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皮耶罗的世界杯,二十年后《西小河的夏天》

    来源: 腾讯娱乐

      

      采访 | 徐佳含

      整理 | 徐佳含

      编辑 | 有毒崽(成都)

      《西小河的夏天》终于在釜山电影节、北京电影节等节展之旅后,迎来了它在中国大陆院线的公映。

      《西小河的夏天》虽然是周全导演的处女作,但无论是其叙事、拍摄手法或是制作水平都丝毫不显稚嫩。除了在演员、拍摄、后期等各个过程中都有大咖加盟把关外,也离不开整个团队对于剧本本身的一次次精细打磨。在这个小巧、扎实的故事中,周全完成了两次对话:一次在三位主角之间,一次在电影与观众之间。

      随着夏日的蝉声、街边人家传来的戏曲、以及台门口小河的流水声,《西小河的夏天》把观众带入了一个90年代南方小城。晓阳生活在一个看似美满幸福的三口之家,却有着自己的小秘密和说不出的苦恼。但幸运的是,10岁的晓阳因为足球结识了一位老伙伴:邻居60岁的郑爷爷。两人各有各的寂寞和烦恼,而这一老一少,却因98年的世界杯开始了一场疯狂的游戏,和一段在精神上紧密相接、带彼此走出困境的对话。

      故事虽然发生在一个相对“与世隔绝”的水乡小镇,却又模糊而真切地影射着当代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精神状态,似乎与当下的观众开启了一场隔空对话。当属于独生子女一代的童年已经画上句号,在失落的晓阳身上,我看到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少年,也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以下是深焦DeepFocus对导演周全的专访——

      

      故事:童年记忆与微妙的孤独

      深焦:足球是《西小河的夏天》中最基础的元素。怎么会想到拍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孩子跟足球的故事?

      周全:我也是因为98年世界杯才开始喜欢上足球的,皮耶罗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球星。

      深焦:那么这个故事中有很多你自己的影子了?

      周全:整个故事的情节完全是虚构的,但是故事中传达出来的情感以及我对那个地方的记忆,却是真实的。可能对于很多导演说,第一部片都逃不出的主题就是童年和故乡。《西小河的夏天》拍摄的院落叫做台门,是江南院落式民居在绍兴、杭州地区的名字。我出生在台门,一直生活到十一、二岁。大部分台门在明朝或清朝时建造,已经有一两百年的历史,现在还有许多老人家住在台门里。《西小河的夏天》里的绍兴,有一部分是我记忆中的样子,有一部分不是。90年代绍兴的城市面貌我已经没有可能还原了, 因为整个城市化发展的进程,20多年过去,很多旧式民居和老城建筑已经被拆掉了。

      深焦:选景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

      周全:我2013年年底从AFI(美国电影学院)毕业后开始着手准备这个长片,我想拍中文片、中国故事。综合考虑之后,决定回绍兴拍一个相对小成本的文艺片。

      我2005年夏天离开绍兴,一直到2014年年底才正式回国。这将近10年的时间里,我每次回到绍兴都会看到变化,看到一些东西在消失。我感觉这些消逝的东西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特别希望能以某种方式将这些记忆保存、呈现出来。最开始我们打算在2015年夏天拍这个故事,所以年初就已经开始找景、筹备。我们当时大概看了四五十个相对完整并且还有人居住的台门,基本上把绍兴市区内的找遍了。后来因为觉得剧本还不够完整,延迟到了2016年夏天拍摄。2016年上半年再去勘景的时候,发现又有很多的台门被改造或者破坏了。现在片中出现的舞厅、小学等场景,也都遇到相同的问题——我们找不到没有塑胶跑道的学校了。我们拍摄踢球场景的场地,在距离绍兴市区将近两个小时车程的嵊州市。所以这也给了我一种急迫感:如果再不拍,可能就都没了。

      在室内置景的过程中,美术和制片都下了很大功夫。我们从亲戚朋友家里、从淘宝上找来了很多90年代的物件。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我都想找到生活感和真实感,不想让观者单纯觉得这个地方美,甚至美得不真实的感觉。

      

      深焦:拍摄90年代比较困难的地方在于,这个年代离人们还并不遥远,所以如何还原一个所谓“真实”的90年代,似乎是众口难调。

      周全:是啊,我和美术、服装在沟通的时候也觉得,90年代是一个特别难定义的时期。80、90年代是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阶段,在美学上却是一个很杂乱的阶段。我们在选景的时候去过很多台门人家,看到他们的屋子里有最新的超薄液晶电视,但它下面的柜子可能就是100年前的古董。它呈现出了一种特别混乱和不协调的美学体系。但是拍电影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追求一个比较统一的美学呈现嘛,所以我们就对这个讨论了很久。我们找来了很多我自己家和我同学家的老照片,试图去寻找那个年代的颜色。

      深焦:虽然故事发生在90年代的南方小城,但其实它里面人物却都很容易接近。比如父亲人到中年在感情、事业上的困惑;比如小男孩顾晓阳,虽然父母都和他生活在一起,但他却是孤独的;还有郑爷爷,一位身边没有亲人的老人……包括整个城市化进程对于他们生活的影响。其实这些情感和精神状态和整个外部社会非常联通。

      周全:晓阳的孤独感也是我小的时候体会到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学校还没有足球队,我当时参加排球队,我父母就和片中晓阳的父母一样不愿意。我父母也是在体制内工作的人,所以我从小学到高中,有很多时间需要我自己独处。我觉得这种孤独感很难用语言描述,但又是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都多多少少体会过的。因为家里都只有一个小孩,所以家长都会尽量地在物质层面满足。这种孤独感不是被抛弃、被遗弃的那种,而是纯粹精神层面的关怀缺失。

      与父母的情感隔阂是这部影片非常重要的一个情感基础。听起来很大逆不道,却真实存在过。当小时候的我和父母有矛盾的时候,我不知道该跟谁讲。设置顾爷爷这个角色,我也是想探索一种可能性:我们能否超越血缘关系,找到一种纯粹情感上的连结?也许跟一个看起来离你生活很远的人,也还是可以达到情感上共通的点,它实际上并不需要血缘的维系。

      

      制作:从海外电影学习到国内融资

      深焦:你从2005年之后在澳洲读书,又在AFI读了导演系,在校期间拍摄了一些短片。拍摄短片的经历对你筹备长片处女作有哪些帮助?又形成了哪些壁垒?

      周全:从在海外学习、实践,到回国独立制片,从我自身创作和制作角度讲,这段经历有关键性的帮助。因为AFI的教学非常的严谨,甚至有时会让人想爆炸(笑)。AFI把自己当做一个制片厂,每个拍片小组就像一个制作公司,而每个小组的指导老师就像是制片厂派来跟你对接的人。在AFI拍摄的每一步,从最初的故事想法到最后的成形剧本,他们都要有严格的监控,同时老师也会一直提供专业的建议。AFI教会了我一种“游戏规则”,虽然有很多限制,但其实逻辑性非常强、非常实用主义。而整个筹备、拍摄过程也是在教我如何在这些条条框框下最大程度实现自己的创作初衷,如何与各部门协调工作。这样的训练对我拍摄长片还是非常有用的。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在选择拍摄团队的时候,大部分也都选择了AFI同一个体系内训练出来的校友。

      深焦:作为一个年轻的新导演,曾经的短片拍摄经历等等是否对长片的融资产生了帮助?

      周全:HAF(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创投我们去过两次。2015年第一次去,以创投项目的形式;今年2017年第二次去,因为他们刚刚开设了一个Work-In-Progress Lab,专门支持正在后期制作中的影片。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得了最大的奖,但是没有谈到任何投资。当时来开会的大部分公司都觉得我们这个故事不太符合现在中国电影(600977,股吧)市场的需要,但也不是特别注重个人表达的艺术电影…… 因为AFI的训练,我特别注重电影的故事性,非常在意跟观众的沟通。我要拍的故事一定要让观众看得懂。换句话说,就是影片中导演的个人表达能不能到达观众,能不能与观众产生对话。《西小河的夏天》这个项目对于投资方来说,既不算商业片,也不算艺术片;既不是市场想要的电影,也不是电影节想要的电影。真心很感激釜山新浪潮愿意给我一个发声的机会,和与观众对话的平台。

      创投对我来说像是测试。在参加创投的三天时间里,在每天满满当当的会议上和不同文化背景和成长经历的人聊这个故事、听到不同意见的时候,它测试了我自己对这个故事有多大的热情——我会不会因为大家的否定意见而放弃这个故事?第二个测试是,它让我们团队重新审视自己对这个故事的判断,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故事是否成立。

      HAF的奖金作为这个项目的一部分启动资金,后来还有绍兴一山文化的加入,正是有了他们的全力支持才让这个项目真正启动起来。

      深焦:那么第二次参加HAF又有什么不同呢?

      周全:企鹅影视和我们现在的国际发行团队Be For Films都是在今年HAF结识并开始合作的。Be For Films母公司Platytime的合伙人Nicolas Brigaud-Robert听我们介绍项目,他是欧洲非常资深的发行人和制片人,每年代理发行1-2部亚洲电影。他看完片子后觉得《西小河的夏天》非常合适他旗下Be For Films这个推广新导演的厂牌。

      

      演员与团队:前辈大咖加盟

      深焦:顾宝明是台湾非常实力派的老演员了。您们是如何开始的这次合作?在和他的合作过程中,您们是如何沟通的?

      周全:郑爷爷这个角色需要比较多面。他既有自身孤独、怪癖的一面,又因为跟小朋友在一起而要显露亲热、搞笑的一面。最后离开的时候,我又希望他能承载某种苍凉感。

      2015年冬天,宝哥来北京演出话剧《接送情》。我的两位制片人刘宛玲、杨宥瑜是台湾人,她们带我去看这部戏,我们看完后都觉得宝哥非常合适。后来我们与宝哥见了一次面。他看完剧本后,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拍摄时,每一场戏开拍之前,我都会跟宝哥梳理前一场和后一场戏的人物情绪。我们也只讨论这个,表演技巧层面的事情根本不需要我担心。宝哥是戏剧大师,他心里早就想好怎么演了,拍摄时再给我不同方案。

      会想到找台湾演员,很大程度是因为台湾新电影,特别是《一一》在我的心中有非常特殊的位置。我在2014年去过金马电影学院,接触了几位参与台湾新电影的重要人物,从侯孝贤、廖庆松、杜笃之三位大师那里学到很多。再加上这部电影又是从小朋友视角讲的,便很自然想到了台湾的演员。

      深焦:片中妈妈的饰演者谭卓也贡献了非常精彩的演技,她本人似乎也会参演文艺片和独立电影很感兴趣。

      周全:以实际的情况来说,谭卓的年纪和形象都不太像是妈妈这个人物,她本人介于妈妈和老师之间。一开始我想到谭卓,是希望请她扮演相对年轻的老师角色。但她看了剧本以后,主动提出妈妈这个角色更有挑战性。我当时的疑虑是,她其实并不到妈妈这个年纪。但我看了谭卓主演的《小荷》后,惊为天人!她的表演打消了我的一切顾虑。我们要做的,就是在造型上帮助她。我佩服她的地方在于,她完全不介意“扮老”。

      谭卓是东北人,却要在片中饰演一个南方人。她和饰演爸爸的张颂文老师都主动要求我教他们几句绍兴方言,因为他们都希望练习方言来帮他们找到一点当地人说话的方式。谭卓在片中模仿南方女人讲话的方式,发音扁平,句末带一点语气词,有一种比较市井的感觉。为了这个角色,她还和绍兴当地的越剧老师学习唱戏。夸赞谭卓演技最好例子就是:影评人吴觉人(他是上海人)在看电影时,完全没有看出哪个人是谭卓!

      张颂文老师是业内非常有名望的表演老师。我还记得第一次跟他见面时,他特意穿了旧的衬衫、戴了眼镜,打扮成了教务主任的样子跟我试戏和讨论,让我特别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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