对女性要割去双乳，这对于陈硕真来说当然是极大的侮辱)。清嘉庆时南笼布依族起事反清的领袖王囊仙以宗教形式组织布依族人民起义，民间称为囊仙(布依语，意为仙姑)。

　　于嘉庆二年正月(1797年)起事，被凌迟处死时年仅二十岁。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中的黄莲圣母林黑儿被俘后，传说欧美人稀奇一介女流如何能够有如此之大的本领迷惑众人，都想亲眼目睹其真面目，于是他们将黄莲圣母处死，然后用药水浸泡尸体，再运往欧美各州，当成玩物，放在博物馆中任人观赏。(此事缺少佐证，恐是中国统治者虚构之)。

　　中国古代统治者而且还经常会对她们进行“性侮蔑”，这在一些无聊文艺中常见之，比如有关王聪儿，污蔑她在正与部下淫媾时被砍断了脚;在《平妖传》中，胡永儿被捕时正与王则“在床上行那云雨快活之事”;

　　王囊仙被捕时也在同男性同房，所以不及穿衣，赤身出战被擒;黄莲圣母林黑儿说她是“土娼”，称她“略有姿色，而悍泼多智巧，乃群奉为女匪头目”，甚至具体点出她是“天津侯家后之妓女”等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长年的封建礼教束缚，使人们在思想上对非合乎礼教的性行为深恶痛绝，在性问题上的丝毫偏差，就足以使“英雄”在其他方面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这一点，对于女性尤甚，足以使其名誉扫地。

　　中国古代统治者显然深谙此道，能够使女犯被社会普遍耻笑的办法，在自商代就已经形成“穿衣文化”的中国，还有什么比让女犯暴露身体更能降低其社会评价度的呢?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历代的女义军首领、绿林的女匪首、甚至近现代的女革命者被处刑时要被剥光衣服施以裸刑了。

　　其实，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尽管中国古代统治者的裸刑花样日新月异，但农民暴动照样是风起云涌。那些参与暴动的妇女连死都不怕，裸体示众又怎能吓倒她们呢，正是“女不畏裸，奈何以裸惧之。”这种最卑劣最下流的刑罚，除了说明统治者作为屠夫的卑劣和无耻，还能说明什么呢?

　　可悲的是裸刑也造就了整整一批猥琐的无聊看客，“裸形处决”本意是统治阶级用于恐吓人民的，事实上反而为无聊看客增加了茶余饭后聊资，对于此类人来说，这些女人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处死她们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能欣赏到女人肉体，而且他们在主观上对裸刑倾向于无所不用其极，并且更加热衷于满足自己在性方面的渴望和满足好奇心。

　　《周作人传》中记载了天津数万人围观两个女革命者被斩首示众的内容，突出形象地描写了小市民们对“裸形处决”的心态。农民起义女首领廖观音被处决时，不少好事者认定像廖这种大反贼必定会处以凌迟刑，于是便早早的前去围观，但当看见被押出的廖观音还穿着条裤子时，竟无不失望。

　　民国建立后，中国正式结束了封建时代，曾被称为是文明污点的“裸形处决”也一度销声匿迹，但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民国政府不但重新搬出已废除的斩首刑，“裸形处决”也重新浮出水面，不少女性革命者被脱光了衣服砍头示众，而且个别的手段比老祖宗还残忍，刽子手先用刀割去女革命者的乳房，然后才砍下她们的头(详见《近现代女烈小资料》)。

　　虽然“裸形处决”对妇女来说也是难堪之辱，但毕竟可以“一死了之”，但统治者还有更卑劣的手段——杖刑，杖刑不是死刑(也有活活打死的情况)，妇女还不得不继续忍受来自周围的冷眼和嘲笑，这对她们的伤害甚至比凌迟所造成的痛楚还要深。

　　无赖子弟终日围观，抚摸挑逗，嬉笑取乐。妇女羞辱难耐，有的当场碰死。嘉靖时浙江总督胡宗宪因罪被逮解至京，他的妻子和女儿在杭州被拘捕，就受到过这样的侮辱。于是县衙公堂就成了很多无聊闲汉们聚集的场所，尤其是当听到有妇女被杖刑的时候，他们的神经会突地一紧，如同一个重大节日的到来。

　　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一书中给了这些人一个精彩的速写：“事实上，那天这群人聚在一起似乎仅仅是为了某种喜庆的目的。他们真的是快活极了，脸上露出了笑容，相互间开着玩笑，并且就罪犯被捕获一事而相互祝贺。”

　　晚清的俞樾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某县令年方少壮，为人轻浮，最喜欢谈论桃色新闻，他审理案件，发现有涉及妇女闺阃方面内容的，就故意牵扯，定为奸情，然后将妇女裸体行杖。后来他因贪污罪被处死，家产被籍没，妻女流落为娼，有人说这是他裸杖妇女的报应。

　　俞樾还记述过一件同类的事：有一农户娶了个二十七八岁的媳妇，因奸情东窗事发后，县官命令把她全身脱得一丝不挂，重杖四十，之后让她的父母领她回家。父母扶着裸体的女儿出了衙门，脱下自己的衣服为女儿遮体，当时围观的群众成百上千，不少人上前夺衣，不让她穿，此女只得裸身回家。裸刑的这一结果，比施行裸刑本身更为可怕，因为它玷污和摧毁了一些原本善良的灵魂，使常人堕落为魔鬼。

　　更可悲的是因这种裸刑的施行，不仅“培养”了中国历史上若干代的看客，而且使这些看客的余孽直至今天都尚未绝迹。如今从统治层面来说，早已失去了施行裸刑的基础，如果现在还有谁倡导裸刑，一定会遭到现代文明社会的唾弃。

　　然而在现今社会小环境里，我们却还经常看到或听到这样的实例：某地某女，或因失贞、或因偷窃、或因其他什么大逆不道之事，被社会无赖、地痞流氓——古代看客在今天的余孽们，剥光衣服，大肆羞辱，余兴难尽;尤其令人震撼的是从事此道者，还往往就是女性，她们似乎最了解作为女性最怕的是什么，不把被施暴对象的最后一层遮羞布剥去绝不罢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欣赏人体美的传统。无论男女,自身裸体被人窥看通常被视为羞耻之事,女性的裸体当然更忌暴露。于是我们的国情是,女性的裸体并非被当作一种人体美去欣赏,而是被当作一种性对象去窥视、消费和发泄。

　　强迫女性裸露的这些场面传达了女性没有尊严、不知羞耻、对其身体没有任何主权、其身体不过是男性把玩的物品和泄欲的对象等信息，包括了更深刻的对妇女歧视、压迫和贬损的意义。中国古代统治者施行裸刑之初，也绝没想到还会对今天的社会心理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现代的社会顽逆心理，造就了一批批裸刑看客的现代余孽，一代代心理变态者的无知和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