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弈：透过两则墓志看“日本”的诞生

　　原标题：我读︱梁晓弈：透过两则墓志看“日本”的诞生

　　假如在这里说《日本的诞生》一书里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其前言部分，或许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认为我看轻了吉田孝先生在正文中所下的苦功，这并非我的本意；或者换句话说，许是对于我们这些从业人士而言，《日本的诞生》的正文中涉及的内容更多地是我们需要掌握的专业知识的缘故，在阅读时我们会更在意，例如史料精准与否，论证是否符合逻辑这类问题，这种思考对于我们来说可以算是职业病或者是条件反射一样，在需要每天流水线地处理相关知识的时候反而不会在大脑中停留太久（打个比方，从业人士在审读他人论着时的状态和质检工作类似，容易只记住出错的地方，远非认真学习时的阅读状态）。而在序言里吉田先生更多地展现出了史学研究者本职工作之外的说故事的能力，这反而更让我赞叹与羡慕。或许也有孤高的学者对这种小技巧不屑一顾，认为是细枝末节，不过至少在我与几位先生们聊天谈及此书时，他们的一致反应都是：“哦，这书的内容中规中矩我没印象了，但是前言写得真好，值得学习！”这多少也能够说明我的观点并非孤家寡人。

　　通常认为，“日本”作为国号正式出现并得到承认，是大宝遣唐使（公元701年）的功绩，吉田孝先生在本书中也持此观点，更由此出发，借由让读者共感大宝遣唐使的一员、着名诗人山上忆良的心理，勾住了读者（至少是我）的阅读兴趣；如前所述，这本书的正文部分或许只能说是中规中矩，并没有什么开创性见解，这也是普及性读物的性格必然导致的结果；反过来说，这本书中的观点与论述可以说相当稳妥，即使是在成书二十余年之后的今天，本书的大多数结论仍然适用，没有太多需要被批判修正的部分，只需要增补一些这二十多年来的新材料与新观点。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对于《日本的诞生》一书的正文内容不做太多介绍，而此前反复言及的序言部分在此也不多加剧透，全部留待诸位读者自行品鉴；本文仅介绍一些在《日本的诞生》成书之后（日文原着成书于1998年）出现的、与日本国号有关的新材料，以为导读之用。

　　《日本的诞生》

　　井真成墓志：“国号日本，才称天纵”

　　2004年末，西北大学公布了一方墓志，墓志主人名为井真成，是一位在去世在长安的遣唐使，这方墓志是目前最古老的、明确标记有“日本”这一国号的出土史料。这方墓志的全文不长，抄录如下：

　　赠尚衣奉御井公墓志文并序

　　公姓井字眞成国号日本才称天纵故能

　　■命远邦驰骋上国蹈礼乐袭衣冠束带

　　■朝难与俦矣岂图强学不倦闻道未终

　　■遇移舟隙逢奔驷以开元廿二年正月

　　■日乃终于官弟春秋卅六皇上

　　■伤追崇有典诏赠尚衣奉御葬令官

　　■卽以其年二月四日窆于万年县滻水

　　■原礼也呜呼素车晓引丹旐行哀嗟远

　　■兮頽暮日指穷郊兮悲夜台其辞曰

　　■乃天常哀兹远方形旣埋于异土魂庶

　　归于故鄕

　　由墓志内容可知，井真成于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正月某日在大唐长安的官第去世，享年三十六岁；这里明确提到了他“国号日本，才称天纵”，固然有对死者溢美之辞的成分，“国号日本”却是实打实的首次出现时人对于日本国号的使用。众所周知的是，在此之前中国史书中对日本的官方称呼一直是“倭”或者“倭国”，在《旧唐书》中出现了倭国与日本并记的表现，却也无法准确解释倭国与日本的关系，可知对于七世纪末八世纪初的唐朝而言，倭与日本的区别仍然颇为暧昧，而在这里明确出现井真成“国号日本”的表述，可以说是唐王朝对于日本认知逐渐明确的一个表现。

　　关于这位井真成的身份有几种说法，日本学界普遍认为他是前次遣唐使（养老遣唐使，公元717年出发，使节团于718年归国，同期里包括着名留学生吉备真备、晁衡与僧人玄昉等人）时的留学生，在中国学习了近二十年之后，正要跟随这一次的遣唐使团（天平遣唐使，公元733年出发，使节团于734年末归国，前次遣唐使中的留学生吉备真备与玄昉均在此时归国）返回日本却不幸在出发前身亡，唐朝为了表彰他的勤勉而给他赠官尚衣奉御一职；至于他的名字，日本学界则认为他原姓“井上”或“葛井”，“井”姓是适应中国单字姓的表述，“真成”则是典型的日语名。这一观点在日本占据绝对的主流地位，也有它明显的长处和宣传意义：首先，青少年时期来华学习近二十年时间后归国，这是长期留学生的普遍经历，吉备真备等人的经历正是如此，假如这一假说成立，那么井真成的一生无疑可以说正是日本学习大陆文化的艰辛历程的最好体现，而他的同期生中则有吉备真备与晁衡等中日两国都耳熟能详的人物，更增添了井真成这一人物的悲剧色彩。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一墓碑正式公布（2004年10月）之后——关于“井真成”这一神秘人物的身份、经历的讨论都才刚刚开始的时候，日本就掀起了让井真成“魂归故里”的请愿活动，并在第二年年末成功将这块墓碑请到被认为是井真成故乡的大阪府藤井市举办了展览。

　　中国学者对于井真成的留学生身份则颇有怀疑，认为他不是前度遣唐使的留学生，而是这次遣唐使的使节团成员。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条：首先，墓志中没有记载井真成生前在唐朝的官职。假如他在这十七年间一直在太学学习而未曾出仕，这与唐朝的规定不符，严重超出了最高在学年限的规定（例如同期的晁衡早在公元725年前后就已经在唐朝出仕），而唐朝方面在为他撰写墓志时不写他在日本的官职尚且是可以理解的。其次，他死亡的地点是接待使团的“官第”，这暗示了他使节团的身份，而且从死后的赠官与葬礼的操办方式来看，这也不是一名普通留学生应有的待遇，因此认为他是本次使节团的高级官吏。这一观点明显优于留学生之说，目前唯一的问题是，当时遣唐使主要官员的姓名在日本史书中都有记载，并没有这些人在唐去世的记录，至于那些不足以在日本史书中留下姓名的使节团官吏，又存在他们是否能获得这一待遇的问题，故此暂时未成为定说。

　　无论如何，关于井真成这位不见于史籍的无名人物的研究还有待推进，但是这一墓志作为首个明确记载日本国号的出土史料，其研究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在阅读《日本的诞生》一书时，可以用他的经历与此文中观点进行对照。

　　井真成墓志拓本

　　祢军墓志：“日本余噍”与“风谷遗民”

　　接下来要介绍的另一方墓志，是一位名为祢军的百济降将的墓志。祢氏是百济大姓，本世纪以来西安地方连续出土了数方祢氏家族的墓志，由此勾勒出这一支百济投降将领在唐朝的发展经历。祢军的墓志之所以在日本史研究界格外受到关注，主要是因为墓志中出现了“日本”一词，而祢军去世于唐高宗在位期间的仪凤三年（公元678年），这比通常认为“日本”国号出现于武则天在位期间的观点要早出二十余年，因此学界一度以为这是能够推翻现有学术观点的新材料，对此极为关注。

　　这方墓志首次公布于2011年，之后中日学者迅速跟进。墓志全文较长，在此就不做全文引用，仅介绍主要内容。由墓志记载可知，祢氏一族于百济灭国（公元660年）前夕投降唐朝，此后祢军一方面帮助唐军镇压百济局势，同时也两度参与唐朝使团出使日本，最终于仪凤三年去世，享年六十六岁。墓志中未提及出使的具体年份，但是参见《日本书纪》，公元664、665年的两次使团中都有祢军的名字。在这期间，百济争取到了日本的援兵，试图复国，然而由于内部纷争与白村江海战的大败，百济复国计划最终化为泡影，王族的一部分逃亡至日本定居，日本也由此开始全面学习唐朝制度文化，而唐朝最终在公元668年彻底灭亡了高句丽，这些都是古代东北亚史上的重要事件。

　　这份墓志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在叙述祢军出使日本的内容时，有“于时，日本余噍，据扶桑以逋诛；风谷遗民，负蟠桃而阻固”的描述，这里的“日本余噍”与扶桑在一开始时被认为指代的是日本；而就祢军的出使成果，墓志则称赞他“说畅天威，喻以祸福，千秋僭帝，一旦称臣，仍领大首望数十人，将入朝谒”，更有好事者将此解读为当时日本向唐朝称臣的标志（甚至有人提出了白村江海战之后，唐朝军队曾经短期占领日本的说法）。假如“日本余噍”确实指代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日本，那么这方墓志就将“日本”这一国号提前了将近三十年。然而在刚发现时的激动之后，经过对上下文内容与行文用典的详细排查，以及和同期东北亚局势的比对，学界逐渐达成一致，认为这里的“日本余噍”与“风谷遗民”都只是虚指百济遗民，而非实指日本这一国家，此前的反应颇有些小题大做之嫌，因此这两三年来相关研究的热度有逐渐降低的趋势。

　　虽然如此，祢军墓志与井真成墓志一样，能够在公布之后迅速引起日本学界讨论，甚至更进一步引发公众舆论的关注，这本身就说明“日本”国号起源这一问题的热度与敏感性，而这也反过来可以说明本书问题意识的永久性，这也是本书值得一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