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王朝留下了什么？大同博物馆呈现“大辽五京”精品文物

　　原标题：契丹王朝留下了什么？大同博物馆呈现“大辽五京”精品文物

　　澎湃新闻从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获悉，“契丹王朝——大辽五京精品文物展”今天上午在大同市博物馆开幕。此次丰硕、精美的辽五京文物是契丹王朝辉煌繁荣的历史遗证，该展览共展出143件（套）精美文物，分为熠熠佛都、煌煌北国、曜曜异彩三个单元，全面呈现辽代社会发展风貌。展期持续至10月27日。

　　开幕当天展厅现场

　　据悉，此次展览是大同市博物馆建馆六十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展品汇聚了大同市博物馆、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博物院、赤峰市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巴林右旗博物馆、宁城辽中京博物馆、内蒙古史前文化博物馆、辽阳博物馆、蔚州博物馆、大同北朝艺术博物馆等12家博物馆的馆藏精品。作为六十周年系列活动，2019首届辽五京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及辽五京博物馆合作与发展研讨会也于展览开幕当天召开。

　　展览及辽五京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现场

　　开幕当天展厅现场

　　契丹原意为“镔铁”，象征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公元628年，契丹归附于唐朝，进贡纳税，期间也不乏争斗。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建立契丹国，公元947年改国号为辽。辽国疆土广大，是当时宋朝的两倍之多。东部延伸至海，南部跨越长城，北部濒及大漠，西部触之流沙。国强民盛，显露一时之威。契丹王国历经九代帝王之后，公元1125年被金所灭，余部耶律大石创西辽，一度成为中亚强国，1218年被蒙古军所灭，之后沉寂于世。

　　展厅中的壁画复制品

　　契丹王朝拥有近三百余年的辉煌历史，曾经叱咤风云，声名远扬。宋军的杨家将曾经和契丹军队拼死沙场，俄文中的“中国”指的就是“契丹”，马可 波罗的游记之中也是以“契丹”来代替中国的。可见，当年契丹声势之浩大，让国外之人都认为中国就是由契丹所统治。契丹立国后，在政治上实施“南北面官”制度，经济上采取农牧结合的方式，文化上汲取中原传统精粹，使契丹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此外，契丹国佛教盛行，在五京之内现存的寺塔佛院，以及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的佛经、佛画等瑰宝就是辽国佛教盛行的有力见证。总之，除了拥有强大国力之外，契丹民族还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与艺术。

　　展厅中的壁画复制品

　　第一单元：熠熠佛都

　　契丹族建立辽朝后，佛教也渐由汉人和渤海人传入。太宗耶律德光取得幽云十六州后，佛教对契丹族的影响进一步深化和扩大，到圣宗、兴宗和道宗三朝时，佛教信仰达到了极盛。兴宗《仁懿皇后哀册》载：“崇大雄之妙教，......建宝塔而创精蓝百千处”，可见仁懿皇后笃信佛教，传承佛教文化；此时，全国信佛成风，佛教浸润到整个社会。

　　开幕当天展厅现场

　　西京地区的佛教文化尤为昌盛，观音堂、薄伽教藏殿、云冈石窟等建筑兴建、修缮；在仁懿皇后的倡议下，建佛宫寺释迦塔为家庙；之后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铜像，使其不仅成为皇家寺院，更具祖庙性质。这些融合了草原游牧文化和其他文化精髓的历史遗产，使佛教艺术更加多元，散发出浓厚的地域性和时代性色彩。

　　应县释迦塔

　　大同华严寺

　　一、崇佛尊儒

　　契丹王朝在吸收中原文化的过程中，兼容并蓄，自然崇拜、儒、释、道等不同的宗教文化和平共存，佛教的传入给整个辽朝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佛法西来，天下响应”；由于辽代各皇帝大力提倡佛教，崇佛之风日盛，佛教文化也逐渐成为契丹民族的精神文化信仰之一。

　　“西京仁和坊李让”款八字澄泥砚 巴林右旗辽庆州城遗址出土 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铜佛牌 辽代 高13，宽6厘米 大同市博物馆藏

　　石雕观音立像 辽代 长38 宽12 厚10 首都博物馆藏

　　铜镀金观音菩萨像 辽代 高11.2 底径7 首都博物馆藏

　　二、巍巍塔寺

　　辽代塔寺的营建活动盛行，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寺院“棋布置列，塔庙相望”、“五京之内，竟数以千记”。佛教文化的昌盛，为我们留下数量众多的珍贵文物，为我们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绿釉净瓶 辽代 高24.5 底径5.8 口径 密云仙塔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十方佛”贴金彩绘柏木法舍利塔 辽代 底径8.7，通高约23cm 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出土 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第二单元：煌煌北国

　　辽代统治者顺应历史潮流，根据南北地区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构成，采取“因俗而治”“南北面官”的制度，“以国法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随之而来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深刻变革，从传统的畜牧、狩猎经济到农牧兼营，手工业、商业并驾齐驱，造就一派北国盛世气象。

　　辽王朝国力强盛，由文物之华丽多样可见一斑。金银器巧夺天工，铁器冶铸精湛，玉器玲珑精巧，凡此种种，传承泱泱汉唐遗风，兼容宋代风物之素洁雅正，又彰显契丹民族之雄浑豪迈。

　　一、金银焕彩

　　从木叶山走出的契丹民族，对金银颇为推崇，将其广泛用于饮食器皿、生活器具、服饰、马具、葬具和佛教供养具之中。纵观辽代金银器，唐朝旧制、西域风情，交相辉映。器上之纹饰，龙凤狮鱼、鸳鸯鸿雁、花枝卷草，栩栩如生。又有佛教诸神，孝子人物、祥云莲瓣、几何纹样。线雕、镂雕、錾刻、模冲、压印、锤鍱、镶嵌等技法炉火纯青，广泛运用。金银器铭记了辽人对器物的雕琢与审美，也见证了契丹王朝的辉煌与强盛，它们穿越漫长时空，仍光泽如新。

　　银盘 辽代 长21.5cm，宽12.7cm 大同市博物馆藏

　　鎏金錾花钣耳银杯 辽代 口径7.3、腹径5.2、底径3.9、高6.4厘米 1992年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银持壶 辽代 口径6、底径6.6、通高20.6厘米，重425.4克 巴林左旗盘羊沟墓出土 赤峰市博物馆藏

　　摩羯形金耳坠 辽代 宽5.2、高5.1、厚2.2，另一宽5.1、高5厘米 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鎏金银平脱异形漆盒 辽代 长15.8、宽5.6厘米 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嵌宝石鎏金包银漆盒 辽代 长26，宽25，高13厘米，188宝石 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二、珠玉流光

　　辽代玉石器蕴含着多种风格，奇特多变的造型在我国几千年的玉石器制造史上独树一帜。辽代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玉石制品，涵盖了生活用具、饰件、马具等，起初多表现契丹人的游牧生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中原和西域各国的文化交流的加强，遂吸收其艺术精华融入玉石器制造之中。

　　玛瑙项饰 辽代 直径约16厘米 赤峰地区出土 赤峰市博物馆藏

　　玉砚 辽代 长8.5、宽5.2、高2.1-2.8厘米 1986年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工具形玉佩 辽代 通长18.2厘米 1986年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玉银鞓蹀躞带、鞧带 辽代 蹀躞带长56-61、宽1.6 鞧带下垂部分长80，全长320厘米 通辽市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第三单元：曜曜异彩

　　辽初，契丹国占领辽东，臣服高丽，南下幽蓟，在攻城掠地之际，大力掠夺汉地人口，其中不乏诸多能工巧匠。《辽史》记载：“上京西楼，有绫锦诸工作、……伎术、教坊、儒……。中国人并、汾、幽、蓟为多。”工艺技术的传入促进了辽国瓷业、铸造业的发展，契丹国在继承中原传统技艺和文化影响外，还大量吸收本民族的文化因子和生活习俗，创造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制瓷业技艺。

　　辽国在继承与吸收中原文化的同时，还打通了东西方贸易路线，开启了草原丝绸之路的盛况，随着中原人口与外来文化的传入，使契丹国境内形成了民族交错杂居的局面，为辽国多元文化的发展奠定基础。

　　西京大同瓷窑遗址分布图

　　一、瓷韵升华

　　制瓷业是辽代手工业中的重要行业，契丹建国后，境内建立了不少烧制瓷器的窑场，在辽五京区域内，均有窑场设置。辽代以草原文化为主体，汲取中原汉文化、佛教文化及西域文化等多民族文化精髓，创建了独具魅力的辽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辽瓷生产颇为发达，质地、色彩和形制都具有特色，鸡腿瓶、鸡冠壶、长颈瓶、皮囊壶等是辽瓷最有代表性的产品。

　　褐釉皮囊式瓷鸡冠壶 辽代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鸳鸯形三彩壶 辽代 赤峰市博物馆藏

　　剔花牡丹菊花纹黄釉罐 辽代 大同市博物馆藏

　　定窑白釉提梁瓜棱壶 辽代 大同市博物馆藏

　　白釉瓜棱形狮钮小嘴壶 辽代 大同市博物馆藏

　　三彩石榴形吸杯 辽代 大同市博物馆藏

　　三彩枕 辽代 大同市博物馆藏

　　二、异域风情

　　玻璃器产自伊斯兰国家，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入辽国，辽统治者与其临近的阿拉伯、波斯、加兹尼、喀喇汗、高昌回鹘等远在中亚西亚地区的国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贸易交往文化交流，将西域玻璃器引入辽国。

　　玻璃杯 辽代 多伦县小王力沟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带把玻璃杯 辽代 大同市博物馆藏

　　东罗马玻璃器 辽代 大同市博物馆藏

　　东罗马玻璃器 辽代 大同市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