貂皮时尚背后的灾难：林海雪原间的生与死

　　原标题: 貂皮时尚背后的灾难：林海雪原间的生与死

　　伴随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野生动物的买卖和食用是否应该立法禁止，再一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近代东北对外开放和大规模开发以后，毛皮因在国际市场的畅销而成为东北出口的大宗土货之一。市场改变了传统的狩猎生产，猎户和毛皮商人为贪欲而卷入被动性生产，有时为了高额利润，不惜违背野生动物自然繁殖的规律，过度滥采滥捕。而这一段不尽为人所知的历史，不仅导致东北野生动物资源数量和种类的迅速减少，甚至还引发过东北大鼠疫这样沉重的灾难。本文原题《奢华背后：论近代东北大开发中的毛皮贸易》，刊于《民国档案》2015年第3期。经授权，作者对原文进行改写、修订，注释从略。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美国着名汉学家彭慕兰在《贸易打造的世界》一书中，论及从1650至1850年，因来自东北的满族人喜好穿戴裘皮，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毛皮市场之一，这造成俄罗斯及英美商人在全球四处——北到勘察加半岛、阿留申群岛、阿拉斯加，南至新西兰和南太平洋其它岛屿，搜寻皮毛并贩运中国。对许多海豹和水獭而言，这种跨洲毛皮贸易就是灭顶之灾。但到了19世纪后半期，尤其20世纪上半期，欧美社会盛行消费皮草，此时却恰逢中国近代最后一块未开发地区——东北对外全面开放和开发，从而出现从东北反向输往莫斯科、伦敦、柏林的毛皮贸易。今天这段历史不尽为人所知，而这场奢华贸易造成的当地动物资源生态链恶化及鼠疫等大灾难，更值得人们反思。

　　走进世界市场的东北皮毛

　　在大规模和大范围开放和农垦之前，今天辽宁省的东部、吉林省的东南与东北部和黑龙省的西北部地区，森林茂密，面积约二十七万五千平方公里。西部大兴安岭及其支脉，北部伊勒呼里山脉及小兴安岭，东部张广才岭，南部长白山及其支脉，均为森林繁盛之区，成为中国高纬度地区不可多得的野生动物栖居之所，同时由于气候寒冷，这些森林动物皮柔毛丰且富于光泽，在产量和质量上均为全国上乘，所以是以狩猎为生计者的衣食之所。

　　20世纪初日人曾编纂《满洲地志》一书，对东北主要狩猎区和猎获物的调查记载如下：东北东部毛皮动物种类丰富，西部和中部平原种类较少。东部山林地带，产虎、豹、貂、熊、狐、狸、貉、猞猁、獾、灰鼠等，在松花江平原地方，由于人口稠密，以赤狐、鼬鼠等为主产。大小兴安岭山林地方，产狼、栗鼠、黄貂等；至于内蒙古东部，呼伦贝尔及科尔沁草原等地方，为旱獭、狼、狐狸等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广阔的栖息地。

　　各野兽因产地不同，其毛皮品级又有高下之分。例如狐狸，形状不一，有褐色、火色、十字形、黄色、灰色、白色等，欧美人对狐皮尤为爱好。其中黑龙江的银狐最为着名。而呼伦贝尔和大兴安岭一带的貂，呈沙黄色，体型较小，毛绒短而厚，毛密而软，为裘料上品。从品种看，有紫貂、银针貂、版貂、青根貂等之分。紫貂、银针貂最为名贵，版貂毛短色滞，青根貂毛色灰青，不带紫色，皆为次等品。还有一种黑貂，因其紫色浓厚而名。三姓以东产者毛根略紫，曰紫貂。盖气候愈寒，则毛色愈纯厚。故三姓以东之皮张最良。栗鼠，形如野鼠，全体密生软毛，背有花纹，故又名花鼠。产在东北北部的，全身呈暗褐色，胸腹部呈白色。产在东北南部的，褐色部分色泽较浓。其毛稍硬，一般不太重视，多以它做马褂的里皮。灰鼠，大如小猫，色灰兼白色大斑点，俗称关东鼠。毛轻而暖，多为欧美妇女大衣、领袖所用。其中产于布特哈、呼伦贝尔两城境者，号索伦鼠，毛厚色润，东三省特为殊。水獭栖息于东北北部的江河之中，长约二尺，毛色青黑，也有青紫色者，其毛皮可做大氅的襟领或防寒帽，受日本上流社会的欢迎，价格昂贵，故又有海虎之称。旱獭，又名土拔鼠、草地獭，其皮质较好，坚实耐磨，旱獭绒毛的色染性能较佳，加工后的毛色光亮鲜艳，工艺价值高。黑龙江的满洲里和呼伦贝尔高原地区盛产旱獭，美洲市场需求甚大。史志记载：“旱獭形如猫而大，产于岭内。春暖始出觅食，冬则蛰居，其皮用为御寒服饰品，大为世人所欢迎”。兽皮的功用和价值，通常以毛绒是否浓厚、色泽是否光润和肥滑等为标准来判断，等级不同而价格差别较大。

　　近代东北的皮毛经济

　　近代以前，东北传统狩猎方式，按其组织和规模，分为钦敕狩猎、盟内狩猎、全旗狩猎、部落狩猎和个人狩猎五种。外部市场变化以后，对腹地的猎户产生影响。近代以来，钦敕狩猎、盟内狩猎、全旗狩猎逐渐废除，只剩下部落和个人狩猎两种。部落狩猎，即纠集一村或数村壮丁，以铳器、网或其他器械，捕猎鸟兽，一年举行三四次。个人狩猎规模较小，由家族中的壮丁结队入山进行。据1932年的调查，东北北部总狩猎区域大约15万平方公里，其中呼伦贝尔、大兴安岭、小兴安岭、东部地方分别为1.6万、5万、1.4万、7万平方公里，而这些地方的职业猎师又分别为1520、3320、1800、8610人，总计15250人，人均狩猎面积不到10平方公里，已非常密集。

　　至于传统的打猎方法，除靠近俄国远东地区采用俄制新式铳枪外，近代东北其他地区并无大的改变，大多依然是张网围捕，或者掘窖设陷阱。例如貂落入陷窖后，用网覆盖其上，在严寒天气中守候数日，等其出来时驱赶到网中擒拿。老虎通常用两种方法捕到：放毒药诱饵在小路上，等老虎吃了后看毒药发作；或者挖陷阱并用大树枝轻轻掩盖。放一小块肉在这些陷阱上面引诱老虎，这些柴草会使老虎掉入陷阱内，在那里会被扔到它头上的大石块砸死。这些传统方法都在尽量避免毛皮受到利器或火器的损伤。

　　由于大多猎户是贫寒之家，在秋季未进山之前，就开始收到毛皮商人预付定金，毛皮价格此时也已约定好，定价权掌握在商人手中。例如大兴安岭地区，皮张之出售，例须经由市集。在兴安岭北部，定期举行市集，而在中部及南部，又为国人及达乌里人之小商铺。最初在市集之内，此项皮张几全为供给彼等面粉、洋油、茶叶、猪肉、酒菜等物之“安达卡”所得。在大兴安岭中部及南部，此类“安达卡”多为小中国商铺主人及达乌里人。是故各项皮张，并非直接由猎者卖入皮张者之手。全大兴安岭狩猎区域最称繁盛者，为北部的奇乾县，该地每年例有四次之市集，即十二月、二月、三月及夏日之六月半。每当冬日有市集之时，营皮张出口之商行，例有代表前往采买货物。

　　传统时期东北猎物的实物贡赋，集中在阿勒楚喀、三姓、宁古塔等地，近代东北交通和经济中心改变以后，毛皮的加工和交易，形成了从产地到中间再到终端出口三级市场体系。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一带者，皮货中间市场为海拉尔；在小兴安岭一带为三姓；在吉林省北部的为宁安；在吉林省南部为吉林；东北地区皮货最大的集散市场为沈阳。最终出口市场则为营口、安东、大连和哈尔滨等通商口岸城市。

　　凡呼伦贝尔之大市场如海拉尔、满洲里等处，都有外国皮张公司之分行，专由中间人手购置皮货。英美各国商人，亦均在海拉尔桑贝子及满蒙出产地设庄收买，再通过邮政小包，运送回国。哈尔滨，1908年始有俄人创设商业公司及制革工厂。至二十年代，设有外商皮货公司十余家，每家每年营业总额，为数至少二百万元。东北南部的皮毛交易以沈阳、郑家屯、营口、大连等为中心。奉天1919年时调查，城内中国方面有35户大皮行，资本在两千至七八千元不等，每个皮行职工数在10至25名不等。再加22户日人皮毛商及中国的小皮铺，合计六十有余。各种毛皮交易额达三千数百万元，是东北最大的毛皮交易中心市场。

　　据东北各口岸海关大宗进出口货物统计，在毛皮或皮衣类项下，先后出现虎（Tiger）、豹（Leopard）、豺狼(Wolf)、浣熊（Raccoon）、狐狸（Fox）、獾（Badger）、臭猫(Fitch)、栗鼠(Squirrel)、鼬鼠(Weasel)、貂(Ermine)、黑貂(Sable)、猞猁(Lynx)、香鼠 (Laska)、黄鼬(Kalinsky)、獭(Landotter)、艾虎(Polecat)、旱獭(Mormot)等十余种毛皮的出口统计。根据近代东北各口岸海关贸易统计，毛皮出口贸易，可大致分为1864-1894，1895-1914，1915-1931年三个时期。

　　在1871-1872年牛庄关的贸易报告中，首次有了相当篇幅描述这种情况：“毛皮贸易——这是满洲贸易中一个重要且有趣的部分。这个森林茂密，居住地稀少的多山地区，即中北部满洲以及毗邻的西伯利亚地区和沿海省。拥有丰富的毛皮动物”。其后到1894年，有关毛皮贸易种类和价格的统计却时断时续，这些年间，出口的细毛皮主要有虎皮、豹皮、狐皮、黑貂皮、栗鼠皮、鼬鼠皮、黄鼬皮等品种。从各种毛皮出口总值来看，与大豆、豆饼、蚕丝等东北大宗农产品相比，它们在牛庄出口货物总值中所占比重较小，并且这些毛皮出口数量、价值因年而已，起伏不定。例如1872年出口虎皮60张，1875年34张，1892年为244张，1894年为48张，其价值分别为639、1000、3560、1271海关两。

　　1895年至1914年间，这是东北毛皮贸易的迅速扩大时期。1895年之后，外部市场扩大，三年之后东北北部又全面开放和开发，并由牛庄一口迅速增加到大连、安东、哈尔滨、满洲里、绥芬河、三姓、瑷珲、延吉、珲春等10处口岸。该时期牛庄关对一些毛皮及其手工成品出口有了连续记载。其中黄鼬出口量最大，最低3.8万余张，最高年份7.2万张，多的年份价值达万余海关两。狐尾出口量在1-3万之间，栗鼠出口量高的年份也达2万余张。尤值得关注的是，东北北部口岸开放后，满洲里、绥芬河、哈尔滨等成为毛皮出口中心。1908年满洲里口岸正式开放后，旱獭出口量惊人。满洲里海关记载1908年出口旱獭210224张，1909年为19181张，1910年为242458张，1911年为10673张，1912年为55196张。

　　市场的扩大，导致毛皮价格的高涨。1897年牛庄虎皮出口20张，价值1020海关两，1899年出口2张，价值100海关两，1903年出口20张，价值1500海关两。此时虎皮出口数量已明显减少，并且价格增长到50海关两及以上。再如海关贸易报告对貂皮价格的记载：“忆昔貂皮出产丰富之时，其价值之低贱，每用小米一碗或烧酒一瓶，均可换貂皮一张”，1902年前一张貂皮在5-10两之间，到1912年时，因日、俄商人来三姓收买者增多以后，貂皮价格飞涨。如果是在冬日所获外观优美、毫无损伤的上等貂皮，每张在150-200两之间，中等貂皮，价格在40—100两左右，非正当猎取或者价值40两以下者，只能内销，国际市场不予采购。上等貂皮运销到欧洲市场后，价格又要翻增3—5倍，上等貂皮价值750—1000两之间，其下者也在250—300两之数。

　　1915年前后，东北毛皮贸易发生了新的变化，东北南部的口岸大连也成为毛皮贸易中心。比如旱獭，1916年大连出口122394张，1918年出口402360张，1919年更创新高，达到523419万张，上述年度的出口价值分别为27207、82619、152292海关两。在毛皮高额利润的驱动下，1915年-1931年间，各种皮类数量和价值更是达到新的峰值，甚至有些年份出口数量惊人。例如1928年度出口皮张达145万余张，价值近300万海关两。仅旱獭就出口82.8万余张，价值接近百万海关两。

　　皮毛贸易与鼠疫大爆发

　　在高额利润和皮毛商人的支配下，专业及业余狩猎者人数不断扩大，导致对野生动物“竭泽而渔”的局面。早在1880年牛庄贸易报告中，就指出因毛皮贸易而造成了野生动物大范围的毁灭。再加农耕地区的不断扩展，到了民国以后，珍贵野生动物资源越来越少。以三姓貂皮为例，1912年的海关报告惊呼：近来貂皮之出产甚为缺乏，曩年运至三姓市场约占7000—10000张之多，而今仅三、四百张而已。此外，海关报告还做过评论：“闻俄政府为保护种类起见，特行禁止猎貂，延至1916年10月5日，始将此禁废弛。中国政府若不设法取缔而禁止之甚，恐数年之后，则此最宝贵之貂，将被猎取净尽而无遗类矣”。

　　1930年刘爽在其所编的《吉林新志》物产动物一节中，开篇概述：“本省既多森林，故动物亦夥。惟自开辟以来，斧斤不时入山林，猎犬不时而奔驰。网罟频施，牧业不讲。鸟兽随森林以渐稀，渔牧几将绝无仅有。盖谈渔猎，一任山农渔户之便”，这里他指出了近代东北地方政府对过度狩猎等无责任商业行为的自由放任。与俄、日以及欧美等国家相比，1931年前东北地区狩猎业最大的缺点，一是没有狩猎的开始和封闭期的规定，二是没有设立禁猎区，终年猎捕而不让动物休养生息。再加俄国、日本及朝鲜猎人也不断涌入东北，一处毛皮猎尽，他们又转移到新的地方，由此造成不少珍贵动物数量急剧下降乃至种类灭绝。

　　除动物自身在毛皮贸易中受损外，近代东北人民也曾受到毛皮贸易带来的流行疫病等灾难。二十世纪之交，人们发明了一种工艺，只要对旱獭的毛皮进行适当加工，其成色堪与貂皮媲美，一时间在世界皮革市场十分热销，尤其在欧洲市场上有很大的需求量。随着旱獭皮价格的上涨和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到了冬季，就会有大约4000-6000的沙俄或中国人到满洲来获得皮毛出口。1908年时满洲里口岸土拔鼠皮的出口量是210224张，1909年为19181张，1910年为242458张。但医学研究表明，旱獭在一定时期内会产生一种疾病，即鼠疫。其病发生和流行的季节，就是从10月到次年4月冬眠期到来前的秋、冬季里，而这个季节恰恰又是旱獭毛皮质量最好和捕捉的最佳时节。这个时间的重叠，为鼠疫从旱獭传播到人类身上提供了时间可能性。原来时居的蒙古人通常依靠祖辈相传的口承知识，能够识别患上鼠疫的旱獭，但为毛皮贸易蜂拥而来的俄国、日本和汉族流民却并不具备这种知识，甚至这些外来的捕獭人有时明知病獭，但为了高额利润而铤而走险，还是捕捉病獭。当时报纸评论：“捕此种动物，大有十回九空之叹。而猎户之贪欲，炽如火炭。于是不分皂白，无论患疫未患疫之獭，绝不区别，一律屠戮，运至满洲商业市场出售。”这种无责任的獭皮贸易，结果在满洲里最先引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东北大鼠疫，给东北乃至华北地区造成空前惨烈的灾难。

　　关于鼠疫事件，在1911年哈尔滨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如是记载：“哈尔滨入春之初，即遭鼠疫，势甚剧烈，商民之传染毙命者盖不知凡几。去年阳历十月二十四日，满洲站铁路医院内始发现鼠疫。现已查明，此疫发生于旱獭之身。查旱獭穴居于北满及蒙古北方等处，猎者因利其皮而猎之，此传染之所由来也。自哈埠通商以来，闻猎者每有传染斯疫。后因俄政府戒备甚严，凡入境售卖者，务将獭皮先行消毒始准入境。此次鼠疫传染之速，与往年迥不相同。虽屡经考验，尚不能得其理由。至去岁孟冬，此疫始流传至哈。俄政府预知此疫之猛烈，即极力设法断绝交通，阻其传染之力，然未能一时扑灭，致由铁路界蔓延至内地各处。所过城村，皆受其殃。闻有全村俱殁者，官吏施救无术，商民亦束手无策惟有设法严防而已。奉天开万国鼠疫研究会，征集各国专门医学家研究此疫之生理。中西人皆受其害，虽西人受害者较少，而亦不免于传染。至今年三月，始见消灭。统查疫死人数，哈尔滨铁路界内共一千五百人，傅家甸六千五百人，东三省约不下七万人”。此次鼠疫对东北经济发展打击甚大，鼠疫期间港口封闭、道路闭塞、各行歇业，这是人类对野生动物资源过度攫取所遭到的报复。

　　近代东北对外开放和大规模开发以后，毛皮因在国际市场的畅销而成为出口的大宗土货之一，年贸易量曾一度高达两三百万海关两。市场改变了传统的狩猎生产，猎户和毛皮商人为贪欲而卷入被动性生产，有时为了高额利润，不惜违背野生动物自然繁殖的规律，过度滥采滥捕，而近代东北政府对这些无责任商业行为自由放任，结果导致东北野生动物资源数量和种类的迅速减少，甚至还引发过东北大鼠疫这样沉重的灾难。落后地区或国家如何开发原始资源和发展好对外贸易，人们在发展好经济的同时也该如何防护好生物和生态安全，这是近代东北毛皮贸易盛衰带给我们的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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