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为商人正名的《货殖列传》

　　原标题: 杨照：为商人正名的《货殖列传》

　　本文选摘自《史记的读法：司马迁的历史世界》，杨照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职业平等

　　《货殖列传》摆在《史记》的压轴位置，是因为太史公要表达一个跟当时的传统、世俗智慧不太一样的判断，也就是商人、货殖不应该被放在最低的社会层级，被人看不起。商业贸易有其根本的价值和智慧。

　　《货殖列传》开头先引用老子的话：“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但是呢，“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在文帝、景帝到武帝前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道家，尤其是老子的道术，是汉代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所以表面来看，可能会认为这句话是司马迁借用老子的权威，在展示什么叫作好的政治。好的政治就是无为，想尽办法让每个人都降低自己的欲望，这样人民就会非常好治理。不要知道太多，不要贪求太多，小国寡民，这是老子的政治主张。

　　但有趣的地方是，《货殖列传》引用了这一段话之后，立刻接的是“太史公曰”。这才是司马迁真正的姿态，事实上，他并不同意老子所说的话。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挽能之荣使。

　　作为太史公，神农以前的材料不够用，所以我不知道。但是“《诗》《书》以下”，我们看到的状况是什么？我们看到，人各种感官的享受已经充分地发达，深入到了社会风俗，深入到了民心。换句话说，长久以来，人们就是以追求感官欲望不断得到满足的方式在过日子，这是历史的事实。

　　这个历史事实，不管用什么了不起的高论，说再多大道理，也不可能改变。因此，统治者真正的策略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我把这段话倒过来解释。太史公说，面对人已经拥有这些欲望与享受的习惯，最糟糕的一种方式是强制他不能拥有这种欲望；稍微高明一点的，是想方设法设立规则，要求人只能在规则中去满足自身欲望；再稍微高一点的是用教诲的手段，让他们放弃或至少节制对于欲望的追求；再高一等的，是让他们知道，在满足欲望与享受的过程中应该如何分配自己的能力，应该用什么方式让自己不受伤害；最上等的是，用人们原本拥有的欲望与享受的追求，因势利导，没有任何阻碍地将这种欲望与享受导向正确的方向。

　　到这里，如果追究司马迁的理论，其实还是“无为”。他要表达的是，面对不喜欢的状态或者事实，有资格、有权力的人如果真正理解“人”，最应该采取的方法是，让各种势力去建立自己的秩序。

　　所以，司马迁其实是以老子的道理反对老子的政治图像。这种批判是非常深刻的，意味着他指出了老子的内在矛盾：你不是告诉我们不要用强硬手段去阻止、主导或者规划吗？但你的政治理想却不可能以“无为”的方式来达成，因为你要强制人民放弃他们的欲望，是用“有为”的方式去抵制、防堵人民的欲望。这样怎么可能是对的呢？

　　由此，司马迁点出了撰写《货殖列传》的原因。在写《货殖列传》的时候，他要说的是更高一层的政治道理，也就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最根本的一件事情叫作“物之不齐”。“物之不齐”是庄子《齐物论》中表达出来的，每样东西都有内在的本性，任何人都不能用强迫的手段“齐物”，真正能够齐的是“物各付物”，每个人、事物、现象都有各自的规律以及原则。

　　“物之不齐”表现在哪里？例如说山西、山东、江南、江北都有各自的产物，而这些特产大家很喜欢，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根本的道理—应该有不同的行业参与其中，才能够让这个“物之不齐”的状况得到平衡。在这里，司马迁开创了一个在那个时代难得的“职业的平等功能论”。“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这四种职业并立：农夫去种田，才能够得到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作物，人们得以维持基本的生命；畜牧业者饲养动物，人才能够吃肉；工匠能够帮助人们得到许多生活上的必需品；商人能够让各处的“不齐之物”流通。更进一步说，有的人种田，有的人畜牧，有的人做工匠，有的人做商人，这是哪位了不起的圣人用他的规划刻意打造出来的吗？不是。这就又回到了无为的基本哲学，“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这是自然的现象，正因为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欲望，有不同的享受和追求，因此会造成这种社会的不同分工。因为物之不齐，所以每样东西都有相对的贵与贱。在这里，《货殖列传》建立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是事物价值的相对性—任何一样东西，其实都没办法决定其绝对价值。这已经有了后来经济学的“价格”概念，而价格是由需求和供给两种元素在动态中决定的。

　　司马迁基本上也是这样认为的。“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事物会在动态的状况当中改变自身的价值，这就像是“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这不是任何人可以控制的，也不需要什么了不起的智慧才能够看清楚，它就是一套非常自然的规律。

　　农、虞、工、商是人民衣食生活的基本依赖，让这四种行业充分发挥作用，人民就过得好，如果不能让它们发挥作用，人民就过得贫穷。因此，货殖或者其背后的一套道理是：“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从个人或者集体的角度，如何让人们得到丰厚的生活，在什么样情况下会衰败贫困，是有自然的原理和规则的，重点在于如何掌握这种自然的原理和规则。

　　富国与富家

　　再后面的一段，司马迁就从历史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明证”—“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也就是说，富国与富家在道理上基本是贯通的。在此，司马迁举了越王勾践的例子。

　　越王勾践败于吴，被困于会稽之上，但是他用了两个重要的人：范蠡、计然。计然说：“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意思就是，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一方面照顾到经济，一方面照顾到军事，那么国君所需的东西也就齐备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在经济上有所安排呢？很简单，你看一下基本的规律，基本的“物之理”。一般来说，在农业上“丰收”与“干旱”参半。如果十二年当中有六年基本上是丰收的，另外一半就是没有办法丰收的。而且，每十二年大概就会出现一次大饥荒，有时候是水灾，有时候是旱灾，所以必须要从“或然率”上去做准备。在干旱的时候，反而必须准备船只，遇到了水灾的时候，反而要准备车。因为干旱结束后必有大水，大水结束后必有干旱。

　　另一个关键的原则在于“物价”，而受物价影响最大的是农作物。计然同样给出了一个公式。谷价如果低到二十钱一斗，则“谷贱伤农”。可是谷价高就好吗？如果谷价高到九十钱，那些必须买食物的升斗小民就倒霉了。所以必须控制物价。不过，控制物价不是说任何时候粮食只能够卖四十五钱，而是要给出一个基本范围—“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要让谷价维持在这个范围内，才能够“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末”就是一般的升斗小民—在一定物价范围之内，事物才会有正常的流通，这就叫作“治国之道”。

　　春秋末战国初，各国的货币形态开始慢慢成熟。范蠡、计然的一个基本原则和理想是，一国之中应该做到“务完物，无息币”。在这个经济体系里做到货币流通，货币越是流通，就越能促成物物之间的交易，使得缺乏物资的地方得到物资，生产过剩的地方把多余的物资送出去。货物交易中，有一些非常根本的道理，例如说，最关键的货物是粮食，可是粮食是会腐坏的，无法长期囤积，要去衡量有余与不足。如果用一种清醒的、冷静的眼光去衡量有余和不足，也就能够预测所有价值的变动。用今天的经济学原理来解释，如果有某类产品，其价值非常高，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生产，就产生了供给上的增加。供给到了一定的程度，价格势必下跌。倒过来，如果某种产品的价格太低，没有人愿意生产，供给少到一定程度，价格也就上去了。每样东西都有相对的价格，现在贵重得不得了的东西，也可能有一天低贱如粪土。倒过来，现在非常低贱的东西，如果不仔细看它的变化，总有一天也会变得像珠玉一样珍贵。如果能够让钱币“行如流水”，久而久之，国家必然能够累积财富，进而变得强大。

　　越王勾践采纳了范蠡、计然的建议，果然在十年当中累积了庞大的财富。然后他“厚赂战士”，为越国打仗的人可以得到非常丰厚的待遇。有这么丰厚的待遇，这些士兵打起仗来比谁都英勇，因此本来比较弱小、地理条件糟糕的越国，反而战胜了吴。越王勾践达到了报仇的目的，甚至更进一步“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在会稽之耻雪耻之后，越王勾践报完仇，范蠡感叹道：“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于是范蠡离开了政治圈，“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他到了齐，改名“鸱夷子皮”。

　　为什么要去齐国？《货殖列传》中有一个背景，那就是在所有货殖的发展上面，齐国是最早而且效果最显着的国家。《货殖列传》中有这么一段话：

　　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澙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

　　换句话说，太公望绕过了一般的生活，把自己的经济予以专业化，累积了财富，从而吸引人民来到齐。到后来，齐不但解决了人口不够的问题，社会组织和文明程度都有很大发展。“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齐国越来越强大，变成东方的一个重要中心。

　　后来有一段时间，“齐中衰”，然后遇到了管仲。管仲在这里设立了轻重九府，开始发展货币经济，掌管各种货物的流通，辅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当中的第一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不只帮助了齐桓公，自己也得到了很多利益，虽然在身份上他只是一个大夫，可是累积的财富多过当时的许多国君。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到了齐威宣王的时候，经济基础打牢，齐国就发展出封建上复杂而优雅的“礼”。因此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说，“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他对于经济的成就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只要富起来，对君子、贵族，也就是那些地位高的人有好处，能够让这些人得以深化自己的人生；对小人也有好处，让一般的升斗百姓也能够发展自己的能力。这是自然的，并非任何人所能控制。金钱是人取得尊严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所以俗谚讲：“‘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这都是财富所产生的正面效果。司马迁不愿意依循原来的基本看法，把财富看作毒蛇猛兽，应该被节制甚至被排除。

　　在这个背景下，范蠡要将这些生财之计用在自己身上，所以才先到了齐。过了一阵子，他又离开齐到了陶—也就是今天的南阳—在那里又换了一个名字，叫作朱公。

　　陶在“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这里是水陆码头，一个交通枢纽，各地货物都会来到这里。所以范蠡就在这里“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范蠡用这种方式成为了典范，因此后来中国讲到有钱人，一般都称其为“陶朱公”，指的就是范蠡。范蠡是用了计然的策略致富，而计然的策略是为越王勾践规划的。换句话说，在司马迁的眼中，货殖有一种特性，不管是经营自己的人生，还是要经营一个社会、国家，是一套共通的道理。

　　史家：独立思考者

　　讲完计然、范蠡之后，司马迁接下来讲的是一个特别的人—子贡。子贡的其他事迹写在《仲尼弟子列传》当中，所以这里讲得非常简短。司马迁一定要在《货殖列传》里面提一下子贡，也是为了破除当时普遍认为的儒家的基本态度。

　　子贡作为孔子身边最重要的弟子之一，在孔子死后结庐守丧，守得最久，对孔子极其敬重。然而作为儒家，作为孔子弟子，怎么可以做生意，怎么可以去逐利呢？在《仲尼弟子列传》当中也许不会问这个问题，但是到了《货殖列传》，司马迁事实上就在回答这个问题。

　　简单地说，居丧是需要物质条件的。子贡是孔子弟子当中最有钱的一个，他的经济基础可以让他无所事事，只在那边守丧。子贡是孔子的弟子，他离开孔子之后曾经在卫担任一阵公职，后来在曹、鲁之间做生意，所以他在七十子中是最有钱的。同样是孔子的弟子，原宪是连糟糠都不见得可以随时吃到、吃饱的，更不要说他的居所永远都在穷巷里了。

　　反观子贡，一出门就是一大车队随行的派头。因为他有这样的财货，所以无论走到哪个国家，国君都非常尊重他，需要用对待另一位国君的礼节去招待子贡。而且，能够让孔子名扬天下最关键的人物、最关键的支持力量，也是子贡，所以司马迁说，“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孔子本来就非常了不起，因为有子贡这种“得势者”，能够让孔子的光亮传播得更远，得到更高的地位。

　　用这种方式，司马迁在他的列传最后一篇再度表现出一个史学家的追求—成一家之言。《货殖列传》是一个独立思考者的示范。在那个时候只有几家的思想和立场，儒家、道家又是主流当中的主流，但是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一开头就挑战了老子。从他的角度看，老子也不是每句话都是真理。相反，老子自己的道理中也可能存在矛盾，是需要读者去认真检验的。后面，当他在讲子贡的时候，也是在破除人们对儒家的许多刻板印象。

　　如果继续追溯下去，司马迁还在《太史公自序》里面引用了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更进一步地说，司马迁的立场叫作“史家的立场”，是一个更高、更超越的立场，不依循任何一家，用来自历史的累积去评断各家的主张。从历史的角度，必须要观察、记录不同的现象，在观察与记录的过程当中，也就不得不承认人的现象的多元性。在这样的情形底下，跟随任何一套理论都不会是史家的立场和态度。一个史家，非得是一个独立思考者不可——正是在独立思考当中，诞生了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