砺波护：宫崎市定治学的特色

　　原标题：砺波护：宫崎市定治学的特色

　　宫崎市定 资料图宫崎市定（1901—1995）学问的特色，在于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重新对亚洲历史展开整体性把握，并将之置于世界史的发展历程中以确定其历史意义。对历史学家而言，通史研究才是终极目标，而宫崎就为我们留下了《亚洲史概说》（中公文库）、《中国史》（岩波全书）等通史性的杰作。

　　内藤湖南 资料图在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上，宫崎在继承内藤湖南（1866—1934）宋代近世说的基础上，对这一学说做出了部分修正和发展，提出中国历史发展四段论，即：有史以来至东汉晚期为“古代”，从公元220年开始的三国时期到唐末五代为“中世”，从960年开始的北宋到清朝灭亡的1911年辛亥革命为“近世”，中华民国以后为“最近世”，即近代。关于“近世”和“最近世”的分界线，宫崎本人先后也有过一些变动，最初是将西方对中国产生强烈影响的鸦片战争（1840—1842）作为两者之间的分界线的，但后来对其做了修正，将中国“最近世”（近代）的开始时间改成推翻延续两千余年帝制的辛亥革命。

　　前文提到的《中国史》，是宫崎迎来喜寿的晚年写下的一部通史性概说书。虽然是一部概说书，但却是他在深入思考了历史是什么、历史分期是什么这些历史学的终极问题之后，用豪迈的笔致对五千年中国历史展开的叙述。在这部概说性通史问世以前，宫崎就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各个时代的历史，或以史论的形式，或以概说的形式，陆续出版了多种着作。

　　1950年11月初刊的史论《东洋的近世》（教育时代社）单行本，是有关历史分期争论的必读书目。去年即1999年，由我负责编集出版了中公文库本《东洋的近世》。这个文库本，除收录《东洋的近世》单行本外，还收录了《中国近世生业资本的借贷》及《宋代以后的土地所有形态》《明清时期的苏州与轻工业的发展》诸篇，这几篇实际上是《东洋的近世》之所以能够成立的论据。收入文库本《东洋的近世》中的四篇论文，是基于社会经济史观对近世历史特征做出的明快诠释。在《东洋的近世》单行本出版半个世纪以后，将这四篇一并收录，构成了宫崎以宋代以后为近世这一学说的完整论考。关于“中世”，1986年11月为河出书房撰写的《彩版 世界历史》第七卷《大唐帝国》，是对三世纪三国鼎立到十世纪五代十国的中国历史展开的概说，二十年后加上《中国的中世》这个副标题，也列入中公文库系列之中。这次，为了与《东洋的近世》对应，编集了由八篇史论构成的《东洋的古代》。

　　这次收录到《东洋的古代》中的诸文，大致可以分成三组。最初的《中国古代史概论》（1955年初版）和《东洋的古代》（1965年初版）是两篇基于讲演稿完成的论文。第二组是以司马迁的名着《史记》为考察对象的三篇，即《〈史记·货殖列传〉所见物价考》（1954年初版）、《肢体动作与文学》（1965年初版）和《读〈史记·李斯列传〉》（1977年初版）等三篇论文与《〈史记·伯夷列传〉新译》。最后是其在虚龄85岁和90岁，亦即其人生最晚年的时候总结自己的研究历程写下的两篇学术回顾。

　　景气波动史观

　　最初的两篇讲演稿中，第一篇题为《中国古代史概论》，是京都同志社大学在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下主办的“东方文化讲座”的讲义，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宫崎基于世界史的立场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历程做出的简洁明了的概观。虽然只是一种非卖品的单行本，但印制面世以后，马上引起不小的轰动。讲演稿否定了早于春秋战国即东周时期之前的西周的存在，提出了所谓的“西周抹杀论”，这个说法给学界带来了巨大冲击。宫崎大学本科的毕业论文，是围绕南宋灭亡前后北方民族与中国社会交往问题展开的，他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也专攻宋史研究。不久以后，他的兴趣便转向了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年纪轻轻就成为第六高等学校教授与第三高等学校教授，担任的主要课程是“东洋史概说”。然而，当时却找不到一本值得信赖的东洋古代史参考书，于是他只能自己来撰写古代史各领域的论考。到了1933年，他发表了本书第42页中开列的两篇内容厚重的论文，即《古代中国赋税制度》和作为试论的《中国城郭起源异说》，在学界首次提出与古希腊一样中国古代也存在过“都市国家”这一着名论断。

　　首唱“都市国家论”二十年后，宫崎极其简单地用图示表述了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脉络，即从氏族制度，经青铜时代的都市国家、铁器时代的领土国家，到秦汉时发展成为古代帝国这个强大的人类协同体。这个发展体系，就是本书第7页展示的图，而“东方文化讲座”上这场“中国古代史概论”的讲演，就是对这个图表极其简明的阐述。

　　顺便一提的是，具体操办那次“东方文化讲座”的是曾经师事京都大学中国哲学学科小岛佑马教授的同志社大学内田智雄教授，他先后将系列讲稿编集成十四种16开的单行本（1954—1959）。第一种就是小岛佑马的《中国的政治思想》，小岛门下重泽俊郎的《中国古代合理性思维的演变》、木村英一的《中国固有思想中的舍身与祈祷》，以及平冈武夫的《汉字的字形与文化》等也被网罗其中。在历史研究方面，宫崎的这篇《中国古代史概论》之外，安部健夫的《中国人的天下观念》、田村实造的《北亚历史世界的形成》也被一并收录。由于同志社是一所基于基督教教义的大学，因此佐伯好郎的《中国景教衰亡的历史》也被收录其中。

　　1960年8月，宫崎出席了于莫斯科举办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和于斯德哥尔摩举办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会议结束后途经西欧各国回国。当年10月底，他又作为巴黎大学的客座教授前往法国赴任。次年即1961年4月，他在法兰西学院以“中国汉代的都市”为题做了两场报告，披沥了自己“都市国家论”的学术观点。演讲的原文刊登在《通报》第四十八卷，日文论文《汉代的里制与唐代的坊制》（《东洋史研究》第二十一卷第三号）的前半部分，吸纳了这部分内容。5月底，宫崎在巴黎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做了题为“中国易占的发展”的讲座，讲演文稿投寄给了《纪念保罗·戴密微中国学论集》，但这部论集五年后才刊出，而相应的日文论文则未见问世。6月从法国回国后，宫崎在京都只住了四个月，又因受邀为哈佛大学客座教授而赴美，次年夏天才回到国内。

　　在迎来花甲之年的前后，宫崎在法国和美国生活了将近两年。这期间，宫崎通观中国历史，发现从上古以来就存在着类似今天世界上出现的景气波动现象，并认为景气的波动给社会几乎所有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如果站在景气波动这个视角上观察历史，经济也好文化也好，都可以同时纳入视野，甚至历史分期问题也可以从这个视角来加以修正。这个构想的第一次运用，是在为同事吉川幸次郎所着《宋诗概说》写的书评（1963年7月）。这篇书评收进了前面提到的中公文库版《东洋的近世》。

　　1963年11月2日，宫崎在京都的史学会大会上做了题为“东洋的中世”的演讲。演讲的梗概被整理成《六朝隋唐的社会》一文，在次年5月刊行的《历史教育》第十二卷第五期特集《六朝隋唐的制度》上作为首篇正式发表。在这一篇不长的论文中，宫崎用“不景气的时代”“无视人权的时代”和“政局不安的时代”这三个极其明晰的小标题，对东汉至唐末的中国社会做了高度的概括。这篇文章，我在编集宫崎着《中国文明论集》（岩波文库）时将其收录其中。

　　在“东洋的中世”演讲后的半个月，宫崎在东京驹込的东洋文库秋季东洋学讲座上，做了题为“东洋的古代”的演讲。演讲结束后，宫崎补齐讲座时省略的史料出处，写出同名学术论文，两年后在《东洋学报》第四十八卷第二、三期上发表了连载，这就是本书所收录的论文《东洋的古代》。这篇论文从聚落形态的发展到大土地所有形态的形成，再到庶民地位的变动，论点非常丰富，但概括起来主线只有一条，即以景气波动史观来描绘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轨迹。

　　《史记》新论

　　本书收录的第二组论文均为以《史记》为对象展开的讨论，其中发表最早的是《〈史记·货殖列传〉所见物价考》，载于京都大学文学部编《五十周年纪念论集》（1956年11月，京大“以文会”刊）。这部论文集的编集委员会主任正是宫崎本人。

　　在这篇论文中，宫崎对《史记·货殖列传》中记录的西汉武帝时期的物价一览表，给出了全新的解释。关于“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这段记载，一直以来的解释是：马二百蹄，计五十匹；牛蹄角千，计一百六十七头。“马二百蹄”折算为五十匹，这一点没有疑义。但是，“牛蹄角千”折算出来的一百六十七头这个非整数字，总觉得有什么地方错了。在此，宫崎从动物学的分类中找到了答案。马是奇蹄目动物，而牛却是偶蹄目动物。牛有前后四条腿，那么就有八个蹄，加上双角就是十。“牛蹄角千”，正确的理解应是牛一百头。这个崭新的解释，宛如乔治·西默农侦探小说中梅格雷探长解开谜团一样，让人感到惊讶与满足，令人恍然大悟。

　　在此还有个说明。在本书校对过程中，中公文库编辑部的小林久子女史指出第119页第16行中的两处“四百钱”是否是“四千钱”之误。这个意见非常精到。不过，包括第120页的第一表在内，这个数字涉及下文的多处论述，仅修改这一处也无法理顺文义，故这里暂且保持原貌。

　　接下来的一篇《肢体动作与文学——试论〈史记〉的成书》，是作为东洋史学者的宫崎在退休之际向中国语言文学研究室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主编的学术期刊《中国文学报》第二十册（1965年4月）投的稿。这篇论稿基于《史记》的文本，从行文风格上探讨《史记》成书的一个侧面，提出了又一崭新的观点。宫崎仔细体味了《淮阴侯列传》中韩信钻过市井恶少裤裆和《刺客列传》中荆轲追着刺杀秦王的那一段，结合《项羽本纪》中着名的鸿门宴场面中那些反复叙述的现象，认为司马迁对这些场面的叙述，取材于肢体语言丰富的表演场面，并认为与后代的小说《水浒传》有着诸多的相同之处。

　　至于这些故事的表演者及表演场所，宫崎认为虽然不排除各诸侯国的专业优伶在宫廷中表演的可能性，但更大的可能性是民间说唱人在各都市的“市”中表演。古代社会的“市”，不单纯是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也是市民的休憩场所，更是有闲阶层消磨时间的娱乐场所。宫崎这样说道，古时候的人，一个故事往往会反复地说上很多遍，听故事的人也会乐此不疲地听上很多遍，正是在这样的反复听讲过程中，故事的情节才会越来越洗练。对文学而言，民众才是伟大的创造者、充满理解的批评者和宽容心极强的培育者。正是因为司马迁有选择地吸纳了民间说唱故事中的部分内容，与班固的《汉书》相比，《史记》在史实之外又带入说唱人的一些发挥，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如何才能非常有趣地书写历史，这至今都是个令人烦恼的问题。

　　第三篇《读〈史记·李斯列传〉》，刊登在宫崎1956年开始担任会长的东洋史研究会主办的《东洋史研究》第三十五卷第四期（1977年3月）上。这里顺便提一下，直到去世，宫崎都一直担任着东洋史研究会的会长，但加上引注的学术论文，这一篇是最后一篇了。此后，在通史性质的《中国史》（1977—1978）、岩波新书《解读〈史记〉》（1979）、中公新书《谜一般的七支刀——五世纪的东亚与日本》（1983）之外，还写下了难以计数的随笔，异常活跃。然而喜寿以后，一向以强韧自负的宫崎，精力也开始日趋衰耗。

　　这一篇对《史记·李斯列传》做出的详细论考，是对前面介绍的《肢体动作与文学》中提出问题的进一步展开探讨。宫崎指出，《史记》可以视为作为科学的历史学与作为艺术的文学尚未完全分离时期的一种史学尝试。在阐明《史记》的文本问题之后，宫崎进一步对其展开了历史学的探讨。《史记》列传有七十卷，之所以选择《李斯列传》作为分析对象，宫崎说道，首先是因为这篇传记在七十列传中最具中国式作文的节拍和特征，按起、承、转、结四段描述李斯的一生，起伏跌宕，将情节推向高潮。其次，这篇传记也是从战国以前的口耳相传阶段转向基于文书记录撰写史学着作这一过渡时期的作品，兼具口耳相传和文书记录两种性质。但是，《李斯列传》并不是把收集到的各种口传材料和文书记录按年代顺序排列起来那么简单，而是在预先设定的文章结构框架下，按起、承、转、结的节奏，写尽了李斯波澜壮阔的一生，将其视为一部连续剧亦未尝不可。

　　《史记》新译

　　在与《史记》相关的三篇论考之后，收录了《史记·伯夷列传》的最新译本。由于这一篇没有收进《宫崎市定全集》（岩波书店刊）中，因此我在这里对其成文经过多费点笔墨加以说明。

　　1987年4月，中央公论社编辑部的佐藤优，带着他们编辑部编辑出版的井上光贞监译本《日本书纪（上）》（下卷于同年11月刊行）来到京都见我，希望我能怂恿宫崎出来挂帅监译《史记》的七十列传，以便与井上光贞监译的《日本书纪》相呼应。我第一时间向宫崎转达了这个意思。宫崎听说后，考虑到自己刚做完包括新译文在内的《论语新研究》“译解篇”，在古典译着方面有了更大的自信，因此愿意将自己的余生托付给中央公论社的《史记列传》新译这项事业。

　　不过，在译注的体例上，宫崎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设想。已出《日本书纪》的体例是将现代语译文全部排印在前面，然后才是注释和原文；然而关于《史记列传》新译的体例，宫崎提出在《史记列传》各卷的内容排序上，前半部分用新体字上下通栏排现代语译文和相关考证，后半部分用旧体字分上下两栏，上栏排印《史记列传》原文，下栏排传统的日式训读文，并希望我来负责前半部分的现代语翻译，同时负责全书的监译工作。经与佐藤优多次商议，《史记列传》新译本决定分五册出版。不久以后，做出了按这一版式排列的样稿。宫崎亲手执笔了《史记列传》的第一卷《伯夷列传》的现代语翻译、考证，确定原文，并完成了训读文。打印出来并经过宫崎红笔校正的文稿，成了以后各卷译注工作的重要参照。

　　《史记列传》新译工作一直进展到了第十五卷，此时，宫崎因专心于《宫崎市定全集》各卷卷末跋语的撰写，译注工作一时中断。这期间，佐藤优因病亡故，宫崎也年过九十，屡次出现健康问题。《全集》最终顺利出版了，但《史记列传》新译只做到第十八卷《春申君列传》，没有能够有始有终。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原计划列于现代语译文之后的考证一项，并不是所有卷都有，从列传第二到列传第四就没有考证这部分内容。但是，在《孙子吴起列传》的“战国时期的三大战术家”这部分内容中，就设置了两条考证，一条是孙武传中的“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另一条是孙膑传中的“驰逐重射”。宫崎对这两条做了如下考证：

　　虽然我们知道这是一场让四马驾车赛跑赌博的游戏，然而，这样的赛跑是一对一的赛跑呢，还是像今天赛马场那样让马匹一起跑，我们无法知晓。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最后出现的“卒得王千金”一句，这是田忌与齐王一对一赛马，以三比二取胜，最终获得齐王所下千金赌资的意思。那么，这里就要问了，田忌下了多少赌资？如果按赌博的基本规矩，田忌也应该下注千金，但田忌是否有这么多钱却是个疑问。如果跟齐王赛马的人都是零赌资，那么今后愿意参赌的人就会越来越多，齐王一方也会吃不消，所以参赌一方也会下注与自己身份相应的赌资。这样一来，文中的“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一句，就应该把它理解成“王及诸公子赛马，赌资时达千金”。《史记》的这段记载不便于理解，所以在译文中按照这个意思对语序做了调整。

　　铜马车 【视觉中国(000681)、股吧】 资料图这里补充一句，秦始皇陵出土了两组四马驾车的铜马车实物模型，其中一组在昭和六十二年八月开始在大阪天王寺博览会上连续展陈了三个月。中国《诗经》中出现的“四牡有骄”（《硕人》）、“四俪济济”（《载驰》）、“驾彼四骆”（《四牡》）等歌词，咏唱的就是这样由四马牵引的马车。

　　西亚、欧洲其实也曾广泛流行四马牵引的马车，并将之用于竞赛。

　　此后，宫崎又指示要在相应之处配上两幅插图，一幅是含有四马驾车场面的西亚浮雕，一幅就是经修复的秦始皇陵出土铜马车照片。宫崎说到的大阪天王寺博览会，指的是“金龙金马与动物国宝展”，而展出秦始皇陵出土铜马车复制品的，实际上是次年即1987年4月至9月初在奈良举办的“丝绸之路大文明展”，铜车马是其中“丝绸之路·佛教传来之路”这一部分中的特别陈列品。

　　秦始皇陵园的西部，经钻探发现有四处地下陪葬坑，在第二区北侧的一个东西长七米、南北宽两三米的土坑内，出土了两组随葬的铜马车模型。这个地点位于秦始皇陵封土的正西方向，马车面朝西，似乎正从封土侧向西奔驰。靠近封土一侧的被编号为二号马车，二号马车西侧的被编号为一号马车，经修复用于展陈的是四马牵引的二号马车。

　　年轻时曾当过陆军辎重兵的宫崎，对马匹有着丰富的知识，经常将马匹作为话题，强调中国四马驾车的形式起源于西亚。因此，这次在编集《东洋的古代》时，特地将秦始皇陵铜马车发掘现场的照片作为封面的装饰。照片非常清晰，正中是一号马车，一号马车后侧能看到二号马车的一部分。

　　卷末是两篇宫崎自撰的学术回忆录《我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和《中国制度史研究》。其中，曾在《学术月刊》上刊载过的《中国制度史研究》，是与宫崎1989年11月荣获“文化功劳者”名实相副的一篇。

　　最后想提一下的是，一生伴随宫崎的贤内助宫崎松枝夫人，于去年9月5日突然仙逝，享年虚龄94岁。这一天，也正是他们的长女一枝的生日。这之间，不知是什么缘分。

　　2000年1月25日

　　本文节选自《东洋的古代：从都市国家到秦汉帝国》，宫崎市定着，砺波护编，马云超/张学锋/石洋 译，楚尘文化出品，中信出版集团发行，原标题为《砺波护解说<东洋的古代：从都市国家到秦汉帝国>》，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