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读《赵正书》︱死去以后才生出的“始皇帝”

　　原标题：辛德勇读《赵正书》︱死去以后才生出的“始皇帝”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初知《赵正书》，乍看《赵正书》，始读《赵正书》，哪怕只是听人讲一讲这篇竹书的篇名，最吸引人注意的，恐怕都是“赵正”这两个字。

　　“赵正”，这两个平平常常的字儿，能够吸引人们注意，是因为它是天下第一暴君秦始皇的姓名。不过很多非专业人士听“秦始皇”这个说法听惯了，一时间也不大容易说清这个残忍的家伙到底是叫个啥名。

　　其实当年在秦朝的时候，并没有“秦始皇”这个名称。

　　“秦”是“秦朝”的“秦”，也是“秦国”的“秦”。我们一般说“秦朝”，是不包括秦兼并天下之前那一时期的，而“秦国”，则可以兼秦作为周天子赐封的诸侯国时期和野蛮征服关东各地后直至其覆亡这整个历史阶段的。

　　有意思的是，秦始皇既不是生在旧诸侯国秦国的疆界内，也不是死在这个秦国的故土上。他出生在邯郸，那里是赵国的国都；死在沙丘平台，这里过去也是属于赵国的地界（《史记·秦始皇本纪》）。生和死，都同秦人故国沾不上一点儿边儿。

　　不过这没什么关系，“秦始皇”的“秦”，指的是秦朝的“秦”。

　　“秦始皇”一词，是指秦朝的“始皇”，可是在大秦帝国还存活在世间的时候，从来也没有“秦始皇”这么个说法。当时人一般不这样带着朝代的名称来称呼本朝的君主，这一点很好理解，但我在这里想要强调指出的是，甚至连“始皇”也没人叫过，因为根本就没有“始皇”这个名词。

　　在所谓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准确地说是秦王政二十六年，沉浸在一统天下的巨大兴奋和喜悦当中的秦王，诏命群臣云：

　　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就是说，如果还沿用旧称，呼之曰“王”，是不能与他“兴兵诛暴乱”的功绩相匹配的，因而需要重新拟定一个“帝号”，以和他的新身份相称。

　　那么，秦王这道诏命所说的“帝号”是什么呢？——“帝号”就是与“帝”类似的名号。

　　“帝”是对上古神圣君主的称谓，然而这些神君圣主离开我们太远了，当时的情况，并没有留下确切的文字记录，所以，虽然人们在追溯往古历史时都把它讲得头头是道，可是却颇有“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的味道。在大秦帝国开国的时候，就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

　　在《一件事，两只笔》那一篇里，我已经谈到，为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留下比较清晰可靠的历史，司马迁尽最大努力，审辨、分析、裁断那些混沌不清的早期传说，确定从相对“雅驯”一些、也就是稍微典雅可信一些的黄帝时期入手，展开它的历史记述，这样为《史记》确定的开篇第一卷书，就是《五帝本纪》。

　　这《五帝本纪》，载述的便是上古时期五位神圣的“帝”。那么，什么样的君主才能以“帝”相称呢？唐朝人张守节着《史记正义》，采用的是东汉大儒郑玄的解释。由于这本来就是个说不清的事儿，即使是郑玄，也只能稀里胡涂地引述东汉时期一些“纬书”的说法：

　　《中候勅省图》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称帝。”又《坤灵图》：“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曰帝。”所谓“纬书”，是汉儒出于政治目的有意曲解经义的一些着述。“纬”，相对于“经”来讲，就是横着来，打横炮，讲歪理，甚至瞪眼说瞎话。这样讲的话，当然与历史事实会有重大差距，而胡说八道的话在好糊弄糊涂人的同时，对于肯动脑筋想问题的人来说，自然都不大好懂。大家看明白郑玄引述的这些话没？我相信各位和我一样，啥也没看明白。如此解说，说了好像还不如不说。所谓《中候勅省图》所说谁和司命的星星相称，这太玄乎了，而《坤灵图》所说“德配天地”，大概也就像现代西方社会的政客们是不是代表民众的心声和利益一样，谁说他代不代表是一回事儿，老百姓信不信这种说法是另一回事儿。

　　原因，依然是上古历史的实际状况，还是“烟涛微茫信难求”。不用说黄帝以来的“五帝”，就是紧继其后的大禹，传世文献的记述，依然充满神性。前些年发现的西周“遂公盨”（或称“豳公盨”）铭文，虽然很令“信古”一派学者莫名其妙地兴奋了好大一阵子，现在似乎也还沉浸在心潮激荡的喜悦之中，但西周人谈夏禹，不会比今天我们谁夜里睡不好觉梦到赵匡胤做了什么事儿的信实性好到哪里去。所谓“遂公盨”铭文中“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云云的语句，尽管同《尚书·禹贡》以及所谓“书序”里的某些话颇有相近之处，但这篇铭文本身，已经清楚显示出，史籍中的那些神圣君主，其形象是充满天神属性的。

　　夏禹治水，是只有神才能做到的事儿。所谓夏朝的开国君主大禹，已然如此，夏禹之前的五帝，就更难说了：这几位“大咖”当时是不是自称或被小民称之为“帝”，今天实在已经无从稽考，不过我们看殷商两周时期活在世上的任何一位君主并没有“帝”这个称号，就有充足的理由，对所谓“五帝”时期“帝号”的存在，理直气壮地表示怀疑。

　　在上古时期，“帝号”是一个扑朔迷离的存在。那么，在秦始皇之前，被后世认之为“帝”的，都有哪些神圣的人君呢？这个问题，更是谁也说不清楚。

　　商周时期在位在世的君主，并没有一个人有过“帝号”；商周以前的所谓夏朝，从所谓开国君主大禹起，因为是继“帝舜”之位，也都相继成“帝”，直至“帝桀”，那么有名的暴君，竟然也有“帝号”（《史记·夏本纪》）。

　　两相对比，所谓夏朝这些“帝号”，是不是真实的历史存在，不能不令人十分怀疑。因为要是前面自五帝以来一直有，那么，商人理应予以继承；反过来看，既然商朝的一代代君主只是称王，那么也就说明此前并没有比“王”更具权威性的名号（仅仅由此看来，历史文献中所谓夏朝是不是真实的存在，就大可斟酌，至少它不像时下很多考古学家所认定的那样千真万确。顺便说一下，现在中国颇有一些考古学家，在非常轻视老古书里写的事儿的同时，又非要把一些实实在在的考古发现和虚无缥缈的古史传说联系到一起不可，这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前面在《一件事，两只笔》那一篇文稿中我已经谈到，从殷商时起，《史记》的记载，才开始有可靠的文字数据作依据，从而变得相当信实，而在这之前，司马迁只能利用各种很不“雅驯”的传说资料来勉强叙述其大致梗概，其间很多具体的史事自然不够准确或不尽可信。在我看来，所谓“帝号”问题，亦应如此，同样并不可信。另外，面对夏桀也带有“帝号”这种情况，所谓“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曰帝”这样的解释，只要头脑正常，难道还会有人相信吗？反正我是绝对不信的，我只能把它看成是后世想象的上古君主的名号。这样的名号，大致在商周以后，便流传于世。

　　不过对于刚刚征服天下的这位秦王来说，历史的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有什么比周天子的“王号”更高的名号。——传说中上古君主的“帝号”，显然就是这更高一层的称号。我们看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列举的五位帝君，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虽然对所谓“五帝”还有其他一些不同的说法，但也都是举世景仰的圣君，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远远超轶于商周的人王之上。正因为如此，秦王才想要弄个诺大的“帝号”，以压住被他灭掉的周朝的天子。

　　但像“五帝”一样的“帝号”是现成的，用不着让群臣来“议”，既然需要“议”，就是想让臣下“议”出个比已知的“帝号”更高、更值得炫耀的名号来。这心思，朝廷的大臣当然不难理解。

　　我们看到，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和廷尉李斯等人上奏曰：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既然功绩之高已经盖过“五帝”，就不必再沿用他们用过的“帝号”。

　　于是，王绾、冯劫和李斯等人便集合起朝廷设置的那七十名儒学博士一同商讨，琢磨出一个新的名号，同时还提出其他一些与之相辅的专门用语：

　　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暴君的威权之下，奴才也实在不大好当，马屁拍得轻重，就不易拿捏。王绾等人这媚虽献得很是到位，但未免有些过火：天皇，地皇，泰皇，这些名号听着好像挺高大上的，可哪儿也找不到什么真人做过，假惺惺的味道很浓，让你议“帝号”就是“帝号”，说明这个“帝”字才是主子喜欢的词儿。

　　不过这些大臣和儒学博士的议论，也为最终确定秦王的新名号提供了很大帮助：

　　王曰：“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就是说，把“泰皇”的“皇”字留下来做形容词，用以修饰“帝”字，构成“皇帝”这一名号。

　　我理解，“皇”字在这里是表示“大”的意思（和“泰皇”的“泰”字所起的作用很相像），“皇帝”也就相当于“大帝”。究其实质，这依然还是个“帝号”，但又是超越“五帝”等辈之上的“新帝号”。

　　新拟定的“帝号”是“皇帝”，可史籍中为什么又有“始皇”的说法呢？

　　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始皇”只是“始皇帝”的一种省称，是一种便宜的用法。《史记》叙其行事，有时也用全称，书作“始皇帝”（如《秦始皇本纪》开篇即谓“秦始皇帝者”以及“始皇帝幸梁山宫”的记载）。尽管如上所述，“皇”字只是“皇帝”这个名号中起辅助作用的限定性成分，“帝”才是核心内容。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其实所谓“始皇”只是“始皇”其人过世后才会出现的称谓方式，因为这个“始”字实际起着替代谥号的作用，所以也就和谥号一样，只能用于相应的皇帝身后。

　　关于这一点，就在确定“皇帝”这一称号之后，这位刚刚当上天下第一个“皇帝”的秦国故王，自己做过如下说明：

　　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段话，讲得不够清楚，后世对它的理解，同样大多含糊其辞。下面让我们来慢慢分析。

　　理解这段话，麻烦的地方，是“始皇帝”、“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以至“万世皇帝”这样的称谓，是人君在位在世时的名号抑或尊号，还是死后的谥号？

　　第一种解读，是既然说“除谥法”，那么“始皇帝”、“二世皇帝”云云即可作为活人的名号来使用，就像“太古有号毋谥”以及“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时所行用的所谓“号”一样。

　　第二种解读，是“始皇帝”、“二世皇帝”这样的称谓既然是为替代“死而以行为谥”的谥号而设，那么，它虽然早已确立并布告天下，却应当如同死后拟定的谥号一样，仅用于皇帝过世之后，而不能用在生前，所谓“朕为始皇帝”，乃是“我百年之后便称作始皇帝”的意思。

　　究竟哪一种理解更为妥当呢？在中国国内，我没有见到有什么人做过专门的说明，而看前人一般性论述，在述及这一问题时，好像根本就没怎么想，都浑浑噩噩，稀里胡涂地顺口随便说。

　　现在有“品位”的历史学家，学问做得越来越高大上，对我提出的这样的问题，通常是不屑一顾的。然而，问题就摆在那里，你不屑于理它，它也还是在那里摆着，高大上的专家可以假装没看见（其实现在更多的高端学者真的就是看不见），可小孩子总是纯真，这问题太扎眼了，你只要给他讲历史，实在绕不开，也躲不过去。

　　于是，我们就看到，在当今中国大陆最通行的中国历史年表——方诗铭先生着《中国历史年表》上，特地注明：“秦统一全国，秦王政称始皇帝。”对成长中的每一个国民影响更大是，在教育部组织众多专家编写、审定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也显现了“嬴政自称始皇帝”的说法（2016年教育部审定义务教育教科书《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史相关领域的专家没有人做出明确的讲述，编教材的人又无法回避，才对付着给出的说法，翻检一下翦伯赞先生主编的大学中国通史教材《中国史纲要》，其中由田余庆先生执笔撰写的秦汉史部分，其中就明确写道：“统一战争结束后，秦王政己着手进行集中权力的活动。他兼采传说中三皇、五帝的尊号，宣布自己为这个封建统一国家的第一个皇帝，称始皇帝，后世子孙世代相承，递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由此要是把这看成是中国史学界的通行看法，恐怕并不过分。

　　就某一具体朝代的研究而言，相对来说，秦代的史料是比较稀少的，但若是就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这一具体问题来说，秦朝反而具有其他很多朝代所难以比拟的坚实史料。——这就是秦廷石刻的铭文，它未曾受到后世历史“书写”的污染和干扰，完整如初地保存了当时的样貌。在这里，我想先从确实可靠的秦朝官方刻石文字入手，来看看朝廷是怎样使用相关名号的。

　　秦始皇从二十八年起至三十七年这十年间先后巡行关东各地，在泰山、琅邪、之罘、碣石、会稽诸地留下的石刻铭文，甚至也包括其真实性尚且有些可疑的所谓秦始皇二十八年峄山刻石铭文，都是以“皇帝”来指称这个暴君。同样，秦代铜器上铭刻的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铭文，也都是题作“二十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云云。在比较着名的秦代遗物中，还有所谓“阳陵兵符”或称“阳陵虎符”，其铭文曰：“甲兵之符，右才（在）皇帝，左才（在）阳陵。”这是秦帝发兵的信物，属于所谓“国之重器”，因而尤能体现其正式的称谓。

　　秦阳陵兵符（据宁波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编着《国家宝藏》）最近正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行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的颜真卿书法作品特别展，为了体现颜真卿书法技艺的历史渊源，同时还展示了一批此前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字体字形。印制在其展品图录中的两种秦朝文字，一是秦始皇泰山刻石的拓本，一为始皇帝统一度量衡诏书铭文的拓本。众多国人，喜大普奔，打飞的，与盛事，高兴得不亦乐乎。不过没钱打飞的也不用着急，让朋友带本展品图册来，只要打开这本图录看上一眼，“皇帝”这个正式称谓，便堂堂煌煌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再正式不过，也再清楚不过了。

　　研究历史，认识历史，这并不困难，真相常常就摆在我们的眼前而被人们视而不见。我们不光要用眼睛看，还要动脑筋想。这种情况，明白无误地提示我们，秦朝的皇帝，在其生前，应该是不把“始、二、三、四”这些序数加冠于“皇帝”之上的。

　　下面再来看《史记·秦始皇本纪》下面这段记载：

　　（二世皇帝元年）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着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遂至辽东而还。上文所列二世刻石，今存世者有琅邪刻石，除“刻石，因明白矣”作“金石刻，因明白矣”，文字略有不同之外，俱与《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录的铭文相同。

　　始皇二十六年秦权上的诏书铭文（据容庚《秦金文录》）《史记·秦始皇本纪》“刻石”自然是石刻铭文中“金石刻”的讹变，可明明是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为什么要说“金石刻”，而不是像今本《史记》一样书作“刻石”？这是因为如前所述，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天下以后朝廷所镌记的歌功颂德文字，不仅限于刻石铭文，还有那些在铜器甚至铁器、陶器上铭刻的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而秦二世时同样也在相关铜器等器物上制作了类似的铭文：

　　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容庚《秦金文录》）并观这些铭文，可以更为切实地认定相关史事。

　　二世元年诏版（据容庚《秦金文录》）透过上列秦二世元年诏书的文字，我们可以获取如下两点认识：（一）秦二世自称“皇帝”，这和前述秦始皇诸刻石中对他这位“始皇帝”的称呼一模一样，即当朝的皇帝，只是徒称“皇帝”而不带序次。（二）在这时，也就是二世皇帝登基之后，才正式出现“始皇帝”的称号。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谓“始皇帝”、“二世皇帝”等皇帝的序次犹如谥号一样，只用于过世的皇帝而不能、也不会用于在世的皇帝和在位的皇帝。

　　日本学者鎌田重雄先生在1962年出版的《秦の始皇帝》一书，本来已经检核《史记》的记载，辨明在司马迁文中并未见有“始皇帝”的自称，同时还指出秦始皇东巡刻石，都是以“皇帝”相称，没有“始皇帝”的用法，可他一边讲这些话，一边又说胡亥继位成为皇帝之后，在称谓自己为“二世皇帝”的同时，始称父皇为“始皇帝”（《秦の始皇帝》之《秦王政，始皇帝となる》）。今案胡亥在世时从未自称“二世皇帝”，鎌田重雄先生这种说法，很不妥当，这也妨碍了他透彻认识“始皇帝”、“二世皇帝”这些称谓的确切性质。

　　除了这种“第一手”史料显示的状况之外，在研究古代历史问题时，我们还应该特别重视贴近所研究时代的人对相关史事的认识。

　　幸运的是，在东汉人班固撰着的《汉书》中，我们看到了西汉前期人贾山对“始皇帝”这一称谓的认知。贾山写过一篇题作《至言》的文章，是呈送给汉文帝的，文中“借秦为谕”，述云：

　　秦皇帝东廵狩，至会稽、琅邪，刻石着其功，自以为过尧舜统，县（悬）石铸钟虡，筛土筑阿房之宫，自以为万世有天下也。古者圣王作谥，三四十世耳，虽尧舜禹汤文武絫世广徳，以为子孙基业，无过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谥法，是父子名号有时相袭也，以一至万，则世世不相复也”。故死而号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万也。秦皇帝计其功徳，度其后嗣，世世无穷，然身死才数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庙灭绝矣。（《汉书·贾山传》）需要知道的是，贾山写出这段文字的时候，司马迁还没有出生，这也就意味着上面这段引文，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是他对“始皇帝”、“二世皇帝”这些称谓的认识，同时也是比司马迁的《史记》更早、更为原始甚至也更为可靠的历史记载。因而贾山这些说法，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史记》相关纪事的本义，它还可以补充一些《史记》未予载录的内容，完善我们的认识。

　　《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宋蔡琪家塾刻本《汉书》贾山《至言》给我们提供的新认识，是秦始皇决定采用“始皇帝”、“二世皇帝”以至“万世皇帝”这样的称号，除了《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这样做可以免除“子议父，臣议君”的“无谓”谥法之外，还考虑到按照这种“无谓”的谥法，则“父子名号有时相袭”，而若是“以一至万”地排列下去，“则世世不相复也”。所以，避免谥法用字有限所造成的“父子名号”重复，也是致使秦始皇做出此等安排的一项重要原因（当然我们也很容易想象，像他那样残害天下苍生，按照谥法的规矩来给他确定谥号，肯定不会有什么好名称，这一点他自己当然不会不明白）。

　　《至言》这篇文章所提供的比这更加重要的价值，就是它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始皇帝”、“二世皇帝”以至“万世皇帝”这些称号，虽然在秦朝刚一有“皇帝”的时候就都由它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定好了，但实际上是一种相当于谥号的名号，只有在当朝的皇帝死去之后，才能被“激活”启用，即“死而号曰始皇帝”。这样看来，中学课本以至大学教材里“嬴政自称始皇帝”的说法，实在是很不靠谱儿。

　　当然史家着笔以及后世人着书立说，却可以用“史终言之”的笔法，叙述说“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史记·秦始皇本纪》），从这娃一生下来就以“始皇”相称。多少读过一点儿史书的人，大家都明白，这是这个行道上的规矩，明白实际上该是怎么一回事儿。

　　不过在引述当时人原话的时候，妥当的处理形式，还是应该一如彼时所说，不宜“终而言之”的。在这方面，《史记》就颇有一些失宜之处。如《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三十五年侯生同卢生相与为谋，开口就说“始皇为人”如何如何；还有秦始皇三十六年时从天上掉下来一块陨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云云，这些用法，恐怕都像我在《一件事，两只笔》中所述李斯称道“先王之时”的说法一样，是司马迁因仍于原始材料的写法而没有能够做出合理的处理，并不能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还可以通过“皇帝”或是“始皇帝”这些名号的用法，来判断一些铭文的真伪。

　　在清人严可均辑录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收录有一篇号称是李斯所书的白璧铭文，据云是当年秦始皇埋藏于句曲山中，其辞曰“始皇圣德，平章江山，巡狩苍川，勒铭素璧”（《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秦文》卷一。案严氏所据为《至正金陵新志》，陶弘景《真诰》卷一一载录这篇铭文，“江山”二字书作“山河”）。晚清汉学巨擘俞樾，对此亦信以为真，甚至感叹云“惜无人掘而出之”（俞樾《茶香室丛钞》之《三钞》卷一六“句曲山秦篆”条）。然而按照前文所得出的结论，当时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出现“始皇”这一写法的，因而它必定出于后人胡编乱造，就是使劲儿往地底下掘，把它掘了出来，也是后人赝造的假货，看看笑笑是了，当不得真。

　　写完上述内容，翻检日本学者栗原朋信先生的《秦汉史の研究》，看到其中列有一章，专门考述了“始皇帝”这一称号的性质，始知他早已做出了正确的结论，后来日本学术界的主流，也都采纳了这一看法（如西嶋定生先生着《秦汉帝国》），因而我的论述，实质上只是重申了一遍栗原朋信先生早已讲述过的观点，并不具备学术上的发明。

　　不过栗原先生的书出版于1960年，如上所述，鎌田重雄先生在这两年之后出版的《秦の始皇帝》，就没有完全遵循栗原先生的见解。另一方面，在欧美学术界，1986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中国秦汉史》，尽管在其篇末开列的参考书目理明确列有栗原朋信先生的《秦汉史の研究》，可是在写到这一问题时，其表述形式为：“他（德勇案：指秦始皇）取消了史书中以继承者赠予的谥号称已死的统治者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是，这个君主宣称，他本人作为始皇帝进行统治，其后裔则作为‘皇帝二世’、‘三世’继续统治，以至千秋万代。”（以上引文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杨品泉汉译本）“他本人作为始皇帝进行统治”这样的说法，讲的显然是活人而不是死者，这就说明西方学术界并没有正确地吸纳栗原朋信先生的观点。考虑到这些情况，特别是中国史学界的蒙昧状况，还有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在这里重申或者说强调指明“始皇帝”这一称号的性质，我想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