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居总统

　　赢家娱乐讯 武昌起义成功以后，革命军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临时中央政府，特别是到了年1 1月，随着南方半个中国已基本脱离清政府的统治，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已迫在眉睫。鉴于此种情况，1 1月9日黎元洪便向独立各省提出建议，请他们派代表到武昌开会。黎元洪的电报在路途耽误了8天才到上海，而在此之前苏、浙、沪三地都督已邀请各省代表到上海开会，讨论统一组织机构问题，同时建议在中央机构未组成以前，先行推定伍廷芳、温宗尧为革命军的临时外交代表。等黎元洪的电报到达上海后，各方代表为了尊重黎元洪的意见，决定以武昌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并推举鄂军都督代行中央职权。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决定每省派一位代表到武昌参加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留代表一人在上海担任联络工作。

　　各省代表到达武昌后，于1 1月3 0日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举行革命军各省区代表大会，公推谭人凤为议长。这一次代表大会作出了一个幕后的决定，那就是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世凯反正归来。之所以有这样的决定，是由于1 1月2 9日袁世凯派朱其理来到武昌，并带来一封汪精卫的亲笔函，汪精卫在信中告诉武昌首义的革命同志，希望南北达成协议，联合一致要求清帝逊位，并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汪精卫的这封信函恰巧在各省代表大会期间送到，于是代表们便集中讨论这一问题。在讨论过程中，部分代表认为清政府已名存实亡，今后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不在于革命军与清廷之间，而在于革命军与袁世凯之间，假如要避免更多的流血，最好的办法是将袁世凯拉到革命阵营来。要拉拢袁世凯须给他以高官，但袁世凯在清廷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只要袁世凯愿意推翻清朝，赞成民主共和，就只有给他以临时大总统之位，方才能打动袁世凯。革命军的这种思想意识，更加助长了袁世凯的野心。

　　革命党人陈其美等人趁南京光复，武昌又面临危机的情况之下，又一次把留在上海做联络工作的各省代表召集起来举行会议，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决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由大元帅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会议决定以汉口为议和地点，公举伍廷芳为议和全权代表，与清政府代表和谈。12月7日，清政府授袁世凯为与革命军和谈的全权大臣，袁世凯即日便委任唐绍仪为总代表。南北双方议定，和谈期间停战1 5天。后来因伍廷芳有事不能前往汉口，双方谈判地点改在上海。

　　武昌及上海的各省代表汇集南京。在代表们选举临时大总统的前夕，袁世凯故意让唐绍仪放出话来，说什么“袁内阁亦主张共和，但须由国民会议议决后，袁世凯据以告清廷，即可实行逊位”。袁世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叫代表们推迟选举，将来选举他为大总统。代表们信以为真，15日便决定暂缓选举总统，一时间妥协的气氛弥漫于上海、南京。1 8日，南北议和首次会议正式举行。和谈一开始，革命军方面就提出和谈的先决条件，那就是清廷必须承认民主共和，如果不在这个基础上谈，则无和谈的必要。唐绍仪立即把这一条件电告袁世凯，袁世凯接到电报之后，便向隆裕太后请示，最后接受了革命军提出的先决条件。袁世凯这时之所以主张和谈，是他已经深知，只要赞成共和，大总统的位置大有到手的希望，只是还没有得到革命军方面的明确保证。

　　孙中山先生从国外回到上海，他的到来既解决了南方各省为推选临时政府领导人而发生的争执，又给革命党人以极大的鼓舞。1 1月2 9日，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政府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一天南北双方和谈代表在上海讨论国民会议的组织问题，这个议题有两点要讨论：一是出席代表的产生，由革命军所占领的1 4省和清廷所统治的8省，各派代表3人组成，这一点已经由唐绍仪代表清政府表示接受；二是开会地点问题，革命军代表伍廷芳提议在上海召开，唐绍仪则表示要向袁世凯请示后才能答复。于是，唐绍仪的请示电报和孙中山就任大总统的电报同时到达袁世凯的手上。袁世凯得知临时政府已经成立，感觉到自己受了革命军的欺骗，非常生气地说：“既然已经选了总统，那么我坐在什么位子上？算了吧，不必和谈了。”袁世凯在心情极坏的情况之下，认为唐绍仪未经他许可就同意国民会议的代表权分配办法，应视为无效，并且发电报声明他不同意唐绍仪已接受的条件，还谴责了唐绍仪的越权行为。唐绍仪在此种情形之下，进退维谷，只好引咎辞职。袁世凯接受了唐绍仪的辞职请求，同时他还电请伍廷芳北上直接谈判，伍廷芳则电请袁世凯南下，这样双方的和谈变成了电报往还，不得要领。

　　这时的袁世凯可谓花招百出，使出各种手段要挟清政府，同时又威胁革命军。他首先让北洋军的姜桂题、冯国璋等将领发表联名通电：“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来威胁革命军；其次让清政府的驻外使节，由出使俄国的陆徵祥领头，电请清帝退位，来要挟清廷；同时命令张勋的辫子军反攻南京，以试探革命军的力量；最后设法取得革命军方面的保证，如果清帝退位即推举他继任大总统。

　　孙中山先生虽然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当时的革命军中有大批的妥协分子，他们认为利用袁世凯可以事半功倍。孙中山不是不知道袁世凯的奸险，不过他是一位虚怀若谷的领袖，处处尊重多数人的意见，于是孙中山先生通电宣布：“袁世凯若表示赞成共和，当以总统相让，但须南下就职。”后来，又亲自致电袁世凯说：“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欠统一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乾转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袁世凯对孙中山先生的诚意将信将疑，在其复电中打官腔：“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谬承奖诱，惭悚至不敢当，惟希谅鉴为幸。”孙中山先生担心袁世凯摇摆不定，便又复一电说：“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

　　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动让能，自有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俱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诱致之意，则误会矣。”孙中山先生的这个电报的诚恳，简直是对袁世凯指天发誓，只要袁世凯能把清室推翻，他即以总统一席相让。袁世凯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保证，他便着手逼清帝退位。

　　就在这时，北方革命党人的活动日趋活跃，并于1 9 1 2年1月1 0日，在袁世凯上朝之时谋刺袁世凯，但未成功。北方革命党人的这次刺袁活动，帮了袁世凯的大忙。在此之前，由于革命军中有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之议，满族亲贵都骂袁世凯是个卖主求荣、私通革命党的奸贼。袁世凯也曾对清廷说革命党已大批潜入京城、满族亲贵们都说这是袁世凯以革命党进行威胁，不予置信。有了这次刺袁案件，隆裕太后于是相信袁世凯是清朝的大忠臣，同时也相信革命党已大批潜入京城。

　　袁世凯遇刺之后，他便借机向清廷要挟，一方面请病假不上朝，另一方面逼清廷宣布清帝退位，否则他便要辞职。良弼这时挺身而出，主张批准袁世凯的内阁辞职，另组皇族战斗内阁，派铁良南下统率清军，以不受袁世凯的北洋军牵制。良弼是当时满族亲贵中惟一有才识的军事人才，他是日本士官生，任职禁卫军第一协协统兼禁卫军训练总办。虽然袁世凯夺去了禁卫军的指挥权，但实权仍在良弼手中，他不但不买冯国璋的帐，而且对袁世凯也极不满意，他自认定清室的保护者，有监督袁世凯阴谋叛逆的责任。良弼虽然有点实力，但和袁世凯比较起来那是小巫见大巫，袁世凯要对付良弼实在是轻而易举。但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不愿蒙受谋杀满族亲贵的罪名，于是他采取借刀杀人的策略，暗示由上海回到北京的汪精卫：清帝退位已无问题，目前的阻力来自良弼，只要除掉良弼，一切便水到渠成。汪精卫得到这个消息后，便派人用炸弹炸死了良弼，扫除了清帝退位的障碍。

　　就在良弼遇刺的同一天，北洋军由段祺瑞领衔与其他清军将领联名致电清廷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并各王公大臣：请即代奏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

　　两件事情的发生，震惊了清廷，使满族亲贵一方面觉得革命党人已布满京城内外，可以为所欲为；一方面又感到握有兵权的北洋军将领已向清廷敲响了丧钟，奏响了哀乐。这样一来，清廷的满族亲贵吓得魂飞魄散，有如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于是，他们纷纷席卷细软，携带妻妾避难到天津、青岛、大连租界，托庇于洋人，不能走的则纷纷请袁世凯派兵保护。惊慌失措的隆裕太后急忙召集御前会议，王公亲贵到会的竞廖廖可数，只有代表袁世凯的赵秉钧按时到会。隆裕太后哭着对赵秉钧说：“赵秉钧啊，你快点去对袁世凯说说，一切事都好商量，保全我母子的性命要紧。”

　　召开御前会议的第三天，袁世凯命杨度等在北京发起组织共和促进会，宣言目前主张君主立宪为时已晚，为挽救国家危亡，保全皇室，应速实行共和。同时，袁世凯也上奏朝廷：“近议国体一事，已由皇族王公讨论多日，当有决定办法，请旨定夺。臣职司行政，惟遵朝旨。”借以催促清廷迅速作出抉择，早日退位。这一招很是凑效，隆裕太后在其催逼之下，整日抱着溥仪皇帝痛哭流涕，醇亲王载津向来缺乏主见，不敢参与决策，皇室贵族乱作一团。隆裕太后所能采取的惟一办法只能是尽量拖延时日。到了2月1日，她又一次召开御前会议，提出采取虚君共和体，即君主不干预国政的办法把皇帝保留下来。她的建议自然不会得到袁世凯和民国政府的同意。隆裕太后见无路可走，经过反复考虑，觉得保留性命退位后享受优待条件，总比宗族覆灭的结局强得多。万般无奈，隆裕太后做出了皇帝退位，颁布共和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