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150年︱岩仓使团的先声：日本首次遣使欧洲始末

　　原标题：明治维新150年︱岩仓使团的先声：日本首次遣使欧洲始末

　　众所周知，日本明治维新是近代亚洲最为成功的“现代化转型”之一，其中，由众维新精英领衔的“岩仓使团”居功至伟——短短两年的西行之旅，细致地考察了西方强国的方方面面，为之后近五十年的维新奠定了基石。然而着名的“岩仓使团”并非日本第一次主动“使欧”，日本了解西方与世界的进程，也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经启动。早在400余年前，战国时代日本即首次派遣欧使团——“天正使团”。

　　天正遣欧少年使节及随行神父

　　从长崎到里斯本：“地极”少年的西行之路

　　1534年，耶稣会成立于巴黎。耶稣会为传播天主教而足迹遍布全球，其在东方最早取得进展的地域，就是政治上群雄逐鹿、因而思想上也相对多元的战国日本。根据学者考察，在“天正使团”派出的1582年，仅耶稣会一个修会便在日拥有15万信众，成功的传教活动更是引得肥前国当主等多位九州大名皈依天主教。一时之间，日本成为当时东亚世界天主教最为繁盛的国度之一。

　　九州是耶稣会在东方活动最为兴盛的区域之一

　　面对“信仰”欣欣向荣的局势，九州的基督教大名们逐渐萌生了派遣使节前往欧洲的想法，而这与此时亟需通过“地极的信众”来昭示自身传教功绩的耶稣会一拍即合。很快，在耶稣会“东印度地区”总负责者范里安（Valignano），以及基督教大名有马晴信、大友宗麟与大村忠纯的支持与筹措下，一支由贵族少年组成的“遣欧使团”迅速组建。他们分别是大友宗麟的亲属伊东佑益，有马晴信的亲属千千石纪员，大村忠纯的亲属原马丁，以及九州贵族中浦朱利安。由于全体使团成员之中最年长的也不过15岁，因此，他们又被后世称为“天正遣欧少年使节”。

　　2014年，由16世纪画家丁托列托绘制的伊东佑益画像在意大利被发现

　　1582年2月20日，携带着三位基督教大名的信件与礼物，日本历史上首次遣欧使团正式从长崎港启航。除之前提到的正副使四位少年外，使团还包括传教士梅斯基塔等随行人员，负责少年们的起居与教育，范里安本人也亲随前往。船队逆向沿着葡萄牙海洋帝国向东发展的商路一路向西，自长崎而至澳门，到达了耶稣会在印度传教的重要据点果阿。由于气候不利，使团在果阿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期间，范里安收到了来自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件，要求他务必留在果阿，指挥东方的传教事宜，不要随使团前来，因此，范里安只得指派另一名耶稣会士担任随员长，陪同使团完成之后的使欧航程。在一路走走停停的航行之后，使团终于在1584年8月抵达里斯本外海，结束了长达两年的海上漂泊。

　　从果阿到长崎，一个个东方据点的建立，勾画了葡萄牙海洋帝国的发展轨迹。详参学者顾卫民先生的新着《葡萄牙海洋帝国史》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日本少年的欧洲纪行

　　1584年8月11日晚，使团一行正式登上了欧洲的土地。正如布罗代尔代表作书名所揭示的那样，此时的南部欧洲，正是属于哈布斯堡家族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世界”——在他的统治下，不仅囊括今天的西葡全境，还包括意大利及尼德兰诸邦；若算上其在拉美与亚洲的殖民地的话，菲利普二世的统治范围遍布全球。又因其与罗马教廷保持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因此，所谓“基督教世界最强君主”的名号是当之无愧的。“天正使团”少年们的欧洲游历，便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徐徐展开。

　　使团的第一站是葡萄牙首府里斯本。在那，他们多次觐见了葡萄牙总督，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在结束葡萄牙的游历之后，使团于9月进入西班牙境内，并于10月19日到达马德里，向着世界首个“日不落帝国”君主的王廷进发。不过由于此时马德里正在举行全国性的宣誓效忠仪式，因此使团的觐见活动被推延到了11月。

　　11月14日，觐见仪式如期举行。在国王华美仪仗队的接驾下，身着和服的四位少年携带着日本大名的信件与精致的漆器礼物，在众多市民的目光中缓步驶入宫殿。菲利普二世国王亲自接见了他们，并对日本大名们的赠礼表示感谢，国王还邀请他们用日语发表演说。之后几天，使团四人先后拜访了王室教堂等地，还游历了新近落成的埃斯科里亚尔宫，并有幸目睹了耶稣受难荆棘等“至高圣物”，足见这位世界性君主对于遥远东方来客的重视。

　　耗资无数美洲白银的“世界第八大奇迹”埃斯科里亚尔宫

　　拜别菲利普二世，使团继续启程，经海路前往帝国的意大利疆域。1585年3月，船队抵达托斯卡纳大公驻地比萨。在宫殿，弗朗西斯大公亲自下阶迎接，并邀请一行四人参与晚宴。在晚宴上，发生了一件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趣事：宴程过半，大公夫人突然拉起正使主席伊东佑益的袖子，邀他跳舞。在得到随行神父宗教上的首肯后，伊东接受了大公夫人的邀约；千千石与中浦也参与其中，一时气氛热烈，引得一片欢声笑语。

　　伊东受邀与大公妃跳舞的逸话，至今仍在舞台上被演绎

　　在游历了托斯卡纳后，使团还先后到访佛罗伦萨等地。由于使团组建的初衷，本身便包含宗教朝圣的考量，因此他们在这些地方均未做过久的停留。在短暂地拜访了当地贵族并游历了各处主要圣地之后，少年们马不停蹄地向着基督教的“圣城”罗马进发。

　　亲历教皇更迭时刻：四个少年的罗马

　　1585年3月，从长崎出航整整3年之后，使团终于抵达了罗马。尽管按照原先的计划，教宗将通过私人会面的形式非正式地接见四位少年，但是时任教宗额我略十三世却临时决定，将以庄严隆重的公开仪式接见这些远东来客。

　　23日，仪式如期举行。在火枪队的礼炮轰鸣，与到场贵宾、市民的注视下，身着和服的正使伊东身伴两名总主教行在队伍最前，千千石与原马丁紧随其后，向着教廷宫廷进发。当来自遥远地球另一端的信徒出现在门厅时，额我略教宗一时间热泪盈眶。他邀请伊东与千千石当众宣读三名日本大名的信件，并向孩子们详细询问了日本的宗教与社会实况。由于仪式短暂，意犹未尽，教宗还于4月3日再度接见使团，并安排他们参观自己的卧室，足见教宗对于孩子们的喜爱。

　　使团觐见场面

　　然而世事难料，就在第二次接见后不久，额我略教宗突发鼻黏膜炎，于4月10日下午与世长辞。为应对此突发状况，枢机主教团于当月复活节举行闭门会议，公推枢机主教蒙塔尔多继任教宗，是为西斯笃五世。

　　由于旧教宗十分关心传教事务，给予了使团极高的礼遇，因此额我略的突然去世引发了使团成员们深切担忧，他们担心新就任的教皇对于遥远的东方并不具有兴趣。然而事实证明，他们的忧虑实属多余，在之后举行的教宗加冕典礼上，使团少年不仅受到了新任教宗的邀请，而且还受邀侍立在教宗身后，为其撑起华盖，地位甚至居于法国——所谓“天主教会长女”——的众代表之前。此后一月，新教宗还多次带领少年们参与各类活动，并授予了他们“罗马贵族”等荣誉称号。

　　记录使团到访罗马的碑铭

　　就这样，在获得新教宗的礼遇以及对日本传教事业支持的允诺后，使团于6月3日启程离开罗马，途径威尼斯、米兰等地，重新搭船返回伊比利亚半岛。在伊比利亚，使团先后在巴塞罗那与里斯本等地小住，以等待适合航行的天气。一年之后的1586年4月，归国的时机终于到来了，搭乘座舰“圣菲利普号”，少年们在阔别故乡4年之后，重度踏上了漫漫的归程。

　　上洛：曲折却非凡的回乡之路

　　由于风高浪急，使团的回乡之路并不顺畅，一路走走停停，直到1587年6月才最终抵达印度。然而就在使团打算完成漫漫长旅的最后一程之时，日本国内的局势发生了巨变。1587年7月，日本当时实际的最高掌权者丰臣秀吉在完成“九州征伐”之后，突然发布了《伴天连追放令》，首开日本禁教之先河，这为本来肩负宗教使命的“天正使团”能否顺利归国，增添了极大的变数。

　　“伴天连”（バテレン）即“神父”。该令是日本历史上首份传教士驱逐令

　　由于担心日本国内的形势，使团一行有意放慢了节奏，在印度果阿与中国澳门停留多时，以确保归国的安全。不过，由于耶稣会东印度地区负责者范礼安十分具有能力，加之葡萄牙驻果阿总督也答应全力予以配合，“天正使团”一行不仅于1590年顺利获准归国，还得到了次年亲赴京都、觐见“天下人”丰臣秀吉的机会。

　　1591年3月，丰臣秀吉于京都“聚乐第”宅邸召见了使团成员。碍于之前颁布的禁教法令，觐见采取了一种更为灵活的方式进行，即让使团少年们身着葡式衣装，以欧洲使团、而非本国国民的身份参与觐见。不过在具体的参见过程中，少年们仍旧采用了传统的日式仪礼，并向丰臣秀吉献上了丰厚的礼物、禀告了此行的种种见闻。对于少年们的非凡经历，丰臣秀吉明显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在觐见仪式之后，丰臣秀吉又数次召见使团，甚至一度盛邀伊东佑益加入他的麾下，为他即将发动的朝鲜远征（即“壬辰之役”）贡献力量。不丰臣秀吉的邀请遭到了伊东的婉拒，后者声称，如若仅因高官厚禄，便抛弃抚养自己的神父们于不顾，是一种不义的行为。对此，丰臣秀吉颇为欣赏，在最终准许使团返回九州前，详细地询问了欧洲与印度的情况。

　　随着“上洛觐见”的完成，历时8年有余的“天正使团”终于完成了它全部的历史使命，于1591年正式返回九州故土。

　　西风东渐：“天正使团”的意义与启示

　　通过上述对日本首个遣欧使团“天正使团”的历史回溯，我们可以看到，与传统的“闭关锁国”叙事不同，近代早期的日本、尤其是九州地区，对于世界的巨大变动，并非是茫然无知、无动于衷的。相反，它们对于遥远的西方抱有着极大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也并非是一种仅仅集中于最高统治阶层的独有性现象。这为我们理解近200年之后，明治时代的日本缘何能够迅速转型，提供了一些线索。

　　从社会上层看。首先，在16世纪近代早期的历史场域中，能够主动派遣一支使团前往欧洲，本身就足以体现当时日本部分政治精英对于外部世界的兴趣；而在短短二十年后，以支仓常长为首的使团再度使欧（从路线上看，该使团甚至取道美洲），则是这一兴趣的又一次明证。其次，作为此次使欧行动的结果，“天正使团”的少年们从欧洲带回了大量的绘画与图书，这为有机会接触到这些珍贵材料的社会上层人士们，带去了一个十分全面且崭新的世界图景，为启发他们进一步探索世界的欲望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推力。据研究，关白丰臣秀吉就对使团少年们进呈的世界地图集《寰宇全集》（Theatrum Orbis Terrarum）十分钟爱，甚至还为此专命画师绘制成屏风，以供日日欣赏。可以说，尽管地理上处于“地极孤岛”，但日本社会上层对于外部世界的好奇，一直是较为强烈的。

　　日本画师根据《寰宇全集》绘制的屏风

　　与社会上层类似，社会中层及普通民众，尤其是九州地区的普通民众，也受到了“天正使团”出访的积极影响。首先，少年们带回的大量西方画作受到了普通“南蛮画”（即西方绘画）艺术家们的模仿效尤。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使团从欧洲带回了日本历史上首台古腾堡金属活字印刷机。尽管活字印刷术发明于中国，当时已经传至日本，但是排印西文作品仍旧十分不便。古腾堡印刷机的带回，便很好解决了这一问题。嗣后，西方语言学习书、教科书、西方宗教文学作品印刷大盛（即后世所谓的“吉利支丹版”），成就了耶稣会在日本印刷事业的最高潮。经由这些书籍，西方知识逐渐走进了普通九州民众的世界。来自外部世界知识的传播，尽管在随后江户幕府的禁教政策下得到了抑制，但是却永远无法被抹杀，直到两百年后的明治维新时代，它们再度被唤醒，进而在下层转变为巨大的革新力量。正如历史上所有成功的维新一样，“国家的现代化”与“民众的现代化”，一直都是相辅相成的。而从“天正使团”这一案例中可以看到，日本民众对于外部世界知识的兴趣，早在明治维新以前，便已然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