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的社会生产和文化发展有了哪些进步？

　   从很早的古代起，聚居在黄河两岸的夏部族，就已经以农业生产作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之一。到了夏代，农业有了明显的进步。水利是农业的基础。鲧和禹曾相继治水，其治水区域大致在当时夏部族聚居的中原地区，即今河南省和山西省南部。有人认为主要在今伊、洛河流域，济水流域和颖、汝河上游，以及山西省晋南的汾水和浍水流域。禹治水以导为主，依据地势高低排除积水和疏浚滞淤，使原来的沼泽“渥地”改变成“桑土”良田。结合河南豫西地区的考古发掘材料看，原始氏族社会末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早期的人们聚落遗址，还多分布在浅山区和丘陵地区河谷两岸的台地上，而龙山文化中期与晚期的聚落遗址，不但数量较前显着增多，而且在靠近河岸两侧地势比较低的地带，特别是在河南豫东大平原地区，也多有分布。这很可能和禹治理水患，使农业生产发展有关。《论语-太伯》说禹“尽力乎沟洫”，《国语‘周语下》“嘉祉殷富生物”和“养物丰民人”，都是追述夏禹的治水，不仅减少了洪水泛滥的灾害，而且又引水灌溉农田，使夏代的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的发展，为巩固夏王朝的统治，奠定了物质基础。

　　夏代农业生产工具以木石工具为主，兼有一部分骨器与蚌器。出土的石制农业生产工具中，石铲和石刀的数量为多。石铲皆为扁长方形，多在中部钻有一个或两个圆孔。这种带孔石铲安上直柄可作掘地翻土的石臿，绑在前湍带有钩状的木柄上，就可作为松地锄草的石锄。锄耕用于农业生产，无疑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重大变革与改进。

　　用于收割农作物使用的工具中，以石刀数量最多，石刀较以前的改进之处也是在石刀中部钻出一个或两个系绑木柄用的圆孔。工具的改进，使夏代的农业生产得到明显的提高。

　　河南豫西龙山文化中晚期出土的陶器中，有较多制作精致的斝、鬹、盉、觚、杯、小壶等酒器。文献中也多有贵族饮酒成风的记载。酒在中国古代向来都是用谷物酿造的。

　　只有在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与提高的基础上，才能用剩余的谷物进行酿酒。

　　在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的发掘中，还发现有些草拌泥中夹杂着黍壳和稻壳的遗存说明夏代已有黍和稻等粮食作物。

　　随着夏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部门的分工，烧制陶器，琢磨石器，制作骨器、蚌器，冶铸青铜器和制作木器等各种手工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和分工。

　　在烧制陶器方面，当时不仅广泛使用了快轮制造技术，而且在烧造方法上，又多采用陶器出窑前的施水法，使陶器多呈灰黑色、灰色或黑色，且又质地坚硬。陶器表面除多施用篮纹、方格纹与绳纹等装饰外，还有精美而细致的指甲纹、羽毛纹、划纹、圆圈纹和镂刻等装饰。器形品种如炊器、饮器、食器和盛储器等达三十多种。特别是有些造型美观，制作精湛，胎质细腻、薄如蛋壳、器表漆黑发亮的磨光黑陶器，只有具备烧陶丰富经验和高超技术的人才能烧制出来，故制陶业大概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在石器制造方面，以钻孔石铲与石刀为主。各种石器磨制精致，几乎没有钻孔损毁或重钻的现象，表明制作石器的技术已相当成熟。少数靠近山区的遗址中，有较多的石器成品出土。而在远离山区的地方半成品和打下来的石片则不多见。说明这些地方出土的石器都是由制造石器的地方交换而来；还说明当时石器的专门加工和交换已经出现。

　　在文献中，有夏代冶铸青铜器的记载。如“禹铸九鼎”和夏后启命人在昆吾铸鼎，出土的铸造铜器的遗存可以为证。如在临汝县煤山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中，出土了炼钢坩埚残块，其中最大的一块长5.3、宽4.1、厚2厘米，上面保存有六层冶铜痕迹。

　　郑州牛寨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中，也出土过一块炼铜坩埚残块，残块上还粘附有铜碴与铜锈，经化验是属于铜锡合金的青铜遗存。特别是1 9 8 0年在登封王城岗的发掘中，出土了一件青铜残片，残宽约6.5、残高约5.7、壁厚约0.2厘米，经化验是包含有锡、铅、铜合金的青铜鬻。青器形有可能是青铜鬹，有些学者认为，夏代已经铸造铜器，并进入了青铜时代。

　　此外，制造木器、玉器、骨器和蚌器，以及纺织和酿酒等，在夏代都可能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