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实干家的几道奏折

　　原标题：曾国藩：实干家的几道奏折

　　曾国藩，"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他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本文讲述自道光年末起，曾国藩的一系列政治倡导。

　　曾国藩眼里那个“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的世界能否改变呢？

　　答案显而易见。但作为朝中大臣，曾国藩试图以传统的方式来改变它。

　　他的努力应该从道光末年算起。

　　重视培养人才

　　具体说来，根据清朝体制，曾国藩真正参与朝政，是在道光三十年开始的。从保存下来的资料来看，曾国藩在这一年里总共上了四道奏折，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上文提到过的《应诏陈言疏》。

　　曾国藩在坐了十年冷板凳之后，初次具有直接向皇帝上奏折的权利，自然格外重视。这道奏折写于三月初二，虽然这一年的年号是道光三十年，实际上，道光皇帝旻宁早在这一年的正月十四就在北京西郊的圆明园驾崩，享年六十七岁。道光去世后，皇四子奕詝继皇帝位，年号咸丰。奕詝继位时刚好20岁。有道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位新皇帝甫一上任，即降旨命文武百官上书陈言，以昭示新皇帝想要有所作为。

　　比新皇帝年长一倍的曾国藩，时身兼礼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两职。在这道奏疏里，曾国藩并没有谈及自己主管的工作，而是以三千字的篇幅专谈人事问题。从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来看，曾国藩堪称政治家；从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来看，曾国藩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干家。

　　人才问题自古以来是众多政治家们首重的大事。周文王为了兴周灭商，破例收纳了年近七十的姜尚；汉刘邦为灭暴秦，破常规重用无资历的韩信为大将；三国时刘备欲鼎足而立，三顾茅庐访诸葛；唐太宗图兴大唐任用魏征为相……都是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不少枭雄豪杰不惜心力搜罗人才，收买人才，后世统治者兴科举亦无不是着意于人才。然而，自古以来，能把人才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进行系统论述的不多。历史上对人才的重视也基本上停留在“伯乐相马”的阶段，真正把造就人才摆在国家大事面前，曾国藩算是第一人。

　　着名的“伯乐相马”说的是识人之术。许多礼贤下士的做法无不是出于个人利益，或是为实现图霸天下之志，或是为谋个人地位权势而网罗死党。曾国藩首次把造就人才摆在国家的高度，提出造就人才的三大途径，正是他谋划改变当下那个“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的世界的尝试。

　　认识到人才问题是改变现状的核心问题，这是曾国藩眼界高于前人与同时代人的显着特征。他的预见力至今仍然振聋发聩：“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这既是一句不祥的预言，又把人才问题摆上了国家的高度。这一严峻的现实与事后的应验，足见这个副部级干部的惊人洞察力。那么，如何造就人才？曾国藩向新皇帝提出“转移、培养、考察”三种方法。

　　所谓转移，其实就是影响，亦即通过领导的表率作用来影响其他人。用现代的观点来看，人才的造就与环境有着重要的关系，特别是世风对人才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所谓培养，具体说来又有四条举措。一是教诲，即对下属的行为做出适时的评价，或褒或贬，或奖或罚；二是甄别，即区别良善，去小人而存君子；三是保举，即对优秀人才予以恰当地使用；四是超擢，即为打破常规，破格使用人才。

　　所谓考察，就是识人。怎么识人呢？曾国藩在这一奏折里提出“询事”（问事）与“考言”（言论）二者并重的思想。曾国藩特别重视人才的言论，一个人有没有才，可以从他对某事的看法上得以认识。一般的事是难以识别人才的，“小者循例，大者请旨”，小事有例可循，大事则只能由皇帝定夺，人才难以脱颖而出，而言为心声，考察一个人对事物的看法，既可观其识见、思想，又可见其条理。而一个人的言论既可从他的话语里得知，有的人可能不善言语，可能惧于天威，不敢言语，则可以看他的书面功夫。因此，“少大言而多条理”，也就成了曾国藩甄别人才的一大方法，同时观其奏折，亦可见其言论思想（“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厌之心”），故曾国藩自己就特别重视奏折的写作，他写的奏折有“晚清天下第一奏折”的美誉。

　　无论是论情还是论理，这道奏折肯定打动了青年皇帝，他在上面批了一段很长的朱批，称道“剀切明辩，切中情事，深堪嘉纳”，他还希望借此能使大小臣工“激发天良”。

　　直陈皇帝的三大流弊

　　受此鼓舞，曾国藩不久又连上几道奏折，其中最为震撼的还算《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这道奏折仍然继续了前一道奏折关于人才培养的问题。其时，广西已经爆发了洪秀全事件。曾国藩提出：“其大者在位置人才，其次在审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军需。”这是他首次对洪秀全案发表看法，并提出了对付洪案的谋划。在奏折中，他替新皇帝安排人选问题——姚莹是一个年近七十的人，因其曾立勋名，此人宜加以威望，参赞幕府；严正基位卑不宜办理粮台。对派出的将领，曾国藩提出应分兵三路，各有专责——中路专门对付武昌敌军，西路专力南宁、太平四府，东路专办七府一州，钦差大臣应驻横州，这样可以策应三路，粮台应设在梧州，银钱先屯桂林、肇庆。这一布局，其实已经可以看出后来曾国藩的军事战略思想。关于位置人才，曾国藩指出：“知之而不用，与不知同；用之而不尽，与不用同。”作为一个京官，曾国藩却能识天下地理，亦见其不凡。

　　但这并非这道奏折的主旨。紧接着曾国藩话锋一转，即照应本题，直陈新皇帝的三大流弊。

　　这三大流弊是“琐碎气”、“文饰气”、“骄矜气”。“琐碎气”实际上道出了皇帝无长远规划，没有从国家大计出发，而是沉湎于细枝末节上，与皇帝应把心思用于对大局的深谋远虑上不相适应，进而把广西洪秀全案处理不当的责任归咎于这位年轻皇帝。所谓“文饰气”，实际上是指责皇帝浮而不实，尚虚文，年纪轻轻的就想出诗文集，比他的祖上乾隆更甚。所谓“骄矜气”，意指新皇帝喜好媚软圆滑之人，而对那些劲节刚硬的大臣疏而远之，导致广西事变久拖不决，军情紧急，皇帝一手操其权，而使满朝文武不敢分其劳，这些都是皇帝骄矜之过。

　　事实上，曾国藩道出的这三大“流弊”无一不切中要害。古往今来，敢如此大胆放肆，直陈皇帝这么多过错的人不多，而且实为大不敬，怎么可能不令皇帝恼羞成怒。于是，年轻皇帝写了一大段话来为自己辩解：

　　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补裨者，无不立见施行；即敷陈理道有益身心者，均着置左右，用备省览；其或窒碍难行，亦有驳斥者，亦有明白宣谕者，欲求献纳之实，非徒沽纳谏之名，岂遂以"毋庸议"三字置之不论也！伊所奏，除广西地利兵机已查办外，余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拘执太甚。念其意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至所论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谀恶直等语，颇为切要。自维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时存检身不及之念，若因一二过当之言不加节取，采纳不广，是即骄矜之萌。朕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坐言起行，庶国家可收实效也。

　　看得出，年轻皇帝对曾国藩的这道奏折是咬了牙的既恨又羞，以至于不得不想尽办法为自己开脱，绝不承认“骄矜”这一指控。实际上，承认最后一条比承认前两条有难度得多。历代帝王都不会甘心承认自己有骄矜之气的，充其量说自己过于自信罢了。承认琐碎，可以表现一代帝王事必躬亲的勤勉之态，尚文饰可以说明一代帝王重礼仪有好美尚古之心，无可非议。而承认自己骄矜岂不大大地挫伤帝王的自尊心吗？其实，青年皇帝也并非不知，承认骄矜无非只是个人的习性罢了，而要承认自己没有国家大局眼光，做事不踏实，则实实要让人考虑他是否胜任皇帝这一角色了。恰恰在曾国藩看来，这二者正是时局之大者。要改变这个黑白不分、无关痛痒的局面，首先就得从皇帝着手。

　　然而，曾国藩试图通过上书直谏的传统方式一举扭转风气的做法彻底失败了。年轻的咸丰帝读完此折大为震怒，一定要查办曾国藩。幸有大学士祁隽藻、左都御史季芝昌两人上疏求情，才打消了皇帝的念头。

　　陈民间疾苦

　　不过，曾国藩并没有死心。时隔几个月，他又上疏《备陈民间疾苦疏》。

　　大概是汲取了前一道奏折的教训，这一次曾国藩隐去了直接针对皇帝的言辞，而一意着眼于民间和官僚作风。但他的主旨并未改变，一开始仍然针对民心世风：

　　臣窃闻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特外间守令，或玩视民瘼，致圣主之德意不能达于民，而民间之疾苦不能诉于上。

　　接着他陈述了“民间三大疾苦”——银价太贵，盗贼太众，冤狱太多。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赋税沉重，百姓不堪重负，必然影响到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使得一些人铤而走险，盗贼丛生，反过来既影响到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又意味着官府无力处置，冤狱无法得伸。而曾国藩所说的银价太贵，恰恰是国内白银外流之后国库空虚的直接反映。可想而知，这些问题，岂是曾国藩一道奏折能解决的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曾国藩的这些奏疏并没有起到任何实际作用。他乐此不疲的目的，恐怕也并非不知道其中因由，而是有着更深的用意。用他的老友刘蓉写给他的一句诗来说就是：“曾公当世一凤凰，五疏直上唱朝阳。”也就是说，这些奏折、这些举措的实际意义在于为曾国藩赢得了海内人望。中国自古以来对于直言纳谏的官员就报以民间的尊重和钦仰，所以曾氏的奏折很快就能被广为传抄，受到了士林的重视。储才养望，这可能是曾国藩的真正用意。或者更深究一下，这正是曾国藩为扭转世风所做的一种努力，而且是一种舆论上的努力。从曾国藩的性格来讲，他这样做，又是偶尔露峥嵘的表现。自此以后，他再也不谈这些宏观上的意见。朝廷又回归万马齐喑的是非不分、无关痛痒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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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

　　作者：刘绪义

　　出版：九州出版社

　　作者于《曾国藩全集》中撷取第一手可信材料，通过思辨及梳理，将读者带回十九世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围绕“权力”与“修养”这两个重大问题，揭示了曾国藩成功的真正秘诀，还原了曾国藩领导艺术的魅力。穿透历史与现实的迷雾，从为师为将为相到治国治家治身，系统阐述了曾国藩一生的意义在培养人才与陶铸世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