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的政绩和管理方略

　　武则天的政绩

       一、破格用人

       （一）广开入仕之门

       武则天不愧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她懂得仅仅依靠严刑酷法，只能打击那些反对自己的人，压制那些不利于自己的舆论，但并不能获得广泛的支持。因此，她一方面以禄位收天下之心，同时，使自己的政策更加顺应广大地主官僚的要求。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一般地主大量涌现出来，他们在经济上有了一定的势力以后，便要求有相应的政治权势，以便保护和借以扩大他们的经济力量。地主士人要求做官的越来越多。

　　唐代一般地主可以通过杂色人流和科举及第获得做官的资格，但真要获得一个官职是很不容易的。

　　杂色人流，主要是通过勋官上番和流外人流。高宗、武则天时期战争不息，获得勋官的人很多，但由于他们缺少文化，上番期满后，很难通过考试，因此，勋官很少能获得出身。流外人流者，在担任中央各官府的掌固、亭长、佐史、府史，令史以及诸仓、关、津的计史、府史和诸牧、苑囿的监史等流外官后，首先要通过每年一次的考课和三考一次的转选，才能一级一级升上去。流外官九品，三年一转选，如果从最低一级九品开始，需二十七年才能获得人流的机会，即使从六、七品开始，也需要二十年上下才能人流。人流后，升迁也非常困难，而且一般不能担任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吏。

　　科举出身虽可位至高官，但录取名额很少，尤其是进士科，贞观二十三年中，共取二百零五人，平均每年不足十人，高宗、武则天时期增加了一倍，平均每年也只有二十人。一般地主士人既无世传经学，又无门第可以凭借，在考试上处于不利地位，录取者多为高官权贵子弟。高宗时常举出身的十名宰相中，其中进士八人，明经二人，贵族和五品以上高官子弟六人，县令子二人，出身于父祖没有官位的一般地主家庭的只有二人。录取名额虽然有所扩大，一般地主子弟及第的也有所增加，但是应举的人也更多了。

　　即使通过上述两个途径获得出身即做官的资格，最后还要通过“应选”才能获得官职。高宗、武则天时期每年需要补充的官员只有四、五百人，而获得做官资格即人流的“年以千计”，加上其他候选的官吏，每年到长安应选，等待分配官职的就大大超过此数。“选集之始，雾积云屯，擢叙于终，十不收一”。往往需要经过长期等待，才能获得一个官职。

　　一般地主子弟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一官半职后，升迁也是极为困难的。唐代官吏每年进行一次考课，在任四年中每年的考第都是中中，应选时才能进一阶。一个从九品下阶的小官，每考每中，每选必中，也需要六十四年才能进入五品。至七品，共八阶，也需要三十二年。而贵族和高级官吏的子弟，由于享有门荫的特权，还是小孩子，就做上六七品官，系上了银腰带；尚未成年，即位至五品三品，穿上了朱色、紫色的袍子。完全垄断了通往高官的道路。

　　在上述情况下，一般地主子弟对贵族高官子弟借荫得官，垄断仕途是深为不满的。

　　唐朝初年，他们积极从军作战，通过战功获得勋赏、土地，甚至做到五品以上官。八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战争频繁，打得越来越不顺手，不仅勋赏不行，甚至夺赐破勋。既然打仗得不到什么好处，还有丧身的危险，所以，一遇征兵，地主富户就雇人代替，后来就勾结地方官吏以逃避点检。这样做在经济上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唐代只有官吏才有免除赋役的特权，九品以上官可以免除本人的赋役，五品以上官则可免除全家的赋役，官位越高，免除的范围越大。也就是说，经济上的特权只有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以后才能获得，而政治地位获得以后，又可以之来扩大自己的经济力量。正因为如此，大量涌现出来的一般地主，没有做官的，要求进入各级政权机构；已经做官的，要求迅速升迁；已经做到七品以上中级官吏的，要求进入高级官吏的行列。总而言之，都要求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势。武则天在上元元年（6 7 4年）提出的建言十二事中的“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要求。但不能说这时她已充分认识到这个矛盾，同时，就其当时的地位，她也不可能去解决这个问题。

　　武则天临朝称制后，采取了一系列打破常规，破格用人的措施，客观上满足了一般地主和广大官吏的要求，而从武则天来说，则是为了取得地主官僚对她的支持。

　　对于谋求官职的一般地主来说，武则天广开入仕门路。垂拱元年（68 5年）武则天“诏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成令自举”。凡是有才能者，都可以自我推荐，以求进用。

　　天授元年革唐命后，又派存抚使十人分巡各地，“残明经、进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扬”。没有考上明经、进士的士人，以及农村的教书先生都被举荐上来。长寿元年一月，武则天亲自接见存抚使所举人，不问贤愚；一律破格加以任用。正额安置不下，给予试官名义，高的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待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当时有人作讽刺诗：“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盌脱校书郎。”意思是说补阙、拾遗已经多到可以车载斗量，耙子推来推去，推出了一大堆侍御史，模子翻来翻去，翻出了好多的校书郎。举人沈全交续诗：“糊心存抚使，眯目神圣皇。”存抚使吃了浆糊，糊里糊涂，连圣神皇帝也眯了眼睛，分不清贤愚。此事被新提拔的御史纪先知当场抓住，便弹劾他诽谤朝政，请先在朝堂杖打，然后交给法司处理。武则天听后笑道：“但使卿辈不滥，何恤人言，宜释其罪。”只要你们不滥，何必怕别人说闲话呢。十道存抚使搜罗上来的多为下层失意知识分子，以及一部分下层官吏。至于那些文化不高或者没有文化而又急于仕进的地主阶级中下层，也可以通过杂色人流、自荐甚至告密等途径进入仕途。

　　（二）赐勋阶

       对于广大官吏，主要是赐阶勋。睿宗即位（6 84年2月），改元文明，赐文武官五品以上爵一等，九品以上勋两转。垂拱二年（6 8 6年）正月大赦，赐内外官勋一转。证圣元年（6 9 5年）刘知几上表说：“今皇家始自文明，迄于证圣，其间不过十余年耳。海内具僚，九品以上，每岁逢赦，必赐阶勋。”“每论说官途，规求仕进，不希考第取达，唯拟遭遇便迁。或言少一品未脱碧衣，待一阶方被朱服，遂乃早求笏带，先办衫袍。今日御则天门，必是加勋一转；明日享宣阳观，多应赐给一班。既而如愿果谐，依期必获。”这说明，自文明以后，赐阶勋是每年都要进行的。尽管刘知几建议不要滥赐阶勋，但赐阶勋仍继续进行。登封元年腊月又制内外官三官以上通前赐爵二等，四品以下加两阶。

　　唐代文武散官均为九品二十九阶，四考中中，始能升一阶。表现好的，有一中上考，进一阶，一上下考进二阶，但这终是极少数。按部就班升上去，即使有门资的三品子孙，由从七品上阶出身，升入五品，需经过六阶。如果表现一般，每考每中，至少也需要二十四年。其他官员子弟和通过杂色人流和科举出身的，所需时间更长，而武则天每年给官员赐阶，让他们普遍升级，虽然他们所担任的职事官不一定改变，但地位和俸禄却是迅速提高了。有些人出身不到十三年，就做到了五吕，不到二十五年就进入三品。赐阶大大提高了官员升迁的速度，特别是中级官吏升为高级官吏的速度。

　　赐勋对于低级官吏的意义更大。唐代勋官共分十二转，由最低的武骑尉（比从七品上）到比从五品上阶的骑都尉，只需要四转，只要经过五次赐勋，八、九品的散官、职事官都可以在服色、持笏、官当等方面享受五品以上官的待遇，这也就是刘知几在所上表中所说的：“至于朝野宴集，公私集会，绯服（四品深绯，五品浅绯）众于青袍（八品深青，九品浅青）；象笏（五品以上象笏）多于木笏（六品以下木笏）。”此外，二品勋官子有荫，三品至五品子可充当品子，只要能获得五品以上勋官称号，就为下一代做官创造了条件。因此，赐勋虽不升官，但能迅速提高社会地位，并享受某些政治经济特权，这对于急于扩大自己政治经济权势的中下级官吏来说，自然是意外的收获。

　　对高官子弟，还经常利用南郊祭圜丘、祠明堂、拜洛、封嵩岳等各种庆典仪式，取弘文生、国子生为斋郎，到时帮着捧一捧祭祀的礼器，过后“皆令出身放选”。弘文生三十人，国子生三百人，只有三品以上亲贵子孙才能充任，一部分国子生亦可由太学生升任。因此，其中也包括五品以上通贵子孙。垂拱以后，盛典鸿休，每次都有一批高官子弟通过担任斋郎获得出身，取得官职。这样一批接着一批，“因藉际会，入仕尤多”前后不可胜数。这也是武则天能够取得高级官吏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大开制科

       通过上述各种办法，解决了一部分地主士人进入各级政权的问题；各级官员官阶亦可有所升迁。但是仅用这些办法还不能解决那些富有文学才能和卓越政治才干，以及知识层次较高的人才的选拔和迅速升迁问题。为此，从垂拱四年起，武则天继续举行制科，其中垂拱四年至天授二年（688 -691年）和长寿三年至万岁通天二年年)都是连年举行。前一个四年，恰好是武则天称帝前后，大开制举是她以禄位收天下人心政策的一部分。永昌元年（6 8 9年）贤良方正科，进士出身的青城县丞张柬之前往应举，同时对策者有一千余人。说明知识分子确是被武则天调动起来。后一个四年则是在武则天任威刑以禁异议，革命成功之后，恐怖政策开始终结的时候，除了收取人心，从科目设置有贤良方正、超拔群类、经邦等科来看，选拔政治人才的色彩更加浓烈。

　　由于制举可以一再应举，每次中举，都可升官，同时制举及第者可以破格提升，这样就给那些文化程度高，政治素质好的士人和官吏提供了一条便捷的升迁之途。

　　（四）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

       武则天以上措施并不能同时把更多的地主士人吸收到各级政府中去，但是，由于破格用人，迅速升迁，这就打破了贵族和高官子弟对高级官位的垄断，使一般地主和中小官吏的子弟有可能进入高级官僚的行列。武则天称帝期间，宰相中明经出身的十人，其中狄仁杰、李昭德、姚涛、韦安石等四人为贵族高官子孙，陆元方、唐休璟、崔玄玮等三人为中下级官吏子，杨再思、格辅元、杜景俭等三人父祖无官。进士出身的十人，其中宗楚客和李迥秀是贵族高官子弟，李峤为县令子，韦嗣立、韦承庆兄弟虽为故相韦思谦之子，但韦思谦的父祖皆为县令，其余娄师德、苏味道、周允元、吉顼、张柬之等五人都是平民出身。科举出身的宰相中，普通地主和中下级官吏家庭出身的，开始占据大多数。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变化。

　　武则天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对官吏的监督和考核是很严格的，不称职的，不仅要罢官，严重的还要杀头。在大量一般地主涌入朝廷的情况下，怎样有效地控制这些暴发户，使这些急功近利者不能为所欲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武则天“挟刑赏之柄”，严于课责，把他们的破坏作用降到最低限度。而对真有才能的则进用不疑，迅速把他们提拔到负责的职位上去。这就有力地保证了整个统治机构的正常运转和较高的办事效能。

　　官吏虽然“进退皆速”，不能长期安于其位，但是，地主人仕面却因此而扩大。唐代官吏被罢官分为几种情况，除名者官、爵悉除，六年后降若干阶重新叙阶，如原为正四品散官，重叙为从七品下阶。免官者职事官、散官和勋官统统免掉，三年后降二等叙阶。免所居官者，一年后降一等叙。总之，只要不被杀头，罢官后，官的身分最终都可以保留下来。进退愈速，入仕面愈大。地主的入仕的人数，较之正常情况下就大为扩大了。他们获得了官的身份，社会政治地位相应提高，在地方能与地方官平起平坐，在乡里可以对农民作成作福。一般地主兼并土地，扩大经济实力，由此获得了更加可靠的政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