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泽逊 李振聚 ：读尾崎康先生《正史宋元版之研究》

　　原标题：杜泽逊 李振聚 ：读尾崎康先生《正史宋元版之研究》

　　中国传统版本学研究的核心，一在于正经，一在于正史。正经、正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典籍。对这些基础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是学术创新的基础。围绕正经、正史的版本进行的研究，自然是重中之重。

　　二十世纪正史的整理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张菊生先生主持的商务印书馆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使旧日秘藏之宋元旧本化身千百，普通人也能够读到，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进步。后来点校本《二十四史》多有以百衲本为底本的。这次整理也间接推动了正史版本研究的发展。《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所言，《校史随笔》所载，乃至《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所胪列，沿流讨源，沾溉后人。第二次是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的点校，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顾颉刚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教时，即提出详细规划，并开始推动实施。但因时局和条件限制，不能实现。真正实施开来，已经是1949年建国以后了，直到七十年代末方完成这一工作。今天读者所参用者，最常见的就是这套点校本。这两次整理各具特色，目的都是为了整理出一个好的读本。两个整理本是二十世纪古籍整理的两个标杆，但都不是最好的榜样。商务印书馆辑印百衲本不无改字，中华书局点校本不以一本为主而各从其是，所改之字，所从之本，今日看来颇有值得商榷之处。

　　张菊生先生《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手稿百数十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当年亲历校史的王绍曾先生主持整理出版，可以看出当日校史之苦心。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当时格于形势，提倡校勘记的简约，反对繁琐化，致使大量的校记未能反映在当时的整理成果中。原始校勘记保存至今者，有王仲荦先生《宋书校勘记长编》，出校有9100余条之多，而点校本《宋书》出校仅2600余条。《宋书校勘记长编》对《宋书》脱文进行了大规模的校补，但王先生版本意识不够浓，往往只说“一本作某”，未能一一明示所据之本。今覆校诸本，甚至有时没有任何一个版本与之相合，惜不能起王先生于九泉以问究竟了。近年中华书局新出修订点校本《宋书》，对这个“一本”问题，并未指出如何承用王仲荦先生的校勘成果。《二十四史》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仍在路上，整理本只能算一个读本，并非一个定本。点校本屡次重印，每次重印都有或多或少的挖改。山东大学已逝教师朱正义先生所批中华书局第一版的前四史，指摘错讹甚多，复核2010年左右印本，多已剜改。点校本《二十四史》出版后，盛行于世，读正史者甚至校古书者率以此为圭臬，不知点校本之外还有其他旧本，其中不能尽如人意处无法否定。

　　日本着名学者尾崎康先生的《正史宋元版之研究》，2018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乔秀岩、王铿编译增订本，可以说是近年正史版本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今天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作正在进行中，《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一书，为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尾崎康先生1991年应邀在北京大学讲版本学，讲义由陈捷女士译成《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199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个薄薄的小册子，可是胜义纷披，多有发明。其中对《汉书》《后汉书》黄善夫刻本都存在刘元起修板重新刷印本，而不是像以往所认识的黄善夫、刘元起各刊刻有《汉书》《后汉书》，就是一个重要发现。

　　这部《正史宋元版之研究》是1989年汲古书院出版的《正史宋元版の研究》的增订汉译本，涵盖了《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版本研究的任务大概分三个方面：一是版本断代，二是版本源流，三是版本的得失。

　　在正史版本的断代和源流的梳理上，尾崎康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建立在方法的进步上的。尾崎康抛弃了以往单一研究某一史、某一本的方式，而是系统性地来看正史的版本，发现了正史版刻许多共性的特征和前后嬗变的特有标志。尾崎康综合运用刻工、避讳、版刻字体、前人着录等要素对所经眼宋元版正史典籍进行研究。

　　宋板书有具体刊刻年代者甚少，往往需要综合各种因素来确定其刊刻之时段，考避讳即是其中必要的手段之一。当朝皇帝名讳是否回避，这一问题存在争论。日本岛田翰论绍兴覆刻本《毛诗正义》引《礼记》云：所谓卒哭乃讳，生不讳也。尾崎康先引用诸家论述，又举史书避讳情况云：“避讳缺笔，首先要考虑官刻本与坊刻本之差异，官刻本较严谨，坊刻本较疏忽。分时代论之，南宋初期盖因多出覆刻北宋版，缺笔往往至仁宗名讳止，更往后，则高宗讳‘构’字或作‘今上’，或作‘今上御名’者，往往而在。是知今上避讳乃是通例。依此类推，北宋盖亦然，虽北宋刊本稀少，不得以实例论证。”实际上，岛田翰所见绍兴间覆刻北宋本《毛诗正义》，于绍兴时皇帝御名及嫌名亦加规避，如构、构、觏皆讳，盖岛田翰偶失检也。尾崎康又云：“避讳止供旁证而已。”官刻避讳谨严，坊刻之本则较为随意而不能周遍，避讳对于版刻之断代，只能作为一个参照，而不应作为主要依据，“止供旁证”自是作者甘苦之言。

　　尾崎康又利用东禅寺《万寿大藏》、开元寺《毗卢大藏》及思溪《圆觉大藏》及其刻工，为确定宋版史书的刊刻时代提供证据。尾崎康云：“刊记无疑是确定刊刻时代之直接证据。然宋元版不具刊记者居多，或有刊记而非彼时所刻。既无刊记可据，则推论刊行时代，当以分析刻工为最妥。……就北宋末南宋初期而言，《东禅》、《开元》、《思溪》三部大藏经，因大都可确定刊年，而且有大量刻工名，参考价值最大。”特别是利用日本所藏《毗卢藏》、《思溪藏》，利用刻工论旧称北宋景佑刊三史及咸平本《吴书》刊刻时间和地点，较前人多有发明。

　　用《毗卢藏》刻工论三史刻书时间，首见《中国版刻图录》。《中国版刻图录》云何时何地刻板，尚待后证。日本阿部隆一《中国访书志》则推断为刻于杭州。尾崎康又重检日本所藏《毗卢藏》、《思溪藏》刻工，确定《史记》《汉书》刻于两宋之交，《后汉书》《吴书》当刻于绍兴十年左右。尾崎康补充证据谓刻于福州或杭州为妥当。他在前人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旧称景佑本《后汉书》，与行格截然不同之旧称咸平刊《吴书》之间，居然有十七名刻工名相一致，而且景佑本三史并咸平本《吴书》之刻工又互见于北宋末南宋初开雕之福州开元寺《毗卢大藏》。据此可证此四史之刊刻时间，不在景佑或咸平，而在其后百余年两宋之交。” 这是尾崎康在前人基础上，利用新材料得出的自己的新结论。

　　尾崎康综合考虑出版倾向、版刻特点、文本内容等因素，将南宋时期福建刻本分作前期、中期、后期，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

　　论南宋初期福建刻本，尾崎康认为“此期建安坊刻本亦较中后期优良，校勘雕刻均较细致，所谓‘瘦金体’字体颇具特色”。又以《史记》为例云：“日本所藏《史记》与《后汉书》，亦属同类。《史记》为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所藏一百三十卷十四册，具有绍兴庚申‘邵武东乡朱中奉宅’刊记。此正南宋初期建刊本，卷一首三叶字体正如《版刻图录》所收录诸本，而其下渐显‘直重’倾向，或因此本于现存南宋初期建刊本中时间最早，故有差异亦未可知。然通观全书，卷次愈后，字体愈潦草，后半部刻字甚为粗糙，若仅见后半部字体，难以认定其为绍兴一〇年刊本。建本往往有此例，如书陵部藏绍兴一七年刊《初学记》，情形正同，前后字体迥异。”

　　论建本前期向中期转型之风格，尾崎康云“至中期，建本字体变粗大刚硬，绝不似瘦金，但与前期字体仍有共同特点”。又以乾道蔡梦弼本《史记》为例：“（宋乾道建安蔡梦弼本《史记》）《版刻图录》所载书影，大致与原件同大。据观字体，较上述南宋前期建刊《史记集解》稍劣，可谓南宋前期建刊本之典型风格渐失，始见趋向中期建刊本特点之萌芽。影印陶氏百衲本则字体印象不同，乍见不似南宋前期建刊本，颇疑影印失真。不知为影印时缩小所致，抑或因清末影印技术不善之故。”

　　在尾崎康之前，对建本字体总结者，如《书林清话》云：有一种横轻直重者，谓之宋字。《中国版刻图录》云南宋初期建安刊本字体近瘦金体，独具风格。尾崎康对前人成果并未盲目因袭，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得出自己的结论：“南宋建本，此类字体不仅横轻，且整体轻盈，微显右上势，谓遒劲有力似不相称，谓娟秀则颇觉恰当。”“建安离京师稍远，刻本有独特字体，且正史较多。”其中论及字体、刀法者，尤为重要。对字体之刀法的论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总结覆刻本刀法特征，二是总结建本不同时期的刀法特征，并尝试为建本的版刻时期断代。

　　关于宋刻本刀法的问题，清代中期版本学发展，以黄丕烈为代表的版本学家即对宋板刀法多有留意。民国时张元济校史已经多申其说（见《校史随笔》），又谓“审别宋版，只看刀法”（此说见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傅增湘、赵万里亦多加论述。尾崎康在张元济、赵万里等人的基础上，察其细微，使旧时“观风望气”能有所依凭。他对宋板风貌的总结，特别是刀法的讨论加入了自己的体会，因而有了较大的进步。

　　尾崎康鉴别版本亦注意到版刻刀法问题，如比较《史记》日本杏雨书屋藏北宋刊本与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南宋初覆北宋刻本，即论及刀法问题：“比较两者刀法，此本丰润而甲—B本（南宋初覆北宋刊本）尖锐，又如荆字之‘刂’，此本与甲—B本宽度明显不同。”当然后世影宋刻，刻意仿刻，反致仿宋刻精美程度多高于宋本，此为制造文物之举非传刻行销之事，故不胪列。尾崎康又举南宋初期覆刻本，如所谓景佑刊《汉书》、绍兴九年绍兴府刊《毛诗正义》、绍兴九年临安府刊《汉官仪》，绍兴九年临安府刊《文粹》，绍兴府刊《外台秘要方》等，总结北宋本与南宋覆刻本之差异，云“北宋板字体圆润秀丽，南宋版将其影写，上版重雕，线条具直线化倾向，稍有右上势，给人方峭犀锐，粗线条之感。南宋覆刊本字体自有其魅力，然与北宋原刊本之间存在明显差别。此乃覆刊版刀法自然之理”。

　　古籍鉴定“观风望气”，实际有一定的科学依据。这种依据在哪里呢？“风”和“气”的依凭在字画上，字画的表达全在刀法的运用上。刀法的问题，在于下刀的次数不一，运刀的力度大小悬殊，最后展示出来的效果自然有别。这种分别，就是所谓的刀法。清代所盛行的影宋刻，无不精美，乃是临写上板，不惜工本开雕，刻工自然而然从容下刀，纤毫必现，故覆宋本多胜于原刻。宋世覆宋板，自然不会再经临写上板，大概直接将原书拆散上板，取其苟省，故笔画之间下刀次数减削，对笔意展示亦多有不同，再经刷印，则字体板滞，刀法自然不同。此实与版刻鉴别息息相关。尾崎康在前人的基础上更深入细致地讨论利用刀法，为鉴定提供依据，是符合版刻实际的。

　　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分绪论编、综论编和解题编。其 “解题编”是一部较为详实且成功的书志实践成果，对中国古籍善本书志的编纂具有示范意义。清代以来藏书志的撰写，近来崔建英编撰版本志的提法和《明别集版本志》的撰写，以及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的撰写，都在探索藏书志的撰写体式。古籍着录，怎样写好书志，到底什么要素为必须要素，值得我们进一步地探索，要求繁不失之于琐碎，丰赡而有条理，简不失之于单薄，文约而能综括。尾崎康的正史版本研究基本上对影响版本鉴别和版本源流的要素都进行了把握。如刻工的一一核对着录，行格版式的着录（这对于正史源流具提示作用），对题署的位置、正文与注文的格式等详细着录，以及对同一版本的不同印本的考察，皆巨细不遗，因而多得其真。尾崎康撰写的史部善本书志的体式有示范意义，其他部类的典籍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撰作版本志。专科版本研究和目录编纂，应该是将来的版本学、目录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无论是刀法还是格式位置，都是形式上的版本鉴定。对版本源流的最终梳理，离不开校勘，特别是各本之间的对校，这最能发现诸本之源流及优劣。在这一点上，还有较多的余地。所以，真正地对诸史各个版本进行彻底清理的话，需要汇校众本，胪举异同，如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之式，则诸本之优劣可明，文字之是非可断。在汇校基础上形成的定本，一定是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读本。尾崎康论诸史版本，设若多加校勘之功的话，则会取得更多的发现。

　　当然，正经正史的版本研究是个重点也是个难点，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已经解决了诸多难点，偶有小误，白璧微瑕。论南北监本《二十一史》较为详实，然未能校核诸本，所述诸本源流不能无误。如明嘉靖南京国子监张邦奇刊《史记》，尾崎康谓其本源出黄善夫本，实际张邦奇本源出元大德集解索隐本，又附入正义。大德本亦自有删削，非自嘉靖时始也。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已详论之，今不具列。尾崎康论万历大字本《晋书》引用聂文《晋书版本演化考》云非源出池州本。聂文云万历本《晋书》多与南、北监本相合，殊不知南、北监所刊正史多出于宋元旧板，非泛泛坊刻之本可比。与南北监相合，正说明其本源出宋本，并不能说其本源出南北监本。尾崎康误采此条入于说明之中，盖未审尔。检此万历大字本《晋书》前三卷，讳字即有朗、殷、玄、让、贞、徵、敦、敬、慎诸字。万历本《晋书》源出池州本无疑。傅增湘曾取校此本，赵万里《中国版刻图录》也认为万历大字本《晋书》源出池州本。但其底本当时或有缺佚，故偶有卷帙文字与池州本不相合。此是未细考源流、校勘文字而偶有失察。

　　论白鹭洲书院本《汉书》为元代本，实际傅增湘已先言之，非尾崎康独得之秘。白鹭洲书院本《汉书》，以往皆目为南宋嘉定刊本，如张元济、刘承干等。吴兴刘氏嘉业堂又取以覆刊行世。赵万里《中国版刻图录》已有疑问。尾崎康云：“《汉书》刊记之‘甲申’当嘉定一七年。《版刻图录》一九六〇年初版据《吉安府志》云白鹭洲书院淳佑辛丑建，疑‘甲申’当是元世祖至元二一年。并以刻工与已知南宋中期吉州地区刻工无一相合，为其旁证。然终因不得积极证据，未敢断定为元初刊本。恐因实非宋版，而说又未定，一九六一年修订本删除此条，不着录此版。笔者最近于上海图书馆得睹《再造善本》影印白鹭洲本，见其字体风格不似南宋嘉定刊本，知刊刻时间较嘉定一七年至少晚一甲子，当为元代覆刻本。刻工名较之以往采录诸刊本元代刻工尚不吻合，仍可考虑其中或有参与元代西湖书院修补南宋前期刊八行本注疏、两淮江东转运司刊《三史》等版本之役者。”尾崎康又根据刻工，综合考虑，认为白鹭洲书院本出于元刊。实际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在其之前已定为元至元二十一年白鹭洲书院刻本。

　　又正史的编刊与宋代科举之关系，鲜被研究者所重视，尾崎康亦然。正史的编刊，离不开学术发展之大势，也与历史的进程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正史的编刊与宋代科举制度的施行有绝大关系。宋代科举有三史科、子史时务科，有论有策，皆多出于正史。观《全宋文》中两宋策论设喻之处，取譬之事，多源出正史，可以一一覆按。故经史刊板与天水一朝制度之关系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五经正义》和三史之校勘定本，乃用以衡文取士。北宋端拱校定《五经正义》，南宋初两浙东路茶盐司合刻诸经注疏，皆因科举之需而定之官本。对两浙东路茶盐司刻诸经注疏合刻本到底编刊了几部，学术界尚有争论，实际上，编刊的部数，检《贡举条式》即可知。终南宋之世，《仪礼》无经注疏合刻之本，皆因科举摒除《仪礼》，不列入贡举必用之中而已。北宋创立，科举开三史之科，故《史记》与前、后《汉书》之校勘尤为重要。景德间校定三史，《史记》成校勘记五卷，前、后《汉书》成校勘记六卷。正经、正史一直是科举所备，故有官本，有坊本，传刻不绝。此科举与正史刊刻传布之绝大关系。凡此皆读者所宜关注并留意探索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