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兆琦︱“富不过三代”的日本近代天皇

　　原标题：商兆琦︱“富不过三代”的日本近代天皇

　　《明治天皇：1852-1912》，[美]唐纳德·基恩着，曾小楚、伍秋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7月出版，954页，158.00元

　　“富不过三代”

　　1942年上半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连得手，将半个亚太纳入囊中。首相东条英机乘机操纵国会选举，以强化法西斯体制。4月，议员尾崎行雄（1858-1954）感叹明治以来的立宪精神破坏殆尽，讲了句“富不过三代”。因为这句话，他惹上了麻烦。

　　昭和天皇的父亲是大正天皇，祖父是明治天皇。明治维新后，天皇重掌政权。从那时算起，昭和天皇刚好是第三代。有人认为，尾崎此语讽刺昭和天皇是个“败家子”，正在糟蹋明治以来辛辛苦苦积攒的家业。尾崎被控对天皇不敬，一审被判入狱八个月。不过，迫于他巨大的声望（已连任二十届国会议员，并曾出任过文部大臣），两年后的二审改判无罪。

　　又过了一年，昭和天皇发表“玉音放送”，宣布投降。以天皇的名义发动的“圣战”，在残害数以千万的生命后，落得个可耻的下场。日本就像《伊索寓言》中那只在树洞里吃得肚皮滚圆的贪婪的狐狸一样，只有瘦回去，才能钻出来：不仅要归还海外的殖民地，还要解除武装，惩办战犯，并接受占领。明治的荣光化为昭和的耻辱，“金瓯无缺”的国体沦为了笑话。这时的昭和天皇，想必有几分“败家子”的感觉吧。

　　如果近代天皇的命运可以用“富不过三代”来形容的话，那么明治是怎样“富”起来的，昭和又是如何步入歧途的？两者之间有无必然关联？二战后，关心天皇和天皇制的研究者总绕不开这些问题，如丸山真男、藤田省三、远山茂树、藤田觉、安丸良夫等。基于对本国历史命运的关切和反思，他们反复追问：明治的立宪君主制为何会蜕变为昭和的法西斯体制？日本的近代化之路究竟错在哪里？

　　与这些研究者不同，唐纳德 基恩（Donald Keene）是个“局外人”，他在2002年出版的《明治天皇》（Emperor of Japan: Meiji and His World, 1852-1912）也无需背负这样沉重的历史课题。

　　基恩与《明治天皇》

　　基恩1922年生于纽约，自幼聪明好学，十六岁入哥伦比亚大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海军学校进修日语。毕业后被派遣至夏威夷，担任翻译。退伍后回哥大继续研习日本文学，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在此前后，他曾赴剑桥大学和京都大学留学。1955年回国后一直任教于哥大，并活跃在日本文学研究的最前线。

　　基恩笔耕不辍，着述颇多。主要着作包括《日本人发现欧洲》（The Japanese Discovery of Europe，1952）,《日本文学入门》（Japanese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for Western Readers，1955），《近代日本文学史》（Down to the West: Japanese Literature in the Modern Era，1984），《百代之过客》（Travelers of a Hundred Ages，1989）等。鉴于他对日本文学的巨大贡献，他先后被授予菊池宽奖、山片蟠桃奖、全美文艺评论家奖等，并在2008年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2011年3月，震惊世界的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在日外国人纷纷外逃。八十九岁高龄的他却毅然决定移居日本，并加入日本国籍。

　　唐纳德 基恩

　　尽管基恩的着作多以日本文学为主题，《明治天皇》却是一本历史着作。本书以九百二十二页的鸿篇巨幅（中译本九百五十三页，日译本一千一百四十八页），为明治天皇绘制了一幅栩栩如生的人物肖像。基恩在本书中展现了百科全书般的学识。全书使用四百余种日英文资料，涉及约八百名历史人物，包括序章和终章在内，共分了六十四个章节。虽然内容厚重，但文字隽永、层次清晰、叙述生动，足以媲美文学作品。

　　通过这本着作，读者不仅能认识明治天皇，还能认识他周围那些留下浓墨重彩历史痕迹的人物，如孝明天皇、西乡隆盛、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元田永孚、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与此同时，还能了解幕末开国、明治维新、废藩置县、西南战争、教育改革、制定宪法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日本在其间遭遇的挑战、进行的应对。西方的冲击是明治维新发生的重要契机之一。随着国力充实，明治政府尝试重构对外关系。本书对此着墨甚多，安排有“征韩”论争、吞并琉球、条约改正、甲午战争、英日同盟、日俄战争，吞并韩国等章节。

　　虽然本书主题宏大，枝节繁复，时间跨度超过七十年，但因基恩以明治的一生为主线将人物活动、事件进展与时代背景精心编织起来，并将关键史料和重要先行研究穿插其中，且不时点缀短歌来调整节奏，从而带领读者一步步重返历史现场。这不仅是一部完整的天皇传记，还是一部展现幕末至明治时期日本国家全貌的恢弘史论。

　　“即使是那些认为明治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统治者的日本人，也举不出一个例子来证明他的辉煌声誉”（2页），基恩以此在序章中揭示本书的课题：在日本崛起的进程中，明治是否仅发挥着仪式上的作用？

　　基恩回答是否定的，尽管他的态度不算坚决。他认为，明治天皇是十九世纪的伟大的君主，在历史关头做出过关键决断，他爱好和平，兢兢业业，他对各地的巡幸，“使臣民们意识到日本是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6页）。

　　以下，我将围绕天皇的权力和作用的问题概观本书。不过，为行文方便，下面的叙述次序并不完全依照原着。

　　从孝明至明治：皇权复兴之路

　　基恩为明治的父亲孝明安排了十一个章节，因为他是皇权在幕末复兴的关键。

　　在日本史学界，“天皇至尊，将军至强”的讲法曾广为流传。意思是说，将军拥有政治权力，天皇则拥有精神权威。这种观点经福泽谕吉阐发后流传开来，几乎成了不刊之论（《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8页）。

　　福泽的论述符合他的亲身经历，天皇与将军的并列统治短暂存在于幕末时期。不过在中世和近世，天皇并不拥有世俗权力。例如在江户时代，将军同时拥有最高的权力和权威，天皇则是个傀儡。未经幕府的允许，天皇甚至不能任意外出。天皇的日常工作是祭祀祖先和神灵，祈求他们镇护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天皇或可被称为“祭祀之王”。在将军的援助下，天皇的生活可维持小康。不过，京都的公卿却非常窘迫，赫赫有名的岩仓具视家中曾开过赌场（11页），甚至有公卿会以“碰瓷”讹诈钱财（841页）。

　　这种状况在江户时代延续了两百多年，如果没有国学、水户学的兴盛和西方的冲击，或将继续持续下去。十八世纪中期以来，以探明日本固有之“道”为宗旨的国学兴盛，对外危机又刺激了水户学的发展。在两者带动下，“尊王论”和“国体论”蔓延开来，天皇开始被塑造为日本民族主义的核心。

　　1853年黑船来航，进一步激起了“攘夷”与“开国”的论争。与此同时，围绕十四代将军人选问题引发的政争，动摇了幕藩体制。1858年，为规避责任，幕府破天荒地请求以朝廷名义批准日美通商条约。以此为契机，经历五百余年，天皇终在政治上复活。

　　孝明天皇

　　与祖先不同，孝明天皇屡屡就政治事务发表意见。他认为“外夷”的出现会玷污“神国”（15页），因而坚决要求攘夷。因此，他成为攘夷派的旗帜，并占据道义上的高地。幕府虽然拥有“征夷大将军”称号，却对“外夷”一再退让，不断丧失统治正当性。那些因与武士联姻而“武家化”（52页）的公卿以及同样生活窘迫的下级武士趁机发泄不满，嚷嚷着要“尊王攘夷”，并对幕府取而代之。

　　在此情形下，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发动“安政大狱”，镇压尊王攘夷派。尊攘运动经一时沉寂后，以更为猛烈的态势反扑。两年后，井伊于光天化日之下被刺杀，令幕府威严扫地。随着尊王攘夷论的盛行和时局变化，幕府发现越来越难忽视京都的意见。天皇与将军的地位开始逆转，京都成为对抗江户的政治中心。雄藩纷纷前往京都拉拢天皇，试图打破幕府对国政和外贸的垄断（133页）。为巩固政权，幕府也提出要与皇族联姻，以实现“公武合体”（“公”即公家，指皇室及公卿；“武”即武家，指幕府）。由此，福泽所谓的“天皇至尊，将军至强”的双重政权结构开始形成。

　　“公武合体派”与“尊王攘夷派”围绕京都的控制权展开争夺。孝明厌恶“尊王攘夷派”，认为他们多是居心叵测的阴谋家。在他的支持下，“公武合体派”一时间占据优势。不过，与幕府矛盾重重的萨摩藩转向倒幕，宣告了公武合体路线走到了尽头。孝明天皇的暴病身亡（有人怀疑是被攘夷派毒死），又为攘夷派扫除了障碍。倒幕派控制年仅十五岁的睦仁（即后来的明治天皇）后，发动政变，宣布废除幕府。第二年，戊辰战争爆发。在“锦旗”（天皇战旗）的帮助下，萨长联军以少胜多。幕府政权瓦解，明治天皇名义上成为日本的最高统治者。

　　有趣的是，孝明的反对者，不是幕府，而是那些口口声声要为其献身的尊王攘夷派。孝明乐于做一个有名无实的“祭祀之王”，而尊攘派的公卿和志士则希望利用他的权威，打破现有体制，重建国家秩序。

　　“孝明的反对者，那些尊王攘夷派的成员，都曾向天皇宣誓效忠，然而他们却公然无视他的意愿……他们随时准备为他赴死，但前提是满足自己的条件。”（88页）

　　“（孝明）天皇处于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地位：一些人试图使他成为日本无可争议的统治者，而为了对抗这些人，他使尽了一切办法。”（111页）

　　由上可知，权力斗争是皇权在幕末崛起的直接动因。以国学和水户学的兴盛为背景，天皇获得了巨大的精神权威。在一系列权力斗争的过程中，这种精神权威转化为世俗权力。尽管如此，孝明并非拥有决断力的君王，倒幕派可以轻而易举地忽视他的意见。幕府被推翻后，天皇依旧未能掌权。十五岁的明治没有任何政治能力，拥有实权的是曾经的倒幕派、现在的维新元勋。

　　明治天皇：成为政治君主

　　孝明天皇率性的表态和发言，不仅给幕府带来过麻烦，也给倒幕派制造了不少麻烦。对维新元勋而言，年少的明治更容易控制和塑造。不过，是将其塑造为立宪君主还是绝对君主，他们一直犹豫未决。

　　为摧毁旧制度，建设新型国家，他们需要创造出天皇的绝对权威。然而为启发民智，推进文明开化，他们则需要引入西欧的立宪制度。为解决这双重的课题，他们努力探索出一种即尊崇天皇又限制皇权的政治体制。

　　明治天皇

　　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宣布：天皇成年后将亲裁万机，不过他现在尚未成年，眼下的主要任务是学习。

　　维新前后，明治一直接受传统教育，学习中国和日本的典籍，如《四书》《五经》《日本书纪》和《神皇正统记》等。其后，增加了西学内容，如欧洲历史、宪法、国际法和德语。然而，明治并非一个用功的学生。他更感兴趣的是饮酒和骑马。不过，他的简朴、不喜排场和记忆力强可被视为优点。基恩引用《论语》的“刚毅木讷近仁”来形容他。这显然是溢美之辞，因为明治对美酒和骑马的痴迷堪称“玩物丧志”。

　　在明治的众多老师中，儒学者元田永孚的影响最大。元田向天皇传授朱子学的道德论，并在教育体系中成功植入了儒家伦理和忠君爱国等观念。就后者的历史影响而言，元田的作用较为负面。

　　孝明和明治的性格和行为方式迥然相异。孝明心直口快，爱憎分明。明治则沉默寡言，喜怒不形于色。孝明一生几乎足不出户，明治则大规模巡幸。孝明拒绝一切西方事务，明治则成为文明开化的象征：穿西服，吃牛肉，喝牛奶，饮葡萄酒。

　　以天皇名义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废除了武士的身份特权（四民平等）、世袭家禄（秩禄处分）、佩刀权利（废刀令）和对军事的垄断（征兵制），并以郡县制取代了他们历代寄身的藩国制（废藩置县）。下级武士在“尊王攘夷”口号的鼓动下投身维新运动，未曾料到维新后的新政府不但没有攘夷，反而掉过头来要消灭自己。感到被背叛的武士掀起一次次的叛乱，都被无情镇压。西乡隆盛和江藤新平两位维新元老也殒命其中。

　　明治的主要任务是接见外宾、与欧洲皇室交往——按基恩的说法，这些都是明治新认的“表亲”（原文为cousin，中译本译成“兄弟”，368页）——与巡幸各地。他以此展示自己：对外是日本主权的代表，对内则是统一政权的象征。不过，掌握国家实政的却是公卿和藩阀，如岩仓具视、三条实美、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在辅弼天皇的名义下，他们对国政实施集体领导。

　　至1880年代，制定宪法的课题浮出水面。1882年3月起，伊藤博文率使节团在欧洲考察各国宪法，历时一年半。伊藤认为，宗教在欧洲扮演“枢轴”，深入民心并使他们团结，在日本，能够扮演该角色的只有皇室（479页）。1889年，由伊藤博文和井上毅制定的宪法最终颁布。

　　该宪法是神权绝对主义和立宪君主制的奇妙折衷。宪法宣称，天皇的权力渊源于“皇祖皇宗之神灵”。天皇的统治万世一系，其权力至高无上，其裁定为最终决定。不过，天皇需要“依据宪法”总揽一切大权，并在国务大臣的辅弼下行使权力。换句话说，天皇拥有绝对权力，但无法独断专行，只有在政府各机关和维新元老的“帮助和同意下”，他才能行使政权。从原则上来讲，天皇可以依据君主大权否决政府的决策，只不过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

　　明治宪法确立了立宪政体，实现了权力的分立，也带来了权力的分散。只有在内阁（政府），议会（政党），元老（藩阀）之间出现无法调和的冲突之时——这种状况并不常发生——天皇才是最高裁决者。因是裁决者，天皇无法主动指导政治运营。基恩就此评述道：

　　一直以来，建立天皇的个人独裁政府都是维新的一个理想，然而，随着宪法的颁布和议会的成立，这个理想已经被遗忘，并被一种新的观念所取代：天皇只是高高在上的最高权威，而非政治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原则上，天皇的权力是绝对的，但他很少选择行使这种权力。（605页）

　　宪法颁布后，明治又活了二十二年。在此期间，日本经历了两次战争且吞并了韩国。在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我们很难看到天皇的身影，尽管所有一切都是以他的名义发生的。

　　结语

　　综观此书，基恩以一个文学研究者的视角，观赏（非单纯的观察）明治和明治日本的各类事物，又以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耐心，详尽地将其描述出来。因此，本书对明治天皇和他的时代刻画得全面、生动、绵密、细致入微。这是本书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引人入胜的地方。

　　虽然基恩努力秉持客观的立场，仍掩饰不住他对明治的喜爱。基恩主张，认为明治天皇只发挥了仪式上的作用是不公平的。不过，基恩能举出的具体反例却寥寥无几。在本书的最后，他也无可奈何地写道，“也许天皇的最大成就就是在位时间比较长久”（839页）。

　　基恩似乎认为，一定要举出明治的具体个人成就才能匹配他享有的殊荣。不过实际情况却是，维新元老的制度安排不需要明治拥有出色的执政能力，只需要他保持自己的权威即可。在政府不断的塑造和宣传之下，明治化身为日本的主权象征，化身为历史、文化与传统精神的象征，化身为统揽大权的“神圣君王”，化身为国民的“严厉的父亲”。由此，明治具备了无与伦比的 “卡里斯玛”，尽管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做。

　　明治既不是伟大的君王，也不是无能的傀儡。他在特定的时代被推上特定的历史位置，然后兢兢业业地干好了自己的工作：那就是保持威严，尽量不对政治事务发表个人意见（当然天皇偶尔也会流露个人好恶，比如他对尾崎行雄——对，就是本文开头那个尾崎——的厌恶导致了他的辞职，624页）。在这种制度设计下，明治拥有立宪君主的有限权力，却享有绝对君主的无限权威。令基恩感到困惑的，正是这两者之间的不协调。

　　当明治在世时，他身边那些才能卓越的维新元老能够维持两者的平衡，并使其发挥最大效用。不过，在明治和维新元老死后，这种“双面君主制”的暧昧性格被政治斗争一再利用，最终导致了昭和政治体制的扭曲和变型。

　　换言之，“富不过三代”的远因，早已在第一代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