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之弟兄交锋
武德九年(6 2 6年)六月初三,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准备在高祖召他们入宫时谋杀他们。四日清晨,李世民带领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等九人入官,并伏兵于玄武门。建成、元吉事先虽已得到张婕妤的通知,知道高祖要他们廷辩,但他们不知道玄武门的守将常何已为世民收买。因此,他们将东富和齐王府兵集中起来,严阵以待以后,就前往高祖处以探究竟。行至临湖殿,发现情况有异,想急转回去,世民伏兵冲出。元吉射世民不中,世民先射死了建成。元吉也被尉迟敬德杀死。冯立、薛万彻等率东宫、齐府兵二千人来攻玄武门,薛万彻又扬言欲攻秦府,世民兵士气不振。尉迟敬德出示建成、元吉首级,富府兵才失去了斗志。世民又调来数百骑,其妻舅高士廉也率吏卒、释囚犯、授以兵甲,赶至芳林门与世民合势,才取得优势。
高祖知道事变后,问裴寂等怎么办?萧璃、陈叔达建议立世民为太子,把国事交给世民。六月七日,立李世民为太子,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李世民终于取得了军国大权。
玄武门事变前,李世民在长安的力量相对建成、元吉来说,是比较薄弱的。虽然他们都蓄养了一批精兵,但世民只有八百人,不及宫府兵二千人的一半。因此需要高士廉率吏卒囚徒前来作战。正是这种情况,决定了世民采取阴谋伏兵,先发制人的方式。而这种方式之所以可能,主要是由于玄武门守将为其收买,因而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举而击杀建成,从而收到擒贼先擒王、攻心为上、瓦解对方的效果。建成在兵力上的优势也就失去了作用。
地方形势的有利,也是李世民敢于发动玄武门之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条件。当时关中大部分地区,山西、河南、四川、江南的军将大多是倾向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后,除了河北州县和泾州(今甘肃泾川)的李艺以外,各地都很稳定。这样,就使得李世民没有外顾之忧,尽可以解决了长安的问题后,再去处理地方上的反对派。
李世民的身边有一批强有力的谋臣骁将,也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李建成虽然想尽一切办法来削弱李世民的力量,并且说动高祖把多谋善断的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位世民最主要的谋臣逐出秦府,敕旨不让他们复事秦王,但由于李世民善于隐蔽,没有根本动摇他在长安的力量。玄武门之变前夕,他身边仍有长孙无忌、侯君集、高士廉和尉迟敬德等一批谋臣武将,程知节等也拖延没有离开长安。房玄龄、杜如晦也穿着道士服潜入了秦府。建成斫除世民手臂的计划完全落空。李世民的主要幕僚几乎全都参加了这次事变。建成虽然知人善任,王玮、韦挺、魏征始终都是忠于他的,但王、韦武德七年就被流放出去,魏征虽是经世之才,但对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这一套东西,终不如房杜等熟悉。比起世民来,建成的参谋部就显得薄弱了。
此外,在收买对方的工作上,建成也全盘失败,而且还有一些人被世民收买。除了秦府幕僚对世民的忠诚外,主要是收买对象的不同。建成曾想收买秦府骁将尉迟敬德,但遭到拒绝。李世民所收买的,则是在建成处地位不算很高,与建成关系不很密切,但又是能起作用的人物,如事变前夕向世民告密的太子率更丞王晊,官位只有从七品。而建成却没有收买到这样通风报信的人物。
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立即赦免了为建成、元吉战斗到最后的死党薛万彻、谢叔方、冯立,认为他们是忠于所事的义士而不予问罪。同时,礼遇曾劝建成早除世民的魏征,引为詹事主簿,并将王岜和韦挺从巂州召回,将三人皆任为谏议大夫。这几位建成主要幕僚的使用,对安定局势起了很大作用。
世民还派屈突通为陕东道行台左仆射,驰镇洛阳,以防东方之变。又派崔敦礼驰驿至幽州(今北京市)召与建成关系密切的庐江王瑗。李瑗心不自安,囚崔敦礼,征兵,准备起兵。兵未发即为王君廓所杀。
这时,建成、元吉的党羽散在民间,还很不安心,也有些人争着告密以取赏。在王硅的建议下,李世民重申建成、无吉左右皆赦不问,下令不得相告,违者反坐。但河北州县素来与建成、元吉关系密切的仍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乱”。魏征建议,“不示至公,祸不可解”。如果不采取宽大的措施,河北还可能闹出乱子来。于是,世民又派魏征宣慰河北,并听以便宜从事。魏征在磁州(今河北磁县)释放了州县解送京师的建成党羽、前太子千牛李安志和齐王护军李思行,从而解除了建成党羽的顾虑。
通过这些办法,河北和各地的形势很快安定下来。贞观元年(6 2 7年)李艺据泾州反,很快也被讨平。
八月甲子,李渊传位0世民,李世民正式做了皇帝。这就是有名的唐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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