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芝加哥大学“横跨欧亚大陆的文学文化”研讨会

　　原标题: 记芝加哥大学“横跨欧亚大陆的文学文化”研讨会

　　随着近年来印度学和内亚语文学等学科的发展，我们得以更加清晰的认识到历史上中国和整个欧亚大陆文学文化的相互影响和联系。为了能够从跨文化的比较框架下进一步探讨中国文学文化如何影响、塑造以及转变整个印度洋沿岸和内亚地区的文学文化，来自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三位学者们筹备、组织了以“横跨欧亚大陆的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 Across Eurasia) 为主题的研讨会。此次会议共分为两部分——“历史上的中国及其近邻”(China &Its Neighbors) 以及“全球的中国，全球的希腊”(Global China, Global Greece)——分别定于2019年秋季和2020年春季举行。

　　本次研讨会的首场会议于10月18至20日在芝加哥大学斯蒂瓦诺维奇知识形成研究所(Stevanovich Institute on the Formation of Knowledge) 顺利举办。此次会议由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会长、美国科学院院士、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校级教授 (University Professor) 苏源熙 (Haun Saussy)、哈佛大学南亚学系博士生曲洋、芝加哥大学古代史博士生何彦霄一同组织，并获得了美国学术协会理事会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比较视角下的中国文化与社会”(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项目的资助。

　　18日晚，与会者们抵达苏源熙教授家中享用晚餐并就会议主题进行讨论。次日，苏源熙教授为芝加哥大学人文学日 (Humanities Day) 做了题为“当中国位于文学世界的中心” 的讲座。苏源熙教授回顾了从歌德到当代比较文学学者对于“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不同诠释和争论，并从“汉字文化圈”的视角出发，认为关于世界文学的理论虽起源于欧洲，但可以作为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及其周边不同文学文化和传统相互影响和关联的重要理论工具。康奈尔大学宗教学系副教授包达理 (Daniel Boucher) 也于本日下午做了题为“早期中国佛教译本的原文：根据新发现对‘犍陀罗假说’的重新评估”的报告。包达理教授的报告主要分析了约翰·布劳(John Brough)在1960年代提出的论点，即几乎所有在公元五百年前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写本都以犍陀罗文，而非梵文书写而成。包达理教授分别考察了译经过程中出现的混淆错译等内部证据及竺法护所译《出三藏记集》末页 (colophons) 对于源文本和翻译过程的描述等外部证据。根据这些数据，包达理教授认为实际情况比约翰·布劳提出的观点复杂很多：虽然新发现的犍陀罗文书证实了这些文献曾经非常多，但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许多语言转换(linguistic transformations)也在同时进行着，而其中最显着的即是佛教徒们积极参与的文本梵语化过程。

　　苏源熙教授讲座中，讲座题为“当中国位于文学世界的中心”

　　20日一早，研讨会的主体部分正式开始。曲洋首先回顾了此次会议组织的缘起，并提到不同时期的文学批评学者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和大卫·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等人虽均曾指出欧洲中心文学观的局限性，但非欧洲的亚洲文学传统，尤其是南亚与东南亚文学，却常被排除在建构世界文学的讨论之外；希望通过不同视角的讨论，此次研讨会可以让与会者们对历史上中国和周边地区的文学传统及其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

　　第一组会议以“中韩和中日文学文化”为主题，由苏源熙教授主持。来自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的助理教授吉安·皮埃罗·佩尔西阿尼 (Gian-Piero Persiani)首先发表了题为“作为白话化因素的体裁和性别：作为‘女性白话神学’的《発心和歌集》”的报告。在这一讲座中，佩尔西阿尼教授主要关注性别与体裁是如何成为俗语化的因素，并以在佛经影响下的11世纪选子内亲王写作的《発心和歌集》为例来探讨这一过程。佩尔西阿尼教授认为，创作此类宗教诗歌的意义并不在于忠实原典而在于凸显作者所选择的体裁：选子内亲王希望借此来建立一种新的宗教话语，并通过这一话语的建立使得她这样的女性可以更加积极的参与到宗教文学的创作之中。

　　康奈尔大学亚洲学系助理教授孙修暎(Suyoung Son)的报告主题为“作为参考技术的印刷：木制活字印刷品及钱谦益着作在19世纪朝鲜王朝的重塑”。孙修暎教授的演讲探讨了通过书籍的物质性，在跨语言阅读汉字文本时，如何实现共享的语言和文本传统。以18世纪晚期朝鲜王朝学者南公辙的着作为例, 孙修暎教授探讨了书籍的物质性是如何作为参照性(referentiality)的一种形式，以及南公辙的书籍如何成为各种重叠抄本(palimpsests)相互竞争的场所，以及不同汉字文本如何通过相互的重读和重写变得关联起来。

　　剑桥大学东亚学系荣休教授彼得·科尼基(Peter Kornicki)的报告主题为“在江户时代的日本读《棠荫比事》”。科尼基教授回顾了《棠荫比事》这一元朝时期法律文本的不同汉文印本及其时代背景，其次对韩文和日文的写本的进行了考证以及十七世纪印本印刷术对林罗山所制作写本对汉文原本的影响进行了探究。科尼基教授指出，这一文本是于16世纪末传播到日本，伴随丰成秀吉入侵朝鲜半岛，包括《棠荫比事》在内的大量汉文文献从朝鲜传播到日本。科尼基教授进一步探讨了该文献在日本语境下取得的全新意义。

　　第二组会议题为“中印文学文化”，由芝加哥大学南亚语言与文明系副教授惠特尼·考克斯 (Whitney Cox) 主持。芝加哥大学南亚系助理教授安德鲁·奥莱特(Andrew Ollett)首先做了题为“梵文在东南亚的传播”的报告。奥莱特教授首先回顾了乔治·赛代斯(George C dès)、赫尔曼·库尔克(Hermann Kulke)和约翰尼斯·德·卡斯帕里斯(J.G.de Casparis)等学者对于东南亚印度化(Indianization)的诠释，其次奥莱特教授结合谢尔顿·波洛克(Sheldon Pollock)的理论从“物质印度化”和“文学印度化”两种角度考察了学界近年来对于文学、碑铭及考古材料的发现和研究，并邀请与会者们对“印度化”中“印度”的定义进行思考。在结合梵文、古爪哇文及中文史料与越南出土的梵文-古占文 (Old Cham) 铭刻进行比较分析后，奥莱特教授认为东南亚的梵文铭刻属于南亚的文本生态系统(textual ecosystem)的一部分，并且在宗教文本的传播上与地方语言进行了紧密的结合。

　　哈佛大学南亚学系博士生曲洋的报告主题为“古爪哇文《罗摩衍那》对梵文美学中‘情’ 的诠释”。曲洋首先通过对梵文，古泰米尔文和古爪哇文诗学文本的比较阅读探究了“味”(rasa)这一印度古典美学理论的演变及多种诠释。其次，通过对古爪哇文《罗摩衍那》部分段落的细读，曲洋认为其创作源头或并不局限于檀丁(Da in)，跋底(Bha i)和婆摩诃(Bhāmaha)等人的论着；相反，古爪哇文《罗摩衍那》作者对于美学表达的创新理解和应用更与后世梵文诗学家如檀那阇耶(Dhana jaya)及罗摩月(Rāmacandra)等人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曲洋指出，迦迦云(kakavin)文学传统对梵文诗歌和文学理论的跨语际创作和适应性再利用(adaptive reuse)不仅体现了古爪哇诗人的在地天资(local genius)，也为“寰宇-俗传”(cosmopolitan-vernacular)叙事模式的重新概念化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来自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弗朗西斯·奥尔西尼(Francesca Orsini)教授做了题为“透过波斯棱镜：印度想象中的中国”的报告。奥尔西尼教授首先结合同时期的细密画传统对波斯地理学者阿米·拉济(Amin Ahmad Razi)十六世纪末作品中对于中国的地域想象进行了考察。其次，奥尔西尼教授对尼扎米所着《七美人》(Haft Paykar)及阿米尔·库斯洛《八重天宫》(Hasht Behesht)等作品中对中国公主的描写及文学想象和二十世纪乌尔都语诗人米拉吉(Miraji) 对于中国近代诗歌传统的描写进行了比较分析。

　　与会者们聆听讲座内容；左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候选人孔令伟、哈佛大学博士生曲洋、芝加哥大学博士生莫卡敏 (Carmine Morrow)第三组会议题为“汉藏文学文化”，由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副教授柏岗(Paul Copp)主持。来自波兰波兹南大学乌尔里希·蒂姆·克拉格(Ulrich Timme Kragh)教授的报告主题为“示众与问答：中世纪中国和藏族文学中相应的写作风格”。克拉格教授认为，在吐蕃帝国崩溃后，藏传佛教将源头追到印度并尝试否认汉传佛教对其的影响。但通过对“语录”这一文学类型的比较阅读和分析，克拉格教授探究了汉传佛教文学对于藏传文本的潜在影响。

　　哈佛大学内亚与阿尔泰委员会博士生马洲洋的报告主题为“在汉藏的十字路口：佛典翻译中的西夏之道”。马洲洋指出，在12到13世纪汉藏佛教系统形成的过程中，西夏文的佛典翻译扮演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西夏语从语言学分类上看属于藏缅语族，但是在文字的创制上却仿造了汉字，从而拥有了与汉字表意对应的可能。最晚至12世纪开始，西夏已经开始大量翻译藏文佛教文献，这其中的产生的诸多独特的译语和表述方式随后进一步渗透到了汉译夏的过程中，从而最终帮助建立了一套后世有据可循的汉译藏模式。根据属于夏汉翻译系统的《华严经》、《心经》、《金刚经》和属于夏藏翻译系统的《二谛论》、《功德宝偈集》、《口合本续》等文献语料，马洲洋探讨了西夏文在汉藏佛典翻译中的这种媒介作用，并认为西夏的佛典翻译作为媒介，推进了中古之后汉藏佛教翻译系统的形成。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暨历史学系博士候选人孔令伟的报告主题为“十八世纪拉达克、西藏与清廷间的跨语种网络”。孔令伟讨论了清代中央政府、西藏地方以及拉达克之间，如何经由藏文、蒙古文、满文的跨语文转译实践以及文书传递过程的制度化，最终形成一超越文化差异与地理距离的欧亚情报信息网。通过活跃于中央欧亚的朝圣者、商团、间谍等社群所搜集之情报，清廷得以与西藏以及拉达克共同维持此一情报网之运作，进而促成十八世纪清代中国对莫卧儿印度、萨法维伊朗与沙皇俄罗斯等周边政权的发展动态有着较过去相对清晰的认识，从而影响了十八世纪中央欧亚地缘政治的历史进程。通过比较新见藏文、蒙古文以及满文等多语种文书的实证基础，孔令伟进一步检视清廷处理跨语种文献之权力机制与统制思维，并与全球史(global history)以及比较帝国研究(comparative imperialism)思潮进行对话。

　　短暂的茶歇之后，在苏源熙教授的带领下，与会者们对会议内容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苏源熙教授展望了定于2020年春季举行的第二部分研讨会，并邀请与会者们参与其主持的“比较视角下的亚洲文学”研究项目及出版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