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佩恩谈古代全球史研究：一个新的“芝加哥学派”？

　　原标题：理查德·佩恩谈古代全球史研究：一个新的“芝加哥学派”？

　　理查德·佩恩(Richard Payne) 是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晚期古代伊朗和中亚历史研究，是目前世界上晚期古代研究中年轻一辈学者中的代表。自2009年来到芝加哥大学任教后就致力于打破研究不同古代文明学者间的界限，希望芝大由此成为未来的古代全球史研究中心。芝加哥大学一向以学派出名，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等人文社科领域都有着名的芝加哥学派，那么在古代史领域，佩恩教授如何使古代史研究带有芝加哥特色？他对古代全球史研究有何期待和思考？围绕这些问题，澎湃新闻特约记者何彦霄对佩恩教授进行了专访。8月5日，佩恩教授将做客复旦大学历史系，为师生带来一场讲座。在此之际，澎湃新闻刊发这篇访谈，以期读者对佩恩和芝大的古代史研究有更多的了解。

　　理查德·佩恩教授在办公室

　　澎湃新闻：你的主要学术认同是晚期古代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的众多子领域里，为什么选择晚期古代研究作为你的领域?

　　佩恩：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同时也不容易回答。简单地说，首先是一个偶然性，一切开始于一门课，这门课的教授非常有魅力，他的课让我意识到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晚期古代在智识追求上都非常有趣。有一些可以达到哲学层面的问题让我着迷，比如像宗教与社会、宗教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而晚期古代，或者说公元第一个千年里，我们可以真正说，这是一个存在宗教的时代，在这个时期宗教成为一种有界限的现象，与政治、社会和经济相区别。宗教的兴起同时意味着一种排他性和独特性的形成，无论是基督教、拉比犹太教、伊斯兰教、摩尼教都如此。这些都让我对这一时期非常有趣。这些宗教观念从何而来？更重要的是，宗教观念如何与社会政治变迁相联系，在罗马的历史语境中，则是宗教与罗马帝国结构衰落的关系。也就是说政治、社会如何与宗教相关联。

　　澎湃新闻：因此，在你进入研究生院前，你已经知道自己想要研究晚期古代历史？

　　佩恩：没错，在我还在大一的时候，为了研究历史，我就把专业从商科换成了希腊文。在很早的时候，我就确信，我要研究晚期古代历史，而希腊语和拉丁语则作为历史研究的准备。后来我在普林斯顿的导师彼得·布朗(Peter Brown) 的作品对我也有很大影响力，如果我有时会质疑晚期古代史作为一个智识上令人激动领域话，他的书立马将我这念头打消。布朗本人也使这个领域非常有活力，他提出了许多到现在我们还在研究的问题，无论在美国、欧洲还是其它地区。晚期古代研究这个领域归功于布朗的影响。

　　澎湃新闻：你可能知道，彼得·布朗在中国也有很大影响力，中国的西方古史学者也非常熟悉布朗的着作，但他们也许不那么熟悉布朗本人。你能不能谈一下作为布朗的学生是什么样的体验？

　　佩恩：我觉得包括我在内，彼得的学生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启发、非常慷慨的人。在我读博士时，人们常说彼得说的话是德尔菲的神谕，他经常说出让你难以预料的话，他也可能推荐一些和你研究完全没有关系的着作。但他总是能让你知道你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你在处理什么样的问题，他让你知道用什么的方法和工具去处理你研究中涉及的材料。因此，他对我非常有启发，他也极其慷慨，无论是他的时间还是自己的资源。他让我非常崇拜的，还有他在智识上非常大度，他让我明白如何找到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每一场讲座里的优点，去和不同的学者一起合作，去聆听他们，去和他们交流，认识到他们擅长什么。而在学术界里，我们通常对别人的学术都比较挑剔，经常给出负面的评价。这是彼得给我最大的遗产——学会去创造一个智识环境，在这个环境里每一个人的观点都可以受到重视。

　　彼得·布朗的《晚期古代的世界》，该书为晚期古代研究的开山之作

　　澎湃新闻：除了布朗以外，普林斯顿还有哪些历史学家对你有重要影响？

　　佩恩：当然，威廉·乔丹(William Jordan, 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史专家，编者按)对我也有同样的影响。威廉是一个更实际的人。在布朗给你动力的时候，威廉会给你关于如何提炼历史问题、去思考你研究中所使用证据的范围和局限。不过他也像彼得一样，对于历史着作持有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关怀。除了威廉外，还有约翰·海尔顿(John Haldon， 普林斯顿大学拜占庭史专家，编者按)，还有高等研究院的帕特里娅·科罗娜(Patricia Crone，伊斯兰史专家，编者按)——她不属于普林斯大学，研究院是独立的。帕特里娅·科罗娜是一个极好的人，但她同时也是彼得的反面，对于你的研究，即使是对于他不同意的观点，彼得总是非常友善、非常客气；帕特里娅则喜欢争辩和质疑。从性格上来说，我和帕特里娅相处得很融洽。她经常读我的作品，来解构我，问我许多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从她这一争论性的风格里学到很多，这一风格对我也很有影响力。同时，没有帕特里娅话，我也不会有勇气进入伊朗史研究，去处理近东的材料。这要归功于帕特里娅。

　　澎湃新闻：《混合之态：晚期古代的基督徒、袄教徒和伊朗政治文化》(A State of Mixture: Christians, Zoroastrians, and Iranian Political Culture in Late Antiquity)，是你在普林斯顿学习的一个成果，这本书是一部研究基督教群体如何融入萨珊伊朗的社会史，广受认可，比如去年被伊朗政府授予年度图书奖。你能不能介绍下这本书？

　　佩恩：这本书是由我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我的博士论文则直接是基于材料和文本。我给学历史的研究生们的建议一直都是：不要轻视史料，跟着材料走。只有在有足够史料支撑你的历史问题时才可能进行历史研究。我阅读了很多叙利亚文献，我意识到大量叙利亚文本是在伊朗写成的。相反，大家通常更重视罗马语境下写就的叙利亚文本，对此有不可胜数的文章和出版物，而伊朗出来的材料则通常被无视。因此，我认为这是极其有趣的一个领域。我就此读了大量相关材料，从中看出很多问题，这使我意识到我可以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去写作伊朗社会史。我可以从那些基督教群体的视角去研究伊朗史。对于古代伊朗历史，材料缺少是一“老大难”问题，无论是与晚期罗马、拜占庭还是早期中世纪西方相比。对于古代伊朗，很多材料都是到了早期伊斯兰时期才写就，但基督教材料则是一个例外。这些叙利亚文献是在萨珊语境下同时写就。就我和布朗与乔丹所学而言，我知道从基督教圣徒传来研究社会史是可行的。因此，我借鉴了他们研究晚期古代其它地区的很多方法。我将他们研究地中海和欧洲的方法转到研究伊朗。而在古代伊朗研究领域，大多数学者对这些方法是不熟悉的，我将他们介绍进来。因此这本书除了让伊朗史学者意识到叙利亚基督教文献重要性外，也引入了这些在地中海领域已经非常成熟的研究范式。

　　《混合之态：晚期古代的基督徒、袄教徒和伊朗政治文化》，该书获得2017年美国哲学学会颁发的文化史年度奖和2018年伊朗政府年度图书奖

　　澎湃新闻：你的第一本书已经成功将萨珊伊朗史方法论和问题上带入晚期古代研究。现在你在写作第二本书。在这本书里，你正在研究琐罗亚斯德教制度和伊朗族群性问题。从语文学的角度而言，如果你的第一本书处理的是叙利亚文材料，这本书处理的则是中古波斯文材料，同时也涉及许多伊朗学的经典问题，无论是琐罗亚斯德教、巴列维文献还是阿维斯塔。但你的目标非常明确，这本书仍然是晚期古代历史范畴。你是如何平衡历史学和语文学？

　　佩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从传统意义上来说，研究古代伊朗就是研究古代伊朗语言，他们通常不会涉及亚美利亚文或叙利亚文，但实际上，对于研究晚期古代伊朗而言，这两种语文和中古波斯文同等重要。因此，任何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都需要学会如何平衡这些不同的语文学领域。同时，在我的第一本书里，我遗漏了阿拉伯语，很多重要的中古波斯语文献以阿拉伯语翻译残篇幸存下来，但是阿拉伯对前伊斯兰伊朗的视角可能是未来最重要的一个领域，我认为这一问题还没有被足够重视。近些年来，在语文学家的工作下，很多伊朗语文学材料也变得容易处理。如果没有其他学者的工作，比如玛丽娅·玛祖赫（Maria Macuch，德国伊朗学家，编者按）在《一千个案例》（Hazār dādestān）的工作，这是一份极其重要的中古波斯文法律文献，我的工作就很难完成。我的工作是建立在这一代和上一代伊朗学者的研究基础上， 在他们校订的文本基础上。这也是古代历史领域一直会遇到的问题，我们需要同时处理已经出版的校订的文献和和没有校订的手稿，这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历史学家的历史研究工作和语文学家的文本处理工作是非常不一样的。至于平衡，我可能就说，主要困难在于学术分工，语文学家处理文本，历史学家解释它们。

　　澎湃新闻：除了在古代地中海和伊朗外，你对古代中亚、印度和中国都有广泛兴趣。在伊朗和中亚关系问题上，你已经发表了两篇文章。是否也是你对伊朗的兴趣使你对这些其它的前现代社会感兴趣？

　　佩恩：我已经提到过，历史学家需要跟着他们的证据走。就我的情况而言，在我处理叙利亚文、中古波斯文等材料时，这些文献带我到伊朗以外的地方。它们把我带到中国、带到印度，使我注意到泰国地区还有中古波斯文铭文出土，以及在泰国海域附近的波斯沉船的发现。因此，当我们随着证据走时，我们会走到很远的地方，离开自己感到舒服的领域。这使我想到我在读博士时，当我开始阅读伊朗材料时，我感到非常困惑，这对我是一个全新领域。我需要自学很多伊朗历史的基础，使我能够处理这些材料。当我开始不局限于伊朗，研究古代伊朗商人和东南亚关系，伊朗和中国的外交关系，我面临同样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的目的不是去写一本面面俱到的晚期古代全球史，而是促使研究不同材料的学者们有对话。这也是我从伊朗历史研究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在过去，历史学家们喜欢掌握他们所有感兴趣问题的材料和他们需要学的语言。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局限，认识到我们不知道什么，这更加重要。比如促使伊朗史学者和中国史学者进行对话， 而不是让伊朗史学者去完全掌握汉语。当然， 如果能掌握是非常棒的一件事。作为人类，我们都有人类本身的局限，我们不可能完全掌握所有的语言。那么，就研究全球史而言，我们需要合作，没有人能真正写完整的前现代全球史。这对于现代全球史，又是另一回事。很多学者都可以同时掌握法语、德语和英语，然后做很多工作。如果有人只用荷兰语材料去研究荷兰基督徒商人从台湾到宾夕法尼亚的全球贸易网络，这是可以的。但是，对于前现代，这很难做到。晚期古代伊朗和斯里兰卡关系非常重要，但阅读斯里兰卡那些古代铭文是一项非常特殊的技能。因此，我认为为了研究像诸如伊朗商人在南印度这样的问题，伊朗史学者没有必要去掌握相关的东方语言，而是通过不同领域学者进行交流，认识到不同领域的史学家们各自的技能，来看大家能合作什么。我对这一合作很乐观，尤其对于中国史，在中国历史书写传统里，对伊朗和东南亚就有持久的记载，我因此觉得中国史学者们对于从事跨区域史研究比有些领域学者更开放。这也是晚期古代史一个问题，晚期古代作为一种分期，我们如何对不同地区进行分期是一个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学术群体，晚期古代历史提供了一个机会。这同时也是布朗的一个遗产，当然不局限于他，大家都非常开放，对不同文明都感兴趣。在过去，如果你说你是古史学家，那么你学的只有希腊语和拉丁语。而晚期古代研究是古代史里第一个对语言开放的领域，鼓励大家学不同语言，鼓励大家和研究不同区域的学者交流。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学者群体，和很多古代研究领域都不一样，比如古代近东研究，它更重视小圈子的内部交流。我在普林斯顿时，我周围同学有研究科普特语文献的，有研究犹太阿拉伯文献的，尽管我们用的语言文献非常不一样，我们都认为我们属于一个群体。我认为晚期古代研究造就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学者文化。这是一个机会，我也非常支持这样的学者文化，不只把地中海看作古代世界中心，而是将其它区域比如伊朗看作中心。这不仅仅是因为伊朗地处欧亚大陆中心，而是当你研究古代伊朗时，你会思考，在中国、印度发生什么， 在地中海发生什么。从逻辑上讲，伊朗研究应该成为这些不同古代研究领域的一个桥梁，这是我希望在芝大看到的未来。

　　澎湃新闻：在很多你提到的领域里，欧洲，尤其德国和法国，比美国有更深的传统和积累。同时，你也提到合作的重要性，你与欧洲学者有很多的联系。你可能知道，古代史在中国处于发展期，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希望以后到国外在古代文明领域深造，他们需要面临在欧洲和北美之间的选择。根据你与欧洲学者的合作经验、自己的经历和观察，你如何看待欧洲和北美研究传统的区别？

　　佩恩：对于博士生来说，在北美你读历史学博士可以得到学校奖学金多年的资助，全力支持你读个六七年——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在这点上北美有极大的优势。而无论在英国，还是德国、法国，你的博士期限只有三年。我认为这是两地在研究生训练上的主要区别，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学术传统而言，我认为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传统和文化，这是需要考虑的。当然，总体上说的话，主要区别是历史和语文学上的。如果你主要兴趣在语文学，法国和德国有非常活跃的研究群体和项目，尤其是在古代伊朗和中亚的研究，这毫无疑问。巴黎和柏林将是你从事相关研究极好的环境。当然，还有牛津。但如果兴趣主要在历史上话，尤其是社会史，美国学校会比欧洲学校更支持你结合语文学和历史学训练。这是一个本质上的不同。你知道，我鼓励我自己的博士生尽可能多往欧洲跑，这是有现实考量的。现在芝大和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EPHE) 有一联合博士项目，这为结合两个学术传统提供了机会。尤其对研究古代伊朗和中亚而言，我们的学生就有机会去巴黎和研究古代伊朗语言的学者、研究叙利亚文献的学者学习。而在芝大，我们相关研究重心和项目是在历史学上，而不是语文学上。从理想上而言，大家应该同时有历史学和语文学训练，而这在以前的古代伊朗研究还是没有的。

　　原巴黎大学文学部和理学部所在楼“索邦”（La Sorbonne），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也位于里面

　　位于索邦楼里的高等研究院，该机构从19世纪末成立以来就成为法国人文学科股肱，感谢周之桓先生提供照片澎湃新闻：你的回答涉及到欧洲和北美之间学术传统的区别，即语文学上和历史学。在美国，尤其在历史系，历史学博士生的训练通常在历史学方法上。而在欧洲的古代研究领域，即使你的目标是成为历史学家，你也能得到更多的语文学和文本上的训练，而历史学方法却没有那么得到重视。中国的情况是，很多学生意识到古代语言学习对古代史研究的重要性，他们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但是，作为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仍然是你问什么样的历史问题，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处理这个问题。在历史学方法训练和古代语言学习上，你能不能给古代史学生一些建议？

　　佩恩：是的，就时间而言，这是一个挑战。古代史学者需要比研究其它时段的学者做更多的工作，除了现代学术语言外，我们还有古代语言要掌握。就古代史学生而言，当他们进入博士生阶段，他们往往已经具备希腊文和拉丁文的阅读能力，幸运的话外加一门现代学术语言，古代史项目也对学生的语言能力有相应的要求，这意味着古代史学生需要比其它历史研究学生要花费更多时间在语言上。就我通常给的建议而言，你需要明确你要学习什么语言，然后是你安排相应时间，我认为学生通常应该每天抽出一个小时阅读自己和研究领域相关的古代语言，这不仅能提高你的语言水平，同时还拓宽了对古代文献的阅读量。你不仅应该读和你写作的论文相关的文本，你也需要了解在此之外还有哪些文本和信息。因此，我的建议非常实际，就是合理安排时间。当然，我在语言学习上也持实用态度。我认为古代近东研究一个问题是，大家对语言本身过度狂热，将语言学习等同于智识追求。我不认为是这样，如果有人能在多门古代语言取得非常高的水平，那固然是好事。但同时，更重要的是，你要清楚你需要用你掌握的语言来做什么。如果学一门语言对你研究某个领域没有直接帮助的话，我不认为你需要学它。我在普林斯顿时，有这样一个谣言，苏联史专家斯蒂芬·考特金(Stephen Kotkin)要写一本关于日本史的书，他休假仅仅是为了去学日语以在下一年里利用日文档案。因此，我认为历史学家的方向不应该被自己博士期间学习的语言所局限。未来当你处于研究生涯的某一阶段，你意识到需要学某种语言，你就应该去学。因此，语言能力只有在与历史研究项目相关时才是重要的。如果你将晚期古代伊朗作为你的主要领域，你需要掌握中古波斯文，但你不需要达到可以校订中古波斯文的能力，你同样不需要去独立阅读中古波斯文纸草，除非你要专攻晚期古代埃及和萨珊关系。我曾经尝试校订一中古波斯文纸草，我花了一个星期，才完成了5行。这是一项无比技术化的活，只有在你的研究项目需要的时，花时间掌握这些技术才是值得的。就古代近东研究领域而言，很多学者将语言能力和学术能力划等号，这不是历史学家所同意的。对于从事古代埃及研究的历史学家，你不需要把古埃及语学到传统埃及学家所期望的那个水平。如果有历史学家希望成为埃及学家，其往往就没精力去提升自己历史研究能力，也没有时间深入思考自己研究的项目，而后者对于历史学家才是本质性的工作。语言能力很有可能成为一种游戏，大家炫耀自己有某种技能，这不是我所感兴趣的。

　　澎湃新闻：就语文学而言，芝大可能是美国学校里语文学传统最深的学校，无论在亚述学还是印度学，无论是汉学还是埃及学，在这些领域，芝大也有比其它美国学校更多的学者，因此你曾经说过，芝大更有条件发展古代全球史。而你的目标就是使芝大成为古代全球史中心，为此，你建立了芝加哥晚期古代全球研究项目( Chicago Initiative of Global Late Antiquity)，最近又打算将这一项目改名为丝绸之路研究中心。能不能更进一步谈下你对这一项目的计划？

　　佩恩：确实，芝大在古典学、古代近东研究、南亚研究和东亚研究上都有历史悠久的语文学项目，这为发展晚期古代全球史和丝路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非常小众的南亚语言，最近我们也新聘了一位南亚史学者，为我们南亚研究锦上添花。我们同时还教古突厥文和古典亚美尼亚文，这些语言在大多数美国学校都是学不到的。是的，芝大有这样的资源，但并没有被充分意识到。这些相关学系通常都各自为政，他们只让学生关心南亚、关心东亚或关心近东，系与系之间没有联系。因此，这一项目的一个目标是使对跨区域、跨文化研究感兴趣的学生有机会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我鼓励我的学生将不同领域结合，比如伊朗学和汉学，或伊朗学和印度学，就后者而言，伊朗和印度在政治文化层面有极其多的交流和共通点。达吾德·阿里（Daud Ali ，宾夕法尼亚大学南亚史专家，编者按）已经研究过在公元第一个千年，伊朗和印度之间在制度、仪式等诸多方面共通点，很少有学者从事过相关研究。如果有学生对伊朗和印度文明同时感兴趣，希望在伊朗和印度语言基础上研究印度伊朗的跨区域史，芝大会是一个极其理想的环境。或者就你本人来说，你对希腊罗马和东方交流感兴趣，我们会对此大力支持。但是传统的系科大多没有在跨区域研究上的支持，甚至它们有时候还会对此设置障碍，这是很多机构面临的问题，机构通常在制度上都是保守的。从事全球史研究、从事丝绸之路研究则需要跨越这些传统上各自分家的领域。这无论对于芝大还是其它学校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丝绸之路研究计划的目标是鼓励学生跨越这些界限，去做跨区域研究。这是一项五年计划，希望五年之后，芝大比美国其它学校给学生提供更多做跨区域研究的空间。这一计划的另一目标是与欧美之外的学者建立联系。在古代史研究领域，我们通常只与我们所熟知的大学打交道，而美国的相关国际学术会议则实际仅仅意味着有来自牛津、巴黎、柏林或莱顿的学者。我们领域内的会议很少有来自拉丁美洲、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的学者参加。当然，现在与中国学校的交流合作已经有了火候，比如，我知道，普林斯顿与北大有很好的合作。但这在古代中世纪史领域还不普遍。在这一方面，我认为我们可以做更多工作。当我用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时，这一方面指公元第一个千年存在的交流，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交流，另一方面我也将丝绸之路看作一个关于更大范围内文化交流的隐喻，指不同国家学者间的交流。因此，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和巴西、阿根廷学者有联系，我也希望未来与中国学者有更多联系来发展一领域。我们的历史研究应该更国际化，我希望以后我们的历史书写能更多考虑像中国学者、巴西学者的声音，而不仅仅只从欧美视角出发。我们通常都说，我们要克服西方中心论，但到了最后我们的历史研究还只是站着美国和欧洲的角度。因此，古代历史需要注入新鲜血液。古代全球史研究不仅仅在关注领域上需要全球化，在参与学者上也需要全球化，更多反映世界各地学者的声音，而不仅仅只是反映美国精英大学学者的。

　　芝加哥大学东方学研究所(Oriental Institute)，为世界重要古代近东语文学和考古学研究中心之一

　　澎湃新闻：你能不能进一步专门说下与中国学者合作对你这一项目的重要性？

　　佩恩：我之所以把我的项目称作“丝绸之路”的部分原因是使古代和中世纪的文化交流与当下结合。现在大家把“丝绸之路”这一历史叙事用来作为中国政府与外部关系政策的指称，对于研究相关历史的我们来说，我认为需要思考我们研究的历史与当下语境中这些历史被运用的关系，我希望以后双方能有这样的交流。在美国，我们对此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全球史意味着从非美国角度来讲述历史，我们对于当下中国学者和大众怎么讲述他们的历史、怎么讲述世界历史并不了解，在有美国视角的全球史的同时也有中国视角的全球史。我的丝路研究计划一个目标是，为中国学者在美国学校用英语讲述中国视角的全球史创造条件，这对于我们双方都非常重要，不仅仅对于用汉语写作的学者，这是我非常期待的对话。我也计划与我东亚系的同事们一道定期邀请中国学者来芝大，让中国学者的成果为汉学界以外的英语世界所了解。所有这些都是在学术日常活动的偶然中产生，当我还在曼荷莲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任教时，基于学院与北京学校的联系，我被院长要求去北京教一门课，我在北京有非常好的经历，我面向很多非历史专业的中国学生开授伊朗史课，他们对我的课有极大热情，他们问了非常好的问题。这使我意识到，伊朗历史在中国语境下有其独特意义，比在英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语境下都要重要。相反，这在美国语境下不那么重要，这里“美国”指的是美国的历史学家，他们非常不熟悉伊朗历史。因此创造空间让中国学者来交流，他们的观点可能可以和我们互补，也可能相左，但一定在智识上可以碰撞火花。因此，我希望通过我的项目来支持美国和中国学者从不同角度来研究丝绸之路历史。我现在考虑了诸多方案来实现这一对话。

　　澎湃新闻：最后一个问题，在与中国史学家交流时，也意味着与一种不同的历史研究传统交流。就古代史来说，最初是50年代苏联学者帮助中国建立了完整的古史研究体系，作为国内古代史研究积累最深的东北师范大学的世界古代文明研究所就可以追溯到苏联专家来华。但是，自80年代后，中国的古代史研究又一边倒，倒向西方，尤其是美国。在美国的古史学者中，你可能是为数不多的仍然重视阅读俄语文献的学者。就你的视角来看，我们至今是否还可以从苏联的古代史和考古学传统得到洞见？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所，为国内古代史重要教学科研机构

　　佩恩：当然，当我们说苏联史学传统时，我们需要注意，苏联史学家与美国史学家一样多元，尤其是从60年代到80年代。不是每一位用俄语写作的苏联学者都用同样的套路来研究，而是非常的多元。有一些学者的写作更像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而非传统的历史研究，这样的研究可能学术寿命不长，但对于那些从事经验研究的学者们，他们有时会使用一些概念，比如说当“封建主义”这一概念出现时，我们需要持怀疑态度，但是除去封建主义的标签外，其余的具体探讨是极其重要的。就伊朗研究而言， 我注意到的是，在英语、法语和德语文献中，对于古代伊朗真正的历史学研究的文献是非常少的，正如我提到，古代伊朗研究为语文学和考古学所主导。比如，像就晚期古代伊朗税收、土地制这些问题，在西方文献中相关研究文献非常少，但在俄语文献中相关研究就多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框架有效之处在于，他们会鼓励历史学家，用老一辈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去思考历史的物质基础，去研究土地制度，去研究税收。当然，他们用的概念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是值得怀疑的，是过时的，比如封建主义，但是他们具体的工作则做得非常好，对于今天仍然非常重要。就我的领域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古代伊朗社会史的开创者，有一苏联学者对我学术生涯影响非常深——尼娜·皮古勒夫斯卡娅(Nina Pigulevskaya)，她是二十世纪中叶苏联首屈一指的东方学家和中世纪史学家，在圣彼得堡大学执教，在那个时候，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近东研究的重要职位中很少有女性。她的学术生涯是从非常传统的东方学开始，比如校订叙利亚文献，但是由于她对某一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执着，使她在30年代和苏联当局产生冲突，她被送去古拉格一段时间。当然，后来她被释放，回到那时的列宁格勒，也从纳粹对列宁格勒的占领下幸存，她不少工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后来，她有了高产的学术生涯。在30年代到50年代期间，她转向了社会史。她对古代伊朗的城市化问题、奴隶问题首先进行了研究，她还对古代伊朗的长途贸易写了专着。作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她去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动力，写就了对于今天仍然非常重要的作品，尽管她有时使用的概念已经过时，但是她的经验研究和她论证历史的方法是极其重要的，诸多她提出的重要议题还没有被进一步研究。我还可以想到类似情况的其他苏联历史学家。当然，我们对苏联史学传统的判断过于简单化，在美国学者中有倾向将苏联史学看作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他们的作品不值一文。这也成了大家不读俄语文献的借口，为自己不学俄语找到理由，这特别是我们古代史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于中国史学传统，我们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意识到语言问题，我不认为大家都应该来学俄语、来学汉语，但我们需要有互相交流的机会。当然，我知道我所有中国同事都能读我们的研究。也许一代人之后，情况会有不同，我希望是这样。我希望30年后继承我现在职位的人可以阅读汉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空间，让大家讨论自己的历史研究范式，我们可以分享我们不同的历史研究范式，这尤其是大家说中国和苏联学术都是政治的产物的时候。我认为这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这是不对的。当然，有时政治也会对学术有积极的影响。正如我介绍尼娜·皮古勒夫斯卡娅的情况，她转向社会史是基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因此，我认为我的丝绸之路计划的确应该让美国和中国学者同处一室，介绍自己研究历史的方法和不同的研究成果，消除美国学者对中国历史学家的一些误解。

　　尼娜·皮古勒夫斯卡娅院士(1894-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