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球事：足球运动是如何在上海兴起的？

　　原标题：海上球事：足球运动是如何在上海兴起的？

　　现处徐家汇商圈繁华地带的徐汇中学原名徐汇公学，1850年由法国来华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成立于徐家汇，法文名COLLèGE St-IGNACE ZI-KA-WEI，意即圣依纳爵公学，奉耶稣会会祖罗耀拉·依纳爵为主保，故乃耶稣会掌管的天主教教会学校。又因近代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江苏、安徽两省）活动的耶稣会士多来自法国，且由耶稣会法国省负责传教事务，徐汇公学也成为具有强烈法国色彩的在沪教会学校。该校于1932年改称私立徐汇中学。

　　目前学界关于徐汇公学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多关注该校的规章制度和教学模式及社会影响，较少有文章探究该校校园生活的具体情况。本文则在近代上海乃至中国社会业余校园足球运动发展史的视域下，关注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徐汇公学的校园足球运动之概况。

　　众所周知，现代足球运动于19世纪中叶起源英国。随着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扩张，该项运动进而传至世界各地。鸦片战争后，香港、广州为中心的华南一带，较早引入了足球运动。上海开埠之后，随着外侨的不断涌入，足球运动也作为侨民休闲生活的一种方式，在这个不断发展的国际性大都市扎下根来。因而，也有论者称足球是继鸦片而来的西方文化之一种，不过足球起到了与鸦片完全相反的积极作用。

　　足球运动在高校萌芽

　　足球在近代上海社会起初流行于外侨之间。早在1867年11月18日的《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上刊登建议推广足球运动的读者来信。这位读者呼吁成立足球俱乐部，召开相关会议，起草规则，他还认为足球是一项首屈一指的运动，而且规则简单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学会，再者花费比较少。在此倡议后不久，英美烟公司、海关、英海军等足球队相继成立，互相之间比赛娱乐。可见，侨民对足球的热爱是这项运动在近代中国社会推广开来的嚆矢。

　　在沪外侨还组成不同球队俱乐部，在各种业余杯赛名头下举行比赛，并于1910年正式成立“上海足球会”（Shanghai Football Association，亦俗称“西联会”，初创于1902年）组织各项球赛。该会成员皆为外国侨民，由此近代上海社会的业余足球运动受制于西人的管理之下，直至1943年成立中国人管理的上海足球联合会。

　　虽然清末在沪外侨主导了足球运动的发展，彼时亦有中国人爱好于此项体育运动。教会学校的中国学生最早在球场上一展身手，特别是美国圣公会开办的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的华人学生们。该校华人学生足球队又称“辫子军”，早在1901年时就与在沪西人侨民组成的球队进行比赛。据上海足球界流传的典故可知，该校华人学生黄明道最为擅长踢足球，但不喜在比赛时将辫子盘起，因而在球场快速奔跑时其辫子与地面平行，且在转身时常有对手被他的辫子击中眼睛，而黄氏本身也担心对手拉住他的辫子。

　　而此时，盛宣怀创办有公立背景的南洋公学（也即“交通大学”前身）也在学生中间推广足球运动。圣约翰大学与南洋公学之间的年度足球赛，也成为近代上海社会特别是学校足球运动的重要景观。两支校园球队互称劲敌，也是华人球队中的佼佼者。1913年中国东部体育总会发起东方六大学足球比赛会，包括南京金陵大学、杭州之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约翰大学以及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也即“南洋”），该六所大学足球队于1914年冬季开始比赛，决赛于1915年1月16日在苏州举行，南洋胜东吴而夺冠。

　　学校足球队及相关赛事也成为中国人参与该项现代化体育运动的重要方式。彼时江南地区高校之间的足球赛参与者后又扩充至八支球队。而约翰与南洋之间的比赛总能吸引更多的目光。如南洋学生在《九年来南洋约翰之足球成绩》一文中总结的：“吾校素擅足球，屡执华东牛耳。而与约翰比赛，尤足轰动一时，诚以两校球艺，无分轩轾，其竞争之剧烈，似美国哈佛与耶鲁之赛球，英国牛津与剑桥之竞船。历届比赛，有万人空巷之概。……”

　　徐汇公学足球队的崛起　　除了高等学校外，一般中等学校的中国学生也较多接触各项西式体育运动。作为中等学校的徐汇公学的足球运动最初兴起于何时已无法得知，但晚清时期来华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松梁材（Auguste Savio, S.J.，字晚青，1882—1935）极大地促进了该校学生足球水平的提升。松氏于1901年10月24日来到上海传教，起初一边学习中文，一边在徐汇公学任教。由于松氏个人爱好体育运动，尤其擅长足球，因而担任该校学生的足球教练。据称他还曾被南洋公学聘为教练，可以说较早地推动了足球运动在中国人之间的发展。

　　在松氏训练下，徐汇公学的学生足球队取得惊人进步，也在比赛中取得破天荒的成绩。1925年上海中华足球联合会成立，随即组织甲乙两组轮流比赛，甲组十队以在沪各高等学校校队为主，乙组十九队多为高校附中和中等学校足球队。徐汇公学被分在乙组第二组，经过十一次比赛后，以十胜一平的骄人战绩获得乙组冠军。1926年1月9日在中华棒球场进行乙组两分组第一名之间的最后一场比赛，由徐汇足球队对阵暨南乙组足球队，最终结果一比零，徐汇夺得锦标。自此，徐汇公学足球队在上海足球界声名日隆。

　　徐汇公学的学生们颇也以此为荣，据称：“福音传来，学生皆弹冠相庆。球员汽车回校，直驶入操场。诸生远见之，皆扬巾脱帽，表示欢迎。一时鼓掌声，笑语声，慰劳声，闹成一片，意气洋洋。翌日，各报体育栏内，除摄有徐汇球员之芳影外，又大书特书，徐汇乙组锦标球队。其评语悉数颂扬之辞：如徐汇球员能合作，传球敏捷有力；阵如长蛇，人人若生龙活虎等。”

　　徐汇公学足球队的惊人表现，也引得坊间流传出许多“谣言”。1926年1月11日《时报》以《夺得锦标后之徐汇：球员免考还家》为题，报道了徐汇公学对获胜球员的“奖励”：“该校当局，于是晚特备西餐多份，为球员庆捷，并准全队球员于本期寒假考试准与免考，即日即可回里省亲。由是各球员均喜形于色。并闻该校有定例，苟比赛失败，球员回校用膳，仅吃白饭，不准吃菜，以示卧薪尝胆之意云。”这篇报道绘声绘色，但在徐汇公学方面看来纯属无稽之谈。

　　为了消除上篇报道的负面影响，徐汇公学特致函《时报》刊登公开启示（1926年1月12日刊登“来函”）：“此节事情，恐系贵馆传闻之误，敝校球员是日回校后，即同全校学生入自修室自修，晚上并无特备西餐为球员庆捷之事，更无准球员免寒假考试即日回家省亲之举。敝校球队比赛，苟有失败，更无吃白饭之理。以上数节，皆关敝校名誉，即敝校球员家族闻之，恐多有误会，用敢直陈，请即更正，不胜感激之至。徐汇公学敬启十一日。”可见，名不见经传的徐汇公学足球队在夺冠后，随即引起了上海关注足球界消息人士的极大兴趣，不然也不会有如此不切实的传闻了。

　　简单来看，学校足球运动水平的提升主要由两个方面的条件来左右，一是球场等硬件设施，二是教练指导的软件核心。具体到徐汇公学学生足球队的进步而言，既离不开该校所拥有的宽阔操场，也离不开指导有方的教练，特别是前文提到的耶稣会士松梁材神父，为学生制定出了系统的训练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松氏甚至可以被看作是最早的来华法籍足球教练，虽然他只是在徐家汇这个小区域内指导过徐汇公学和南洋公学的足球队。　　夺冠成名之后的徐汇公学足球队，在上海校园足球界独树一帜，也继续参与中华足球联合会组织的赛事。此外，1926年的上海各中学足球比赛（亦称“上海万国中学足球联合会”锦标赛）的决赛也在圣约翰附属中学与徐汇公学之间展开，决赛地点在梵王渡圣约翰球场，约翰四比零胜徐汇夺冠。该校足球队不断参加类似比赛以及各校间友谊赛。1941年5月18日庆祝徐汇中学建校九十周年的“九旬杯”中等学校小型足球联赛开幕，徐汇中学四战四胜夺得冠军。“九旬杯”相继举办了数届，成为上海各中学间开展的特色联赛。1942年11月12日纪念孙中山的“总理诞辰”例假，徐汇中学还组织了两场友谊赛。1943年3月3日徐汇中学为了给圣母院育婴堂筹措给养经费，还要请上海的其他三支球队举行足球表演义赛，并设立五元门票及二十元荣誉券，共收三千五百余元。“抗战”胜利后，徐汇中学还与英国水兵足球队展开友谊赛。

　　陈天祥与他的《足球战术》

　　足球赛也成为联络徐汇中学师生间感情，增进学校团结氛围建设的一种方式。1947年12月8日是天主教的圣母无原罪始胎瞻礼，当天下午徐汇中学师生在该校操场举行师生之间的足球赛，“教师队”由教书先生和管理校务的神父、修士们组成，并由曾是徐汇公学毕业生、时任海门教区主教的朱开敏开球，最终学生队以五比四赢得比赛胜利。设立“师生杯”的初衷则在于“足与学生们以智德体并重之启示”。

　　在此基础上，徐汇中学热爱足球运动的师生们也总结自己的足球训练经验，以期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推广科学的足球训练方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陈天祥所着的《足球战术》一书。陈天祥原是该校学生，擅长踢足球，后加入耶稣会在徐家汇的神学院成为一名天主教的神父，同时担任该校的体育主任教员和足球教练训练足球队。

　　《足球战术》出版于1947年，被列入“徐汇中学青年丛书之一”，可以说是陈天祥对自己踢球和训练学生踢球数十年经验的理论总结。陈天祥观照的是足球运动在上海地方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推广和发展，因而，他在序言中，指出了彼时上海足球界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的足球队在数量上有了较为明显的增加，但在质量上却差强人意。在陈天祥看来，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因素造成的：其一是“球场荒”，“数百万居民的上海，人烟稠密，简直似大号罐头沙丁鱼一般，哪里有几个球场可供大家使用；于是组织了球队，没有场子练习，便成了青年球员最苦闷的事，也就是足球水准低下的第一种原因”；其二是“教练荒”，“足球运动自个人技术起，至作战技术止，是一种非常复一的动作，球员只凭天才，只凭个人的苦练而成功者，寥若晨星，上海全部足球史证明了这种天然成功术，对足球水准的提高，是不发生效力的。因此需要一批够资格的教练员，不断地训练、提挈与鼓励，方能收事半功倍的效果。可是上海百余个球队里，几队是有教练员的？所有的教练员，有几位是够资格的？谁都知道教练荒是对足球水准的提高最严重的威胁。”

　　陈天祥此书也主要致力于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形成系统的理论知识来解决上海足球运动面临的以上两个问题。为此，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个人技术”详细介绍控制球、传球、盘球、射门等足球运动的四种最基本动作的各类技术。第二章“作战技术”，认为足球战术的原理主要在于“准备、迅速、准确”三点，并详述了十种具体的全面攻防和局部战术。第二章的结语部分，陈天祥阐述了球员个人技术与球队战术之间的辩证关系，“战术性的高低，是以球员个人技术的高低而决定的。队员个人技术低劣，随便他们用什么着名的战术，结果还是成绩低劣。由此可知战术具体的整个，是不能离个人技术而独立的；所谓战术的形式与原则，只是整个战术里的一部份。如一位教练员只知道注重教战术而忽略个人技术的严格训练，那么他对于足球战术无疑地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陈天祥的这一论断无疑是解释一个足球队总不能取得令人满意比赛结果之原因的颠扑不破的定理。

　　第三章“足球队教练法”则专门为教练员提供系统的训练方法之借鉴。陈天祥在此章总结了数条教练员应注意的重要原则：①球艺由习惯而成，故欲球艺进步就应专心学习；②有理想的足球技术的存在，然无存在的理想足球技术。在教练时应使学者趋向理想的技术，在应用时，则当指定一适合球员能力的技术，使他们能便易地完成之；③教练者应具一再三考虑过的教学计划，并以坚强的意志完成之；④训练的计划，应采平均发展制：即放个人技术、作战技术、运动能力三条平行线上，同时推进；⑤学习者可谓为教练者“运动自我”之延续，故教练者应具高尚的人格，完全的运动道德，使其“延续”，染有同样色彩，致不背足球运动为教育工具的宗旨。在陈天祥看来，以上几个原则是教练训练一个球队的必要条件，虽然不一定能训练出最理想的球队，但在察觉到训练出现失败的状况时，只要对照以上原则，总会找到失败的原因。

　　从以上所列原则可知教练对一支足球队成功的重要性。陈天祥进而认为，在接手一支球队之前，教练还应对球队要达到的程度、各球员是否能按预约制期到场练习、多数球员是否准备服从指导等因素有足够的了解。如此之后，教练还应为球队制定心理和技术两个方面的计划。在陈天祥的意识里，徐汇中学足球队无疑是成功的。因而，他随后列举了《徐汇中学足球须知》以说明一支球队在心理层面的建设。徐汇中学足球队的口号是“球队纪律化”，在精神层面上的准备包括：①球员应守“先公后私”的原则。故凡与此原则有抵触之思想、言语、行为，当一初摒绝之；②球员比赛之时，应集中心力，务求完成教练员所预定的战术；③在比赛前一刻，各球员应于指定地点集合；④遇有特别事故不能出场者，应立即通知体育主任；⑤比赛进行之际，应绝对服从裁判员与队长之命令。在此基础上应做到：①比赛之时切忌多言；②勿误会他人无心之推撞。即因而稍受伤痛，亦不可表示于外；③遇有为己合法之举动所误伤者，亦必往道歉；④遇对队演出好球或打入一球，亦当拍手助欢；⑤遇自己受些微伤痛时，应具坚忍之精神，苟作出种种弱态，实非好男儿所屑为；⑥球员宜痛绝拳打脚踢诸般下流举动，即在观众如堵之下，互相谩骂，亦非所宜；⑦球员切勿与观众发生任何纠纷；⑧遇己队胜利，不应骄态百出应照常沉着作战；⑨如遇指责或失败，或心境失常时，球员应以意志支配感情，仍须镇静，履行其使命，坚持至终，毫不灰心；⑩本校球员，应尽量加收足球运动所予之教育暗示；在上场比赛之时，当力避一切有违反礼貌，或违反受教育阶级风度之言语与举动。

　　除此之外，球员在物质层面还应注意保持身体健康以及熟悉比赛规则，陈天祥在此部分列徐汇中学足球队的14条要求。当然，教练还应注重技术方面的训练。总之，《足球战术》第三章对足球教练员提出了完备的要求和训练范例，诚如陈天祥所说的：“教练员对于自己的职务应勤奋从事，身先士卒，负起建设的使命，对球员的态度，要镇静忍耐愉快，最忌的是急性易怒，当场‘开消’等情状。这些都能影响出席球员的心理，减低比赛的兴奋，教练员不可不知。”

　　《足球战术》第四章为“运动能力的培养”，分为“体力的训练”、“气的训练”、“敏捷的训练法”等三节。该章相对简要，但所要解决的确是中国人在足球运动中最明显的体力问题。　　该书第五章为“足球运动的教育意义”，陈天祥首先论及足球运动对球员自身的教育意义，认为机警、勇敢、合作等是球员通过踢足球可自然而然习得的品德，但更重要且难习得的是“恕道”及“服输的精神”，“球赛时表现这些精神的机会极多，如教练员训练得当，则球员必能得到这些为做人极宝贵的美德。”这一层面的教育意义是对学校学生青年足球员而言的，对于职业球员陈天祥则是反对“球员商品化”的。如他所言：“职业球员与业余球员的界限，是要严正地分开的，非然者青年球员的教育必受严重的威胁！假如一般廿余岁的球员，多为赚钱而踢球，那么他们的学业必定荒废，且或宁离开迫人考试的学校，去度写意的足球生活！因此虚度大好的青年时期！到了年老脱离球场时，就只有饿死的份儿了！”可见，职业球员退役后的生计和再就业问题彼时已是足球界在思考的议题。

　　除了对球员的教育意义外，陈天祥还认为不能忽略足球对观众的教育意义，这一层面主要是回应观众作为参与球赛的另一主体地位的重要性。陈天祥在此书揭露了足球运动在上海落地后观众在球场上的表现：“上海足球自有史以来，观众入场闹事，围殴裁判，引起暴动的不幸事件，实屈指难数！”在陈天祥看来，造成这一现象主要原因是缺乏秩序与纪律的教育，另一主要原因是裁判员资格不够。可以说，这种现象既是国际性的普遍存在，又在近年来的中国足球界有着特殊的情况，比如观众对“黑哨”的深恶痛绝。

　　陈天祥还考虑到了舆论界在足球运动发展上需要承担的责任，也即“球艺批评的使命”。如他所言：“我们信这种球艺批评，包含着创造舆论与支配舆论的能力！它对于全市的足球运动，是负起了一种近于导师的责任，因此球艺批评的作者，应是人格高尚，足球智识与经验都很丰富的。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知道足球技巧的变迁，足球活动的各种记录，与某一时期描写足球所用的术语，及球员的心理等。”

　　陈天祥的《足球战术》一书出版后风行沪上，据称“为足球战将所必备，为海上球迷所必读，又为有志深造球艺者所不可少之课本”。此书也得到当时中国足球界的认可。陈天祥曾将此书赠予闻名国际的中国球王李惠堂，后者则致信陈天祥称赞道：“此种青年教材殊不可多得，将来足球展进，足下诱掖之功，应记诸凌烟阁上也。……吾人忧时之士，目睹球国材荒，后浪之难推前浪，苟不集团从速训练，前途寔伏危机！”在李惠堂看来，陈天祥此书无疑能促进中国足球人材的大量涌现。

　　实际上《足球战术》还是徐汇中学组织的教练研究班的配套教材。1947年徐汇中学体育部在暑假期间举行第一届足球教练员研究班，宗旨在于“提高今后足球水准，并研讨球队管理等重要问题，为关心足球运动者之借镜”而课程大纲基本就是《足球战术》一书的内容章节。　　总的来看，陈天祥此书是基于徐汇中学足球队的训练经验而形成的，但其着书的视野着眼于足球运动在上海的健康发展，在整个中国社会的科学推广。彼时的中国足球界人士自然有很多相关论述，比如李惠堂的思想以及前文提到的《上海足球》一书。另一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陈天祥在彼时乃一“修道人”，他之所以关注足球运动的科学发展，实质既来自其个人对足球运功的热爱，也源自彼时中国社会对本土足球运动水平提高的期待。可以说，徐汇中学足球队的历史可让我们一窥足球运动在近代上海社会发展的大概状况，而陈天祥的一些经验总结也能够观照到目下中国足球的现状，值得热爱足球运动者的关注。

　　参考文献：

　　《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867年11月18日第3版。

　　钟震：《本校足球部夺得东方六大学锦标记》，《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1915年第1期。

　　程贤，高宏勋：《九年来南洋约翰之足球成绩（附表）》，《南洋周刊》1923年第11期“体育号”。

　　《夺得锦标后之徐汇：球员免考还家》，《时报》1926年1月11日第7版。

　　《来函》，《时报》1926年1月12日第7版。

　　钱志元：《徐汇足球队》，《汇学杂志：乙种本》1928年第6期。

　　《总理诞辰举行足球赛》，《新闻报》1942年11月12日第5版。

　　周家骐主编《上海足球》，上海：业余周报社，1945年。

　　陈天祥：《足球战术》，上海：徐汇中学，1947年。

　　《<足球战术>风行沪上》，《徐汇校闻》1947年第1期。

　　《首届师生杯揭幕，朱大主教莅场开球：战情紧张，盛况空前》，《徐汇校闻》1947年第4期。

　　李惠堂：《书报评介：介绍<足球战术>》，《铎声月刊》1948年第10期。

　　《陈天祥神父新着<足球战术>出版》，《益世报（上海）》1947年6月27日第3版。

　　陈先云，田磊编着《盛宣怀与上海交通大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1996年。

　　徐以骅，韩信昌：《海上梵王渡——圣约翰大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史委员会组编《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徐以骅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