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问题研究（二）

　　原标题：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问题研究（二）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279期

　　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问题研究

　　蔡长雁

　　关于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问题，关系皖南新四军失败的原因与责任由谁来负，因此引起研究者的浓厚兴趣，学术界一直有着争论。笔者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提出一点浅见，就正于方家。

　　二、关于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的历史事实

　　实际上上述六个观点涉及两大问题，一是从共产党方面来说，北移路线是谁决策的？中央是否同意？二是从国民党方面来说，北移路线是否由国民党指定？

　　（一）北移路线的选择，从共产党方面来说，决定权有一个从中央决策到新四军自主决策的演变过程。新四军自主决策走“南线”的北移路线后，应当立即向中央报告，但项英延迟到5日才报告

　　**中央对新四军北移路线所持态度的决策变化有一个变化过程。

　　早期，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的决策权在**中央手中，中央指定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为东移苏南。1940年3月29日，**中央军委指示，在华中新四军磨擦日益尖锐的条件下，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4月26日，**中央又指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 5月5日，**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陈毅：“新四军江南部队发展方向是苏南苏北敌后地区，直到海边，主要是江北地区，按此方针分配兵力”。 **中央说得很明白，军部移苏南是与江南新四军的发展战略联系在一起的。

　　项英在接到中央的指示后，立即着手准备东移苏南。首先在新四军干部中传达东移决定，并派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军法处科长扬帆率领“参谋旅行团”先行到苏南，沿途侦察规划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点。 5月29日，项英和袁国平联名致电**中央报告说：“决先组一先遣队到郎溪、广德开展工作，及移动辎重（印刷修械及卫生材料）。”“皖南仍留一个团（第五团）在铜繁地区，第一团（傅）、第三团（王）随同军部到郎溪工作。辎重运输工作完成后，即东移。”“请陈支队派参谋副官到郎溪以南、广德以西，规定后方地点（有战术意义而便于防守的），派少数部队掩护，以便辎重先运，并可特出向郎溪县政府及广德县政府接洽。”

　　但在国民党顽固派蓄意阻挠下，东移行动被迫停止。6月12日，项英致电**中央，报告说，此间情况无大变，但友军正积极作军事准备，布置与调动，以图分别击破苏南、皖南新四军；因由皖南至苏南中间地区在两河之间，彼方军队已布置，须两日半行程才能通过，这一带．作战极不利，故目前只有作待机移动。 至此，东移苏南的事告一段落。

　　中期，鉴于走东线北移困难，**中央对皖南新四军北移究竟走哪条路线（东线还是北线）持犹豫态度。**中央随着华中形势的变化，对新四军北移究竟是走北线还是走东线态度犹豫，有所反复。

　　1940年9月19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等，指出，据西安消息，李仙洲三个师准备东进援助韩德勤，桂军增加了进攻皖东的兵力，汤恩伯部准备进入豫东皖西，因此，蒋桂军对华中的进攻是有决心的。我们的对策是：以打击李仙洲为目的，望彭德怀、左权令杨得志率部南下，须于一个半月内到达彭雪枫地区；望陈光、罗荣桓令第五旅迅即南下，不可再推迟，应于半个月到达张爱萍地区；望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 这里中央明确指示走北线北移，即从铜繁直接渡江北移。10月8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致电新四军叶挺、项英：蒋介石令顾祝同、韩德勤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大江南北比较大的武装磨擦是可能的；主力战将在苏北；最困难的是皖南的战争与军部；我们意见，新四军军部应移动到第三支队地区，如顽军来攻，不易长期抵抗时则北渡长江，如移苏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苏南；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应决心移皖北，由四支派一部到无为接应。 这里东线和北线一并提出来了；10月12日，**中央再次指示：“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 又明确提出北移路线为北线。11月1日，**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指出：“一、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二、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因据来电直过皖北已无可能)，但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 **中央这个指示除了提出了北移的二条路线（北线和东线）外，还提出了潜在的第三条路线，即向南突围，尽管“向南突围不一定指北移的路线，但指出了新四军皖南部队行动的第三个方向。这样频繁的变动，固然与当时的局势和项英的建议有关，但也可看出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时局瞬息万变，远离皖南的**中央对皖南局势的掌握毕竟不是那么及时而准确的，所以中央在处理北移路线问题时还不敢断然下决心。

　　后期，**中央把北移路线的选择权交给了新四军军部。进入11月后，反共危机空前加重，**中央反复研究了局势，决心在皖南让步，想以此争取中间势力的同情。11月3日，**中央致电项英，最后决定放弃皖南，征求项英意见，项英和新四军其他领导人完全同意**中央对局势的分析和作出的决定，准备走东线北移。因皖南、苏南同属第三战区，从皖南到苏南，要经过国民党军队的驻区，因此东移苏南需经顾祝同同意。11月11日，叶挺去上饶，开始和顾祝同谈判北移路线问题，**中央完全同意经苏南北移的路线，并对叶挺去谈判作了具体的指示。但是，顾祝同仅原则同意新四军经苏南北移，其他一概否定，并和上官云相唱双簧，上官云相否定了新四军经东线北移的方案，又提出了一个从铜繁北渡的路线。

　　鉴于这种情况，项英等研究决定明走东线、暗走北线，分头北移。11月27日，项英与叶挺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报告说，经我们多方研究与考虑，由苏南北移路线途中困难多，危险性较大，反不如由三支地区兼程北移皖北较利（仅有一道封锁与长江），既时间经济又直接增援皖东。因此，我们决心将大批工作人员即可化装过封锁线与部分资材先经苏南至苏北，同时以迷惑各方，再以突击方式，将部队由现地区突过长江至皖北，目前在积极布置中。29日，毛泽东等复电：“一、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二、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电示。” 正在这时（29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为了打通苏北和皖东根据地的联系，隔断韩德勤部和东北军霍守义部的联络，集中10个主力团，分三路向运河以东的淮(安)宝(应)地带发起攻击，打响了曹甸战役，至12月16日撤出战斗，共歼韩顽8000余人，但未达战役目的。

　　此战一开，蒋介石于12月10日下令，皖南新四军北移不得经苏南，改道铜繁渡江，走北线北移。改道令下后，大批桂军到皖北堵截，日军又加强了对长江的封锁。在这种情形下，项英的渡江计划落空，不得已又提出了一个补救方案：要求国民党在皖北让路，同意将皖南新四军北渡的期限再延长一个月，以便若断若续分批偷渡。中央立即同意项英的方案，于12月25日致电周恩来，要求他按项英的意见和蒋介石交涉北移路线。

　　这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插曲。**中央对将近两个月来项英在新四军北移问题上（当然包括在北移路线上的反复）的犹豫不定失去了耐心，12月26日致电项英给予严厉指责。就是在这份指责电中，**中央明确表示，“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 项英等接受了**中央的严肃批评，于12月28日召开新四军军分会会议，专门研究了北移路线问题，经过反复比较，决定走南线北移，但没有立即行动，看来项英是在等待重庆交涉的结果。

　　12月30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叶挺、项英，转达周恩来29日来电的意见：“据恩来电称，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四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等语。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 这样，**中央和项英的考虑不谋而合。12月31日，项英致电华中指挥部，决定全部经苏南北移，”1月4日出发。1月1日，项英又致电**中央，报告全部移苏南，但没说具体路线。 1月3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叶挺、项英：“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 尽管这时**中央还不知道新四军北移具体走的是什么路线，但是没有问，或许是以为走东线，因为一直以来走苏南都是这条线，或许是因为决策权已经交给新四军了，没有必要管得太死。

　　大约在1月5日晨，**中央才知道新四军北移是先向南走的，至于什么具体线路，中央还是不清楚的，毛泽东在致刘少奇的电中说“得叶、项微辰电，他们支夜开动，微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 虽然对新四军北移具体线路一直了了，但对先向南行，毛泽东极度不安，立即急电叶挺、项英：“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 正是因为已经放权叶、项，所以不便立即批评他们的决择。综上所述，**中央对新四军北移路线的态度显然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先是指定路线，然后逐渐过渡到犹豫不决再到由新四军军部自己选择的过程。

　　（二）蒋介石集团对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一直试图加以指定，先指定为走苏南，曹甸战役发生后，立即决定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为走铜陵繁昌，从来没有指定走南线的意思。但**中央和新四军在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问题上一直是自己决策的

　　1940年下半年，在国共两党谈判中，国民党方面拟定了最后的方案，即《中央提示案》，其要点有四：一、限区。“取消冀察战区，将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阎锡山仍任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朱德仍分任副司令长官。”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部“应扫数调赴朱副长官所负责之区域内。（即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并将新四军加入第十八集团军战斗序列，归朱副长官指挥。”二、限编。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除编为三个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外，再加两个补充团，不准有支队。”“新四军编为两个师。”“师之编制为整理师两旅四团制”。三、取消民众武装。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不得变更名义留置部队或武器弹药于原地，更不得借抗日民众力量为掩护，秘密武装，在原地活动”。四、取消**政权。“冀察两省主席，由中央遴选任命。”这是国民党方面一个从政治上解决**及其军队问题的理想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共产党的活动范围和军事力量都是十去七八了，所以蒋介石很快就批准了。不管**方面是否愿意，10月19日，参谋总长何应钦及副总长白崇禧联名致电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与新四军军长叶挺（“皓电”），将《中央提示案》作为命令下达。在国民党的强硬威胁面前，**中央认真分析了局势，确定了对策，即“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 11月9日，**便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出了致何应钦、白崇禧“佳电”，对他们的“皓电”作出公开答复，表示为了顾全大局可以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从此时开始，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就是国共双方的共识。北移至长江以北的时限，最后蒋介石同意由1940年11月19日延迟至12月31日，但具体路线问题则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

　　1、曹甸战役前，国民党方面规定，皖南新四军移动路线为从新四军军部驻地直接向东经苏南北渡长江，是为东线

　　**方面由新四军提出走东线北移方案，国民党方面同意。自从1940年11月初，**中央决定“放弃皖南”，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北移后，新四军军部就在认真考虑北移路线问题了（此时北移具体路线的决策权，中央已经授予新四军）。当时情况下，军部考虑最理想的就是走东线北移。因为东线相对北线（从新四军军部驻地直接北上，在铜陵繁昌地区渡长江北上）而言比较安全，皖南苏南联系比较多，在两边联系时还没有发生过和国民党方面的冲突。而皖南和江北的联系就很不顺了，原因就在新四军发展华中的方针与桂系的利益起了冲突。新四军江北部队在桂系盘据的大别山根据地东、西地区发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给正准备依据大别山向安徽敌后渗透的桂系以极大的不安。因而桂系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开始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四军的态度发生明显右转，所以在新四军北渡问题上，桂系总想制造点麻烦。白崇禧在1940年10－11月间曾电令一七六、一三八、一七二师和李品仙等，防堵皖南新四军北渡。桂系军队害怕新四军军部直接北渡，与其境内新四军会合，会造成强弱易手的严峻局面。鉴于以上情势，军部决定走东线北移，于是派叶挺去上饶与顾祝同谈判，11月11日，叶挺起程赴上饶，向顾祝同提出的北移路线为东线，要求：“由江苏南岸北渡”。18日，谈判结束后，叶挺回到军部，项英报告中央说，谈判“无具体解决，仅要我军北移，允经苏南，不批准驻地。”“顾对希夷所带去之北渡所提条件，”“仅以参谋处签名一件，作为备忘录式交我。”要叶挺对北移的细则问题，就近请示陆军第三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办理。至到11月26日，顾祝同才将参谋处签名件作为命令下达。28日，顾祝同命令新四军“务须如限北渡完毕”，“交通线准增改为二线，一为泾县、杨柳铺、孙家铺[埠]、姚村、誓节渡、寿[涛]城、梅渚镇、南渡镇、竹箦桥道。一为南陵、宣城、毕桥镇、飞鲤桥、郎溪、安兴、上沛埠道。”同时还划定了集结地区。29日，新四军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央。这样皖南新四军北移走东线的方案最终得到了第三战区的同意。蒋介石、顾祝同这样爽快地同意皖南新四军从苏南北渡长江进入苏北，目的并不是想让皖南和苏北的两支新四军合为一股，扩大新四军在江北的根据地，而是想要让新四军按照《中央提示案》的要求，下一步于1941年1月底前全部从苏北北移，越过旧黄河河道，到冀察地区去，从而达到根本解决华中问题的目的。

　　但是，在与顾祝同谈判结束到顾祝同下达有关北移路线命令的8天（11月18日—11月26日）时间里，新四军领导人又研究出了一个“明走东线，暗走北线，分头北移”的方案并开始悄然实施。11月27日，叶挺项英致电毛泽东等报告说：“我们决心将大批工作人员即可化装过封锁线与部分资材先经苏南至苏北，同时以迷惑各方，将部队由现地区突过长江至皖北，目前在积极布置中。”当日，在另一份报告中，叶挺、项英还说：“工作人员及资材先行北上，大部过苏南走，小部由皖南渡皖北。”部队集中后，“或全部走苏南或把一部就原地至皖北。”29日，叶挺、项英又致电毛泽东、朱德并报周恩来、叶剑英：“我们决心目前公开走苏南，兵力留后结集，大部密渡皖南，一切完毕仍在年底。”**中央很快就批准了这一行动方案，于11月29日和30日分别指示项英：“你们29日的布置很对”。“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当月，皖南新四军军部就派员北移，项英12月13日在向毛泽东等报告北移工作时，曾专门报告了军部安排部分资材走东线北移（从苏南北移）的情况：“军部之重要资材一千三百担，工作人员千余，自寝日[指11月26日]起分开苏南。”至12月下旬新四军北移先遣队l700余人携重要资材1300多担，分三批移到苏南准备北渡。

　　2、曹甸战役开始后，蒋介石集团下令变更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即从经过苏南北渡改为走铜陵、繁昌北渡。新四军不能实施秘渡江北方案，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分批渡江的要求

　　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是一位反共急先锋，曹甸战役前，他率所辖部队和新四军有过多次武装冲突。1940年9月30日，韩德勤不顾抗战大局集中其大部兵力，由海安、泰州等地分三路向新四军驻防地黄桥进犯。为了赢得一举解决苏北问题的时间，陈毅、粟裕决心以劣势兵力在黄桥地区独立同韩部决战。战役自10月3日起至6日胜利结束，共歼灭韩部第八十九军军长以下1.1万余人。新四军乘胜追击，进占海安、东台等地。10月10日，新四军苏北部队前锋与南下的八路军先头部队会师于东台县之白驹镇。黄桥战役后，韩德勤率部退守兴化、曹甸一线，深沟高垒，坚固工事，以图再起。黄桥战役重创了国民党坚持苏北敌后的主力，极大地刺激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事高层领导人。但因战役是彼方发动的，政治上很被动，蒋介石集团无话可说。加之，新四军提出经苏南北移时，战役已经结束，所以为了顺利把皖南新四军赶过长江，蒋介石也没有必要禁止皖南新四军走东线北移。但是，11月底至12月上旬，苏北八路军新四军联合发起的曹甸战役，对蒋介石集团的影响则根本不同了。1940年11月，国民党驻皖东第二一集团军7个团占领了津浦铁路以西新四军活动地区周家岗、界牌集等地。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所部会同由山东南下的第一一二师霍守义部，先后攻占了阜宁县西南的凤谷村、益林、东沟等地，企图接应第二一集团军继续向东扩张。为保卫苏北抗日根据地，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于11月29日集中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第二纵队和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共10个团，对江苏宝应县曹甸地区的韩德勤部发起了攻击，在先扫清外围予其以重大杀伤后，12月13日对曹甸发起总攻，由于缺乏水网地区攻坚作战经验，而且协同不够，攻而未克，战役历时18天不得不宣告结束，此役歼其8000余人，新四军、八洛军伤亡2000余人。虽说曹甸战役是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苏北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东西夹击企图的重要战役，但毕竟是先发制人，政治上被动。

　　曹甸战役一打响（11月29日），何应钦就急忙于12月3日亲笔致函给军令部长徐永昌，提出：为了解救韩德勤，“可令汤恩伯东进”，“对在江南之N4A不准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并要求将本意见“速签呈委座核示”。12月10日，蒋介石同意了军何的提议，并下令顾祝同：“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规定路线亦可。”顾祝同当然没有其他路线可供选择，故只能要求皖南新四军就地直接北进，从铜陵、繁昌间渡江，经皖北北上。21日，叶挺、项英将顾祝同命令改道北线北移的情况上报**中央。从电报内容来看，叶挺、项英并不知道顾祝同下令改道的原因。他们也没去深究。

　　蒋介石要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北移时改走北线，即经铜繁间直接北渡，纯粹是曹甸战役刺激的结果，如果没有曹甸战役危及韩主席，蒋介石不会出此下策，因为蒋介石的目的是要新四军北移，中途改道，只会给新四军的拖延带来借口。从军部驻地直接走铜繁北渡确有相当危险，一是有日军的截击。“铜、繁由我驻地到江边，须穿插封锁线，约经五十里之河网敌区始抵江边，如遇两军（敌人）发觉后即不能渡，大军不能穿插，只能分批偷渡，如被敌发觉，极危险，特别在江中遇敌艇，毫无办法，只要一艘军舰停泊江中，便无法偷渡。”“因国民党到处密[散]布我军北移，已使敌注意，到处增加兵力严密封锁。”因而部队“有被截断或遭腰击之危险。”二是新四军认为有桂军在江北阻拦。1940年12月21日，叶挺、项英报告毛泽东等：“据孙仲德来电，捉获一七六师师部陈子如一个开小差士兵。据供称该师近日由立熙镇开来。两个团到铜[桐]城，一个团到牛埠（无为西南），准备攻无为东乡我军”，国民党“要我从铜繁北渡，而大批桂军突然向无为进攻，占领沿江口岸以堵我。显系故意使我不能北渡”。23日，项英又一次报告说：“现桂军已有两个师到桐庐无一带，在士兵中宣布任务，堵我军北渡。”

　　实际上，这个时候国民党命令新四军改道北线北移，最大的问题是对新四军北移突然性的毁灭性冲击。北移路线被公开后，日军和桂军都有计划地做了堵截部署，这样新四军暗地里实际准备的“明走东线，暗走北线，分头北移”的北移方案突然间失去了突然性，新四军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北移部署被打乱了。叶挺、项英见无法以突然性达成北移目的，于是又提出一北移方案：要求国民党方面在皖北让路，即桂系部队要让道，让出沿江渡口，如江北桂军进攻无为占据沿江渡口，“我军即不北渡。”要求国民党方面同意新四军部队北移时间再展期1个月，以便若断若续“分小批北渡”。随即，项英又请示**中央，目前形势危急，北渡路线上困难重重，“我们的行动应如何？”

　　3、在准备北移的最后时段，新四军方面提出须走苏南北移的意见，但顾祝同最后只同意可以“1个团”部队经苏南走东线，主力仍经铜、繁走北线北移

　　**中央在了解了新四军北渡路线上的危险和困难后，除了指示项英自己想办法有决心外，于12月25日致电周恩来，要求与蒋介石交涉，皖南新四军“须分苏南，铜、繁两路北移。”26日，周恩来即向**中央报告了他与蒋介石谈话的情况，关于北移路线问题，蒋介石是这样说的：“你们过，从皖北一样可过，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周注：靠不住）。”30日，毛泽东等致电叶挺项英，转述了周恩来电报的内容：“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四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并表示：“我们同意恩来意见。”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和**中央的意见，新四军军部去电三战区和顾祝同交涉，要求走“东线”北移。12月30日下午，顾祝同“准以一个团取道苏南北渡”。为了达到让皖南新四军早日北移的目的，顾祝同是尽可能地予以安抚与妥协，但他得按蒋介石的意思办，也就是说，皖南新四军主力部队还是要从原地直接北移的（走北线）。此时虽说曹甸战役早已结束，但蒋介石集团也许还心有余悸，害怕皖南新四军走东线北移后，增加苏北力量，对韩德勤生存不利，所以蒋介石不允主力经苏南。1941年1月3日，蒋介石在致叶挺的电报中命令：“该军应在无为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途已令各军掩护。”蒋介石坚持新四军皖南部队走北线北移，可能还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万一新四军过江后不北进时，必然要和桂系发生冲突，假桂系之手消灭新四军，是蒋介石很乐意的事。这也是蒋介石坚持新四军北移走北线的思想动机之一。

　　从1940年11月初**中央决定在皖南取让步政策，决定皖南新四军全部北移开始，在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问题上，国共双方进行了两个月的博弈，但蒋介石国民党方面始终掌握话语权，12月10日之前，第三战区指定新四军皖南部队走“东线”到苏南北渡长江，12月10日之后，第三战区奉蒋介石旨意令新四军改道铜陵、繁昌渡江。1941年1月3日，蒋介石亲自下令，只准新四军直接北渡长江。与国民党所处地位相反，皖南新四军总是处于被动适应的局面。开始先根据国民党走东线的规定进行公开走东线秘密走北线的种种准备，当国民党不准走东线，只准走北线后，新四军又判断从铜陵、繁昌北渡长江已不可能，故坚请允许取道苏南北渡，而顾祝同于12月30日“准以一个团取道苏南北渡”。手忙脚乱无所适从的新四军，最后选择了一条最不适宜的南线，一是走南线没有合法的依据，且明显违反了蒋介石走北线的命令，也违反了顾祝同大部走北线，准以一个团走东线的命令；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最害怕的就是新四军向南到其后方游击。蒋介石在1940年12月13日致顾祝同急电中说:“新四军最后计划，必如兄5日电所报，其在黄山、天目山与泾县云岭一带化整为零，在我后方对我游击。故我军对匪必须先妥筹对策，作一网打尽之计，谋定后动为要，切勿轻易动手，反被其所制也。” 二是走南线是向第三战区腹地深入，一旦遇阻，非打不可；三是真打起来，政治上是被动的。但现实太残酷了，12月底和1月初时，新四军领导人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上官云相正在加紧调动部队，向云岭推进，准备完成对新四军军部的包围。军部领导认为，在其包围圈未成之际，立即迅速南下茂林，绕道三溪，经天目山脚下之宁国、郎溪到达溧阳，然后再伺机北渡，应有相当成功几率，所以才做出了冒险走南线的最后决定。

　　综上所述，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走南线北移的决定，是新四军军部决定的，而这个决定已经**中央授权，无需再向**中央请示，当然不存在**中央是否同意的问题。从国民党方面来说，新四军北移所走的路线并不是由国民党方面指定的，事先自然不知道。

　　（作者系宣城市档案局局长，方志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