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藩镇割据：学者共话中晚唐史的风景

　　原标题：不止藩镇割据：学者共话中晚唐史的风景

　　近年来，随着研究视角转换及新资料的利用，中晚唐史研究获得巨大推进，以往较为暧昧甚至被误解的中晚唐历史面貌越来越清晰地呈现于世人面前。基于此，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于2019年3月31日举办了史学沙龙第86期“中晚唐史研究的新境”学术座谈会，邀请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湖南大学、中央党校、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学者坐而论道，共同研讨中晚唐社会历史的“风景”。

　　首都师大历史学院院长刘屹教授在致辞中对与会学者表示欢迎，他回顾了首师大历史学院近几年取得的成就，希望以史学沙龙为基础，让学科建设更上一层楼，进一步推动首师大历史学院的建设与发展。

　　首师大历史学院游自勇全程主持了本次座谈会。会议分“唐廷与藩镇的角力与共生”、“政务信息的流转与分配”、“斯文的兴起”、“区域社会的变迁”四个主题。第一场专题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仇鹿鸣引言，他刚刚出版的新作《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仇鹿鸣认为，近二十年来的藩镇研究，学界更热衷于个案讨论，对中晚唐藩镇整体面向的认知推进不大。那么，藩镇作为中唐以来地方行政体系当中一个结构性的存在，在当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有没有前后期变化？仇鹿鸣希望转变研究思路，对藩镇从“静态结构”的描述转向由具体的“政治行为”入手，探寻藩镇与唐廷之间潜藏的默契，尝试从分散的史实中发现所谓的结构和变迁。针对中晚唐作为唐衰落期的传统认识，他认为，晚唐时期唐人的危机感下降，这是不同于中唐的比较明显的特点。他还提出了“宋人藩镇观”、藩镇分“政治性反叛”和“经济性骚乱”两种类型等观点，同时认为“皇权”可进一步分解为权力、权威两个不同的面相，强调重新思考“政治权威”的重要性。

　　随后的讨论中，厦门大学历史系王炳文受仇鹿鸣提出的唐藩镇两个类型的启发，提出可以把河朔作为具有封闭性的区域进行分析，归纳了其“政治性反叛”的缘由，认为既有内部的塑造，又有来自朝廷的歧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达志认为，目前藩镇研究重新升温，但这股研究热潮下，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包括为何出现有关唐史分期的多种差异性表述、“藩镇林立”概念的考量、不同视角下藩镇问题的割裂性、藩镇割据的语境问题等等。游自勇认为，在谈宋人的藩镇观时，应该注意到，藩镇之所以在古代会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它与中央有离心力，这是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所不能容忍的，在宋代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种离心力的叙述有可能存在被特意放大化的倾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闫建飞认为，仇鹿鸣在前人基础上提出的“默契”说，是对以往研究的推进，沿此思路，可以对河朔藩镇以外其他藩镇、河朔内部藩镇的默契进行一些新的思考，而宋代藩镇观的影响，是必然存在的，和宋代历史走向密切相关。

　　首师大历史学院的张祎认为，藩镇割据涉及割据和集权、文治和军管两个层面的问题，唐朝衰落未必是宋人的一种建构，从长时段看，是总体发展的趋势，藩镇可能是结束唐代动乱的新兴力量。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夏炎肯定了张国刚等学者的学术贡献，关于宋人藩镇观，他同意张祎的观点，进一步指出宋人藩镇观主要是欧阳修的看法。他认为藩镇问题是唐代发展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趋势，而唐史中后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是研究历史动力，但由于中古时期的史料太少，抽象理论可能离实证追求越来越远。他肯定了仇鹿鸣相关研究的价值，认为从政治行为探讨藩镇问题，是政治史很好的走向。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叶炜指出，仇鹿鸣从具体行为出发讨论问题，对唐后期基本面貌和传统认识进行了有益的反思，对其描绘的唐后期面貌，深有同感。

　　第二场专题由叶炜引言。他指出，信息研究是北大邓小南老师倡导的课题，近几年，围绕这个课题，会议、工作坊等在北大举办多次，为大家所关注。刘后滨、吴丽娱老师的文章对现有成果已做了很好的评述与总结，目前的信息研究主要依托政务文书进行，毫无疑问，文书是信息研究的重要方面，但也必须认识到文书只是信息的形式之一，需要赋予文书研究新的意义并努力开拓新问题。叶炜提到自己近年关注信息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核心是如何从信息角度出发思考问题，以便更好地发挥信息视角的独特价值。他同时认为皇帝对重要政务信息的掌控、进而对议题的掌控以及与掌控信息相关的皇帝搁置权等问题，都值得注意。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史睿指出，叶炜关于唐人文集的研究，和他自己目前正在进行的唐代写本书籍史研究，有不少交叉领域。文书流转之外，如何实现人的特殊需求、利益，或权力在当中如何作用，都值得关注，是活的制度史的重要面向。此外，除政治史范畴，其他相关社会流动信息及社会影响、不同地域间的共性、帝国的公约束信息研究，以后需要特别关注。中央党校的赵璐璐从地方政务角度讨论了文书及相关的信息，指出文书一方面是研究信息的切入口，一方面可能会带来认识误区，处理文书要保持两重心态。夏炎肯定了赵璐璐关于县级政务与文书研究的学术价值，但他认为地方文书研究能否推广到全国，是区域性问题或整体性问题，在下结论时如何把握“度”是很重要的。他进而指出，地方官阶层和碑刻材料值得重视，这些都可以用来佐证文书的适用性范围。

　　浙江大学历史系的冯培红认为信息研究涉及传播学问题，地方官员具体权力的分配边界较为模糊，如何从制度或政治行为上进行考察，需要继续努力。张达志进一步强调唐代的搁置权是非常重要的话题，另外处理文书时，学界有引用上奏而非决断的现象，值得注意。闫建飞提示有关州县的信息处理方面，南宋是值得挖掘的领域。游自勇认为安史之乱后，唐朝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重建的制度在后期发挥作用，任何一个王朝即便在末路时候，制度应该还在发挥巨大作用。制度本身不能太僵硬理解，可以是整套行之有效的东西，也可以是政治符号、资源。张祎则认为朝代能够长期维持跟政治合法性也有关系，安史之乱没建立起取代唐的合法性。叶炜在回应众人的疑问时强调唐后期皇权能力比较强，干预权突出，使政权得以延续。夏炎进一步阐发，认为叶炜主要讨论制度的参与者问题，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探讨参与者的能动性，是制度史很重要的角度。不同于叶炜从皇权角度出发，夏炎关注地方官如何参与制度，但总体来说，都是以人为核心的推动制度，另一方面，时间、空间对信息决策的影响很重要。

　　第三场专题分别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陆扬和史睿引言。陆扬从清流角度，对“文”整体的兴起、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文”的话题作了强调。他指出采用清流文化的概念，希望通过对中晚唐整体的观察，特别是中国史研究层面，提供历史方法论方面的思考。研究中晚唐史，不能只看作是唐前期情形的变体，应有不同思路，对唐中晚期做不同的历史想象，找参照体也很重要，同样的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反复讨论。他希望能从整体上考察中晚唐史，而这很难脱离一个核心，即唐廷散发的力量前期后期手段不太一样，是基于全然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针对完全不一样的现实问题提供新的答案，而不仅仅是后期对前期的简单改变。中晚唐虽然只有一百多年，但期间经过多次重大转折，在当时人的认知中，未必都能立刻捕捉这种变化。

　　史睿从书画鉴藏角度考察唐代历史叙事，指出书画鉴藏领域，唐代仍属于“文”，是社会精英阶层的标志，必要的文化资源，成为“雅”大概是五代北宋后。他首先提到唐代盛衰与民间收藏的连环性，继而主要从“皇权传递、贵主外戚与中宗的倾库相授”、“书画鉴藏与文化身份认同关系”、“北衙南司合作与政争”、“科举请托”、“书画珍藏在藩镇的流转”、“佛道兴废和书画鉴藏”、“长安诸坊”七个方面展开讨论，提到唐代书画收藏不仅是财宝，更是文化资源，文化身份区隔的标志，但是书画作为社会流动的财富，又无法避免成为不同文化身份者之间发生关联的重要维系，给人研究视野的启发。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祝帅认为，书法史研究既是书法的分支也是历史学的分支，但和艺术史互动多，和历史学界互动相对失语，书法界、历史学界关注材料的角度、工作语言方面，都造成了客观缺乏交流的情况。仇鹿鸣认为“文”的概念很难量度，陆扬的切入点值得夸赞，关于陆扬提到的中晚唐新的面貌，希望得到其更具体的阐述。他还提出，清流文化包括“文”，对于自我家族的复制，不完全来自官僚，很少用家族关系强调先天优势的现象。陆扬回应，他采用“清流”的说法，是因为这比发明一个新词更有效，更能捕捉当时人认知中的政治文化精英的特点，凸显出一个内涵日渐清晰但外延却在变化中的群体。之所以出现清流家族，涉及唐帝国本身的几个特点，比如高度个人化的皇权，中古逐渐形成的对文的力量的特殊想象等等，但中晚唐特殊的政治情势也是必要条件，否则不会有这样的现象。至于这些崛起的家族究竟是因为掌握了“文”的资源还是因为其家族本身的社会地位，其实并不难判断，清流家族的兴起有几种类型，特征相对明显。至于这些成功家族如何在墓志等书写中渲染这种成功背后的士族门阀的背景，那是另一回事。我们在注意中晚唐门阀士族的子弟成功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其内部大量的失败者，这种内部的竞争对中晚唐来说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场专题由冯培红引言。他从“区域与藩镇的交错”、“区域间的联动与交流”、“区域与整体的关系”、“区域中心的空间变迁”、“民族区域”、“区域社会的内部结构”、“区域研究的史料问题”、“区域研究与唐宋变革”八方面展开讨论。整体上，他认为区域研究一定要立足于其本身特点，同时尽可能反映全国或更广地域的一面。他提到藩镇或跨藩镇这样的区域，应该是中晚唐比较好的研究选择；区域研究需关注材料问题；唐宋变革论放到各个区域去验证，会有新的理解等重要观点。

　　游自勇认为，对于中古史而言，区域研究非常困难，不同于西北地区研究有敦煌吐鲁番材料支撑，中原地区研究由于材料所限，比较困难。冯培红从八个问题出发，从区域角度作了很宏观的概括性阐述，这在中古史领域内是很少见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徐畅发表了三点意见。一是关于区域的划分，建议最好贴近唐人当时的历史语境；二是敦煌吐鲁番学领域要有地域立场，地域觉醒，用相关材料从本地发现历史；三是唐代地域史的一个发展方向是从都市史转变到地域史。夏炎指出冯培红从结构方面提供了今后写作的框架，唐史做区域史，材料是短板，需要借鉴其他研究方法。区域社会史是进一步推进唐史研究的重要动力，今后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材料上可以大量使用碑刻造像、宋元方志，方法上借鉴历史人类学。游自勇进一步强调区域社会的讨论是中晚唐史包括五代宋史必须重视的话题，区域社会史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是比较成熟的研究理路了，这种研究理念、方法如何运用到中古时段仍然值得思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张天虹认为，目前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核心是找材料，不过不少地方在深入挖掘刊印碑刻等材料，区域社会史研究初步具备了一些条件。冯培红回应说，很多东西的确以前也曾经存在，并强调研究社会史要根据实际状况对待，不可依据想象。

　　座谈会最后，游自勇作了总结，他认为，中古史发展到今天，逐步接受了新理论、新方法，但也有瓶颈问题，材料碎片化，缺少整体性思考，今后需要与历史人类学对话，互相促进。同时，敦煌吐鲁番区域社会史研究，应该作更多的综合性讨论。总体上，对于中晚唐史新境的探论，学者们从四个角度加以交流，应该说实证主义很重要，玄谈空谈也很必要，做这样的交流更能激发思考及今后研究的闪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