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廷·斯金纳：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与经验

　　原标题：昆廷·斯金纳：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与经验

　　昆廷·斯金纳是“剑桥学派”的奠基者之一，也是当世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史家。2017年他在北京大学访问，作了一系列演讲和座谈，后整理成《国家与自由：昆廷·斯金纳访华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本文即摘自此书。

　　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

　　提问：我想就剑桥学派的研究方法及其运用提一个问题。尽管我们许多人非常赞赏剑桥学派的方法，但把这一方法应用于我们自己对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在技术上却非常困难。我主要的研究对象是霍布斯，对我来说，阅读霍布斯的文本已经足够困难了，如果要用剑桥学派的方法来解读文本，我们首先要成为英国史专家，其次要对霍布斯的生平细节非常熟悉，另外还需要大量阅读与霍布斯同时代的次要作家的着作，这样我们才能最终确定他的语境。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任务，特别是对中国学者来说更加困难，何况很多时候我们得不到第一手的材料或档案。所以，在我们的研究中，应该如何平衡经典文本与其他材料？如何平衡细节的研究与宏大的历史理论图景？在您的研究中，您如何能精确地把政治思想家定位到相关的语境中？您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更具操作性的建议吗？

　　斯金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有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早期英国作品在线数据库），做研究也许就会简单一些。

　　这个数据库包括所有从14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在英国出版的书籍，包括各种语言，几乎所有文本都可以搜索和下载，有几百万本书。我的所有学生都一直使用这个数据库。对于大学来说想要订购这个数据库是相当贵的，但它确实改变了我们做研究的方式。图书馆也支持数据库的工作，因为图书馆不希望有太多人去接触一些珍稀的书籍，所以会乐意把这些书放到网上。如果你去欧美国家你就可以免费使用那个数据库。当然其实很好理解为什么单纯的文本研究更受欢迎，因为这样比较容易。但是我强烈认为，如果要获得历史性的理解，我们就不能只尝试着理解文本本身的意义，我们还要知道，这个文本在做什么，在当时的社会中这个文本有什么样的意图。

　　提问：研究政治观念史和别的学科并不完全一样，因为很多学科具有更强的中立性，而政治思想史研究往往难以避免带有研究者的主观立场或先见，那么我们如何从历史研究中摆脱先入的立场？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什么构成了您自己的出发点，您可以分享一下吗？

　　斯金纳：谢谢。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我们并没有很好地对待之，因为我们一直在某个学科内工作。关于研究的动机，需要非常明确的区分。我的动机当然开始于此时此地，也就是说，我的动机表达我的价值观念，并表达我认为什么是重要的。你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这个观点，即过去就是一切，它包含一切因素，这是一个难以测量的事件。我们总是整理过去，过去就是我们研究的历史，我们选择的历史是从过去中拣选出来的，我们选择世界所发生事情的一小部分作为研究对象。这是何故呢？因为它表现了我们对于过去的价值观念，如果我们不以自己的价值或是以别人的价值去研究过去，那将是非常奇怪的。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做呢？如果你对它没有任何兴趣，你不会去研究它。所以，我所做的区分在于你的价值观念决定了在研究档案时所提出的问题。你可能对战争因何爆发感兴趣，你会去搜集资料并撰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或者你对透视画的发展兴趣浓厚，所以你会写佛罗伦萨艺术的历史。历史学家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反映了他们的价值观，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但是不同之处在于，一旦确定了你所关心的问题，你的价值观念当然会影响你的选题，但你的价值观念不能也不应该影响你处理选题的方式。必须尽可能冷静地做到这一点。

　　这个区分留给我们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会这样做？为什么我们会有历史？我的意思是并非所有的社会都对他们的历史感兴趣。我们对自己社会的历史或其他人社会的历史感兴趣，这是为什么呢？我试图在我的第一次讲演中回答这一问题，这当然有很多的原因，我在这里提出一个原因，让我开始听起来像列奥·施特劳斯了（笑）。当你研究感兴趣的历史时，正如施特劳斯研究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文本，当你学习这些文本时，以下事情会浮现在你的脑海里。首先是这些信念在我们的社会中已经消失了，所以施特劳斯在美国看到政治哲学的基础工作被个人权利的概念完成了。他阅读古代的书籍，发现一种缺乏权利概念的政治，古代这些没有权利主体的讨论，反而义务更为凸显，而义务中最重要的是人们应该展现德性，首要的思考单位是公民，公民是政治社会的积极参与者和代表者。施特劳斯发现了一种思考政治更好的方式：人更能得到自我实现，那里有较少的个体性，而是与共同体更相关，有更多的价值追寻，所以我们应该复兴过去。

　　可是，古老的过去一去不返，难以重现，但我们应该重新获得那些失去的洞察力。我认为这是研究哲学史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原因。在我们的所有社会中，历史都遵循着一个特定的轨迹，那些伟大的文明则拥有自己的轨迹。我的意思是这在最古老的文明中显而易见，例如中国。当社会向特定的方向发展的时候，所有这些东西都遗失了，现代西方也是如此，施特劳斯在最个人化的现代社会中写作，他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社会，也不是管理社会的好方法。历史告诉他一个替代方案，然后他想介绍给他的学生。事实上，它具有巨大的影响，尽管它并没有完全改变美国，但是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政治讨论中的话语。我由衷地认为这是一个强大的动机，不是因为阅读了施特劳斯，而是通过我自己对自由和国家问题的研究而发现的。我正在研究这些问题，包括特别代表的概念，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根本没能理解很多政治概念。我们不了解相关的历史就无法理解历史概念，因此我们应该学习历史，进而我们才可能对自身有一个更清晰的解释，让我们更好地生存。这就是我对你的回答。

　　提问：请问您的方法如何能应用于对其他思想家的研究？目前我正在完成有关卢梭的论文，因此我们就以卢梭为例。卢梭自己完成了自传《忏悔录》，但是我们似乎很难从他对个人生活的呈现中获得太多直接的（有关他作品受到他时代的何种影响的）信息，因为他几乎（在自传中）批评和谴责了所有同时代的思想家。所以我想问一下，您的方法如何能够应用于对卢梭的研究？

　　斯金纳：据我所见，目前这种方法能够用于几乎所有文本和特定文本，无论将其用于研究柏拉图、卢梭还是当代思想家都是没有差别的。这种进入文本的方式其旨趣不仅仅包含在文本本身的意思之中，还蕴含于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个文本、文本为什么会呈现特定样态、为什么它要回应特定的问题、为什么会使用特定的语词等等问题之中，而这些也正是我所感兴趣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由特定的社会所决定的，而语词则是由与文本解释相关的思想背景决定的，所有这些合起来就是我们所称的“语境”。

　　这对卢梭来说当然也是适用的。假使我们要理解启蒙运动中的混合政体问题以及卢梭对此的反驳，这显然就与孟德斯鸠和宪政主义的观念相关，而卢梭正是以敬畏人民主权的名义对其进行了驳斥。这时候我们需要问自己的是，这种观点是从何而来的，它在法国思想传统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显然，这是法国激进传统下的人民主权论，它在卢梭这里被重新激活。

　　提问：您在第一次讲演中引用了理查德·罗蒂作为概念相对主义的例子，而且您认为他的观点比您要激进得多。但您也许注意到了罗蒂也引用了您。非常有趣的是他把您的名字与托马斯·库恩放在一起。他似乎认为，您会同意他的观点，或者至少认为您帮助他推翻了这样的信念，即存在着永恒的问题和永恒的真理。您对此如何评价？

　　斯金纳：20世纪70年代，我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待了五年，库恩就在我隔壁的办公室，所以我每天都和他交流。正是通过库恩我认识了罗蒂，我们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他比我年长得多，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他是一个虚怀若谷的人，那时他已凭借他那本《哲学与自然之镜》而成为英语世界最着名的哲学家。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但他还是非常谦虚和焦虑，甚至过度焦虑于要承认自己所受的学术影响。但是他所承认的从我这里得到的学术影响其实是无意义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是想把我拉入反实证主义（anti-positivism）的运动，这是他感兴趣的事情。但是我完全同意他“反基础主义”（anti-foundationalism）的观点。当然这在罗蒂的书中是系统的形而上学，最后呈现为意义的实践理论。这是他的思想轨迹。

　　但是我早年曾经在意义理解的问题上受到库恩的影响，我在文章中讨论了很多与库恩有关的问题。我从这些人身上学到的是，对真理一致性理论的怀疑，而这种怀疑会促使我创建自己的认识论。我不知道这点对库恩来说是不是对的，但对于罗蒂来说肯定是对的，就是他们都赞同维特根斯坦及其关于生活形式的观点。对于某种生活形式中的某些信念，你（作为外人）可能并不会认同，但它们内部却是彼此融贯的。理解一种生活形式也就是理解它们的融贯性。罗蒂想说的是，所有社会都有这些生活形式，人们必须学会语言游戏，而要理解他们就是要理解他们在这些语言游戏中所做的事情。所以不同的生活形式之间可能是相当隔绝的。

　　罗蒂的进一步主张则是我一直反对的，即在某个系统（生活形式）中是真的东西在另一个系统中则可能是假的。所以真理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当真理不再意味着与事实相一致（真理一致性理论）时，它就变成了人们生活于其中并接受的范式。所以罗蒂的话冒犯了不少人，他说，真理的意义就在于能够让你无须说出真理。真理是你的同伴让你说出的东西，因为它是人们在生活形式内所取得的一致的意见，真理无非就是在某种生活形式中可以合理、理性地相信的东西。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这种观点，我一直对此保持距离。我说的是，特定生活形式中存在着某些可以合理相信的东西，但我没有讨论真理。

　　提问：您在第一个演讲中讨论了相对主义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您处理文本的方法有两个重要洞见，一是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核心问题，二是所有政治思想都体现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精神。我非常赞同这个方法。我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一些可以帮助我们分辨对错的坚实基础？或者说，政治哲学的使命是什么？政治哲学是否应该作为人生的指南，还是只能在一些特定时候提供一些特定的观点？

　　斯金纳：我自己是有几分相对主义的倾向，我认为所有历史学家都会有一点相对主义的倾向，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是试图复原和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我在真理和谬误的问题上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我在合理性问题上是相对主义者。所以我想说的是，你坚持的某种信念，完全有可能因为其在社会中形成和变化的过程中的疏忽大意而被我认为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放开这种可能性：我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可能被别人依据理性认为是真理。我认为所有历史学家都应该具备这种相对主义。

　　另外，我也区别于以理查德·罗蒂为代表的概念相对主义。我在讲演中举了伽利略和天主教会争论的例子，罗蒂认为双方的观点是一样客观的，而我想说伽利略是对的，托勒密的理论是错的，我们必须这样说，在这个关于真理的问题上我们并不是相对主义者。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即使持反伽利略立场的那些人所坚持的信念是错误的，对他们而言持有这种信念是否是合理的、理性的？这是我想持有的立场。

　　你还问道，政治哲学如何给我们提供指导。我认为这个指导可能与传统思想史研究的不同。比如，我之前的同事伊斯顿·亨特曾经在讨论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时候写道：他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而他们对我们的问题给出了更好的答案，这就是我研究他们的原因。而现在你和我都认为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问题。世界已经不一样了，不要重复他们的问题。尽管在任何伟大文明的历史上，都必然有其连贯性，即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但二者仍然是不同的道德世界和政治世界。当你重建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也许会发现他们和我们使用一样的概念，但却是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而且可能是更有成效的方法。我在“霍布斯及其批评者：自由与国家”的讲演中讨论了思考自由概念的不同方式。我认为西方古典和现代早期的自由观念已经被自由主义的胜利抹去了。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更有趣而且更有益的思考自由的方法，现在我们不这么思考了，但是也许我们应该这样思考。

　　提问：有学者评论说，您和列奥·施特劳斯实际上都强调找到作者的意图，不同点在于，施特劳斯认为意图应该并且只能从文本中寻找，而您会跃出文本，从作者和文本的语境中寻找意图。您是如何看待这一评论的？

　　斯金纳：对，这两种解释方法都认为意图非常重要。施特劳斯试图从文本中找到意图，他可能会说：意图是指文本中隐含的意义，理解文本就是理解文本的隐含意图，这是施特劳斯的立场。但这遭到了后来作者们的猛烈批评，不是特别针对施特劳斯，而是针对任何想要将文本的意义与作者的意图划等号的人。很多人通过强调语言的内在模糊性、概念使用的多义性对此表示了强烈反对。这些批评很有影响，某种程度上有点吹毛求疵，但也确实存在。不过，这个批评并不影响我想要讨论的意图与理解，因为我对意图的问题仍然抱有兴趣，不过不是与意义有关的意图，我并不认为文本的意义就是作者本人的意图。相反，我毫无兴趣做这样的论断。

　　我所谈论的是囊括在文本中、作为严肃的语言行为的某些东西。因此在我的第一次讲演中，我曾说我在文本解释中所希望调用的语言，并非只是传统解释学所指的意义，而是言语行为中所涉及的强调、文本、演讲等等所有那些作为社会行动的语言。然后去追问它们在做什么，在称赞、批判、驳斥、讽刺、支持、发展什么。所有这些都是以行动的名义，因为行动正是由于其内嵌的意图而成为行动的。因此，认为你无法掌握意图的观点是假设了你必须了解意图，这当然是推理性的。我感兴趣的是与行动有关的意图。对与行动有关的意图不感兴趣是令人吃惊的。举例来说，假如你认为无法从行动中获知意图，那么刑事责任的理论就是站不住的。

　　提问：在您的《政治的视域：方法篇》（Visions of Politics: Volume I: Regarding Method）中，您对文本和作者的意图进行了限制，“所以我远不认为文本的含义可以用作者的意图来确定，用意图来确定的仅仅是作者试图通过文本想要的东西”。我的问题是，当我们面对一些文本的时候，我们如何将文本的含义与明确的客观政治语境进行进一步的区别？我们如何知道作者的主观意图是什么？换句话说，在一个明确的语境中，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确定它们的巧合部分？

　　斯金纳：我很高兴你读了这本书，你读的应该是英文版，中文版大概会在今年出版。你谈到了意图，这又回到了刚才我们讨论过的话题。在你引用的文本中，我在讨论meaning。非常不幸的是，meaning这个词在英语中有两个含义，而在欧洲其他语言中没有。一个含义是“意思”（在某物与它所是之间存在某个词语作为表达的介质），所以我们可以说“我可以告诉你某个词的‘意思’”，并且你也可以在字典中找到这个词的“意思”；另外一个含义是指某些人试图表达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所以这个词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用法。你不可能在字典中找到别人想要表达的“意思”。不幸的是我们用这个词来讨论意图。当你说这些的时候你的“意思”是什么——这是问你的意图是什么；某个词的“意思”是什么——你可以在字典中找到这个词的意思。而我感兴趣的意图不是指后一个“意思”，我感兴趣的是语言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