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考古︱郑嘉励：金华三记

　　原标题：城市考古︱郑嘉励：金华三记

　　今年五月以来，因为金华子城遗址的调查勘探，我得以有机会长住金华。过去，我当然也来过金华，然而走马观花，感触颇多，心得全无。

　　而城市考古不同，我们有机会扎根于子城的几个“点”，兼顾老城区的整个“面”，带着问题，把城市的每个角落，每处古迹走透透。看得多了，自然会有一些额外的想法，不吐不快，于是就有了以下的《金华三记》。

　　一、影子之城

　　近代以来，大中城市，纷纷拆毁旧城墙，改建为环城路。环城西路即原来的西城墙，环城北路即北城墙，以此类推，环城东路即东城墙。杭州和嘉兴，都是这样的。

　　嘉兴城不大，适宜跑圈，早晚锻炼，我绕着环城路跑过几次，对老城墙的轮廓和规模，了如指掌。杭州的老城区大，马路更宽，车辆也多，我不曾绕城跑过。

　　金华的城墙拆除，护城河填平以后，照例也是环城的道路，只是名字不叫环城路。然而，旧城墙的痕迹依然容易辨认，我骑车跑过一圈，知道人民路是原来的北城墙，新华街是城市的西城墙。城墙的四至，即老城区的边界，曾为城市最直观的象征，即便遗迹无存，也绝不至于完全泯灭。

　　由城墙包围起来的城区里头，状况会复杂很多。道路与坊巷，是城市的骨架，相对比较固定。金华老城有所谓“三纵两横”的道路：纵向的，有东市、中市、西市三街；横向的，则有北街、南街两条——城区的主要道路系统，至晚于宋代已经形成，愈是主干道，愈难以根本改变。近现代以来，为了通车，无非只是整体拓宽道路，局部截弯取直，将石板路换成水泥路面，大不了再把“中市街”改换个新潮的名字“胜利街”，如此这般，貌似焕然一新，其实，道路的布局和走向，并无改变。

　　主干道两侧，生长开来的枝枝杈杈的坊巷，命运就难说了。传统社会生产力有限，旧城改造的力度也有限，我们有理由相信，清代的坊巷街道，面貌大概与明朝相去不远。现代社会就不同了，城市大规模改造，老城区推倒重来。未几，高楼大厦、城市广场、封闭式小区，如雨后春笋，拔地而出，若问旧市容市貌，不复见矣。

　　至于街巷两侧的商铺民居，道路中间林立的牌坊，原本就依附于街巷而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最是流动不居。今年赵家庭院，明年是钱家的客栈，昨日孙家酒楼，明日改为李家的当铺。这样的故事，每天上演，简直没法说。即使历史文化名人的故居或祠堂，也是如此。

　　历数金华城最近一千年的历史，南宋吕祖谦应该是本地最孚声望的乡贤大儒。金华后街“一览亭”，本是城市中的登高休憩之所，前几年，因为道路拓宽，迁往异地重建。吕祖谦的故居，就在原“一览亭”附近。南宋初，南渡士大夫通常租住在官府提供的“官屋”或临时安置在寺院内，吕祖谦祖父吕弸中、父亲吕大器就寄居于城内的官屋。吕祖谦生活于兹，讲学于兹。他的讲学影响尤其大，着名的“丽泽书院”，前身正是一览亭的吕祖谦故居，金华后来有“小邹鲁”“婺州学派”等说法，源头均可追溯到这里。据南宋楼钥《攻媿集 东莱吕太史祠堂记》，吕祖谦晚年搬家到城北，但不久去世。南宋开禧三年（1207），在吕祖谦去世二十多年后，婺州官府在一览亭故居建造“吕成公祠”和丽泽书院，作为吕祖谦及其学术的纪念与弘扬之所。

　　按理说，名人书院和祠堂最是城市文脉的象征，后人理当加以妥善保护。然而，丽泽书院、吕祖谦祠偏偏命运多舛。元明时期，书院屡经搬迁，祠堂数度废弃，清代重建的“吕成公祠”已非原先位置，搬迁至今金华市将军路与酒坊巷交叉口附近。今天，金华城内已无任何与吕氏相关的文物史迹。前些年，我一直在武义明招山调查吕祖谦家族墓地，众多南宋学者，我对宽厚、博雅的吕祖谦比较有好感，所以对此耿耿于怀。

　　城市的所有建筑物，当以衙署、文庙、城隍庙，最不容易改变，因为这是城市最核心的公共建筑，象征着政治、文化、信仰的权威。唐宋以来，金华府衙、县衙、府（县）学、府（县）城隍，几乎没有改变。但是，自从清末废除科举制度，文庙改为新式学堂，直到前几年，府学旧址仍为金华某中学的校舍；清帝逊位后，府衙搬离旧址，以示新时代对旧传统的决裂，新世纪城市化浪潮袭来，城市规模持续扩大，现在的金华市政府大楼，索性已经搬离了旧城区；新社会移风易俗，封建迷信打倒在地，金华县城隍庙已经荡然无存，府城隍庙的建筑本体倒还在，不过改变了功能。也许时代发展太快，又有人主张放慢脚步，不妨回头看看，呼吁重建金华府衙、府学，然而，事过境迁，重建的“古迹”也不过是昨日蜕变后留下的躯壳，历史永远无法重来。

　　始建于北宋的万佛塔，位于金华府衙北，是城内的至高点，也是金华最重要的地标，惜于抗战期间拆毁。近年重建的万佛塔，搬离原址，迁建于江滨的赤松门附近。

　　金华，旧称婺州。按照古人“星野”的说法，城市对应着天上的婺女星，故名。在城内对应婺女星的地方，建起了星君楼，供奉婺州“分野之神”宝婺星君，保佑城市平安。星君楼也称“八咏楼”，自南朝以来，几经重建。数千百年，城市面目全非，唯有八咏楼，至今巍然屹立，位置始终未改。这是城市唯一的传奇，冥冥之中，若有宝婺星君的垂佑。

　　一座城市，变化是常态，不变是例外，变与不变之间，总该有规律可循吧——我在金华走街串巷、寻访古迹，经常这样想。或者说，我宁愿相信世界是有规律的，如果沧海桑田、社会变迁，一切随机发生，无因果，无目的，无悲喜，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那么，我的考古工作该是多么令人绝望。

　　二、登楼记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金华，依山傍水，北望北山，南临婺江，三国六朝时期为东阳郡治，唐宋为婺州，明清为金华府。

　　唐代以前的金华城，只是婺江之滨“周长四里”的小城；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吴越国王钱镠割据两浙期间，在小城以外，加筑了一圈“周十里”的大城。

　　大城筑成后，从前的小城，遂称为“子城”。子城的四至边界，今天仍可辨认，也就是今金华城东南部的高阜台地，地势高出周边一截，里头设有历代金华府衙署、学宫、考院等机构。清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占领金华，曾短暂作为“太平天国侍王府”。

　　我骑自行车，绕行子城一周，实测距离1393米左右，远不足“四里”之数；我也曾绕行外城一周，手机上显示的距离，周长似乎又超过了文献记载的“十里”之数。总之，类似的数据出入，在考古调查中经常遇到。

　　高阜台地之上，建有八咏楼，飞檐翘角，巍然挺立，其前身为南朝“辞宗”沈约出任东阳太守时所建的玄畅楼。沈约登楼，作有八首长诗，题为《八咏诗》，情感充沛，十分有名。唐宋因以名楼，遂称“八咏楼”。八咏楼是子城的最高点，登楼临风，俯瞰双溪风光，是婺州名胜。

　　八咏楼，几经重建，但其位置，自唐宋以来未有更改。

　　自不同方向而来的义乌江和武义江，在金华城南燕尾洲附近，汇合为“婺江”，绕城西去，最终注入钱塘江。城南双江合流的景象，雅称“双溪”。

　　《汉书·艺文志》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文人墨客，登楼望远，念天地悠悠，赋诗感怀，是自古以来的传统，譬如王勃之于滕王阁，崔颢之于黄鹤楼，范仲淹之于岳阳楼。南朝以来，八咏楼上，人文风流，诗赋满楼，不在话下。

　　南宋初年，李清照流寓婺州期间，登斯楼也，眼前双溪荡漾，远处阡陌纵横，不禁触景生情，留下《题八咏楼》“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武陵春》“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等名篇。千古传诵的诗篇，现已成为金华当地宝贵的文化财富，套用时髦话，就是“文化名片”。

　　我不止一次登上八咏楼，因为近几十年来婺江的挖沙作业，江面变窄，又加上湖滨公园的景观树日益壮大，阻挡视线。今天在八咏楼上，竟然完全看不到双溪。我每每因此而遗憾——金华最有历史文化内涵的景观，黯然失色。

　　金华因山为城，地势北高南低，高下起伏的山岗，经过平整，又有水泥路面的覆盖，不复山地旧观。但从婺江骑车去城北，几乎全是上坡，一路向北，能逐步逐步地感受到车身的加重。城市考古调查，最理想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

　　城北的明月楼，曾经也是个登高眺远的所在，本来地势就高，又建在北城墙上，简直是全城的制高点，传统社会并无高楼大厦，非但北望北山，南瞰双溪，更能俯瞰全城。风雅君子来此，“与谁同坐，清风明月我”，照例留下众多诗文。

　　如今，当我登临明月楼，置身于钢筋水泥丛林，竟然发现这边的视线，反倒不及八咏楼开阔：向南眺望，我爬到树上，也不见婺江；向北，因为高楼和大树阻挡，一“叶”障目，北山亦全然不见。纵然李白、李清照再世，恐怕也写不出好文字了。

　　北山，即唐杜光庭《洞天福地记》所称“第三十六洞天”的金华山，宋元之交的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合称“北山四先生”。其中的尖峰山，山形奇秀，茕然独立，金华北郊的浙江师范大学，取其意象为“校徽”的标志。尖峰山，作为城市的象征，也是金华人乡愁之所系，据说旧时侨居异乡的金华游子，最怀念的就是此山，当地俗话说“一日不见尖峰山，两眼泪汪汪”。然而，今天的明月楼上，全然不见北山。我跑出城市数里开外，终于得以一睹尖峰山的风采。

　　我对此并没有太多意见，只是觉得在我们的城市建设中，如果涉及依山傍水的风貌，尤其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文化景观的规划，应该合理控制建筑物与植物的高度。2017年，我到过法国南部的尼姆。这座古罗马时期的城市，保留了一座公元一世纪的竞技场。据当地朋友介绍，竞技场高21米，旧城里的新建筑，一律不得高于此。

　　三、泮池

　　站在历史长河中看各种事物，犹如看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或有头有尾，或有始无终的故事。考古发掘工作也不例外，只是讲述一个地方、一个地点兴废沿革的故事。

　　这个发掘地点，是明清金华府文庙正前方的泮池所在，距离金华府衙以西约150米处。府署衙门，占据金华子城相对中心的位置。金华子城，本来是唐代以前的金华城。吴越国王钱镠在子城外加筑了一圈城墙，形成内、外城的结构，外城称“罗城”，内城便是“子城”。

　　登临新万佛塔之巅，俯瞰绿树成荫的金华子城。

　　明朝人开凿泮池，大约发生在明洪武年间或稍晚。据说，宋代的学宫文庙也在附近，但规模不及明清，或许也没有泮池，更不像明清文庙那般制度化，全国各地套用一张“蓝图”，无论发不发掘，我们都能把金华文庙的平面布局猜测到八九不离十。

　　掘地三尺的明朝人，肯定已经挖穿了六朝的地层。根据考古发掘，泮池之下的地层里出土有若干两晋南朝的砖瓦和瓷片，也有少量的唐宋遗物。所以，我常说，城市考古除了“平面找布局”，更要“纵向找沿革”——我们脚下这一块土地的历史沿革。这说明，文庙的地下正是六朝郡治的遗址，唐宋时期人们继续在此工作、生活。然而，明朝人恐怕不会关心这些，他们只是要在大成殿的正前方，挖掘一口半月形的池塘。

　　考古发掘现场，每天面对层出不穷的问题。整体而言，纵向的历史沿革，比横向的平面布局，问题更多、更复杂。拿文庙、衙署建筑格局来说，明清以后高度模式化，全国各地，大同小异；而宋代文庙制度尚未定型，即便是泮池，我们也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依据古礼，天子之学称“辟雍”，四周环水，而诸侯之学“不得观四方，故缺东以南，半天子之学，故曰泮宫”。《礼记》称“天子辟雍，诸侯曰泮宫”，所以，明清以来的泮池，取辟雍的半璧之义，凿为半圆之象。然而，宋代的金华文庙是否开凿有半圆形的泮池，其实，我们无法确定。

　　可以确定的是，在明代人看来，这口池塘非但有儒家经典的依据，更与文庙的风水休戚相关。江南地区的明代墓地，前端通常也开凿有半月形池塘，比如大书画家吴昌硕在老家安吉鄣吴的明代祖坟、今日温州椅子坟都有类似的“风水池”。据说天地之间的“生气”，“乘风而散，界水而止”，会在遇水的地方聚集起来。文庙前端的泮池，造型既与墓地类同，功能亦当近似。我的意思是，今日常见的泮池，绝不只是儒家经典观念的产物，更与宋代以来的世俗风水观念有关（期待有学者就泮池的源流问题做一通贯研究，以纾解我的困惑）。墓地风水只关乎一族一姓的命运，而文庙之于城市风水至关重要，左右一地的文运兴衰。只要条件允许，明朝人一定会把文庙安排在城市的东南方向。金华子城，正是城内东南区域一块规整的台地。

　　在考古工作者看来，这块台地的形成及其拓建过程，是认识金华城市早期历史发展的重点。当然，古人一定不会有类似的问题意识，他们更关心衙署和文庙的风水，保佑本人升官发财，冀望本土的文曲星和进士老爷，多多益善。

　　1905年，满清废除科举，文庙丧失了象征的或现实的功能。民国年间，文庙改建为新式的金华中学。我们在泮池遗址以东发现的校舍遗址，以巨大的条石作台基。不知为何，新式校舍竟然偏离了泮池所在的中轴线，整体叠压在东侧的另一条轴线上。

　　庙学合一的“文庙学宫”，既是祭祀孔子的地方，也是官办的学校，通常设置“左学右庙”两条轴线：庙的主体是大成殿和殿前的东西两庑，供奉先圣先师和先贤先儒；学的主体是明伦堂或讲舍，为学官讲学和生活之所。可以看到，民国校舍的地基下，叠压着三个不同时期的“学宫”道路。年代最晚的道路位于最上层，路面最宽，以块石和石板铺设，甚至砸碎学宫中的碑刻，用以铺路。有一通残碑尚可分辨“乾隆五年”等文字；另一通的碑额上镌刻有“重修明伦堂碑记”字样。

　　根据地层叠压的早晚关系判断，“毁碑铺路”大概发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大规模建设新校舍前夕，易言之，即在科举制度废除后不久。何谓“斯文扫地”？这就是。

　　然而，更大的“斯文扫地”事件，并不发生于晚清民国，而是1975年拆毁大成殿，撬除泮池的石板，并最终填平了这口半月形的池塘。文庙的地面建筑，至此荡然。

　　我们重新挖掘开来的泮池，里头填满了垃圾，煤渣、砖块、玻璃瓶，应有尽有。毕竟距今不远，见证人尚多，在我工作期间，他们来到现场讲故事，绘声绘色地描述当年拆毁、填没泮池的场景，各种细节，多与遗迹现象吻合。比如，泮池周围的栏板拆卸后，铺设了教学楼地下的排水沟。

　　如此掩埋四十年，忽如一夜春风来。如今，“国学”复兴，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正当其时，人们认为，再也不会有比重建文庙更具有象征意义的工程了。因此，我奉命前来工作，考古揭示的泮池遗迹，据说将会成为重建文庙的依据。假以时日，全新的泮池将会重新崛起于文庙前端的这个地点。

　　这就是城市东南区域、方圆两三千平方米的地点，最近六七百年来发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