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张恨水如何编副刊

　　原标题：解玺璋：张恨水如何编副刊

　　张恨水虽以小说名世，但他首先是个报人，其次才是小说家。即使是他的小说，也很少不是先以报纸连载的方式和读者见面的。他一生有三十年（1918—1948年）从事新闻工作，其间曾全面介入报纸的生产过程，不仅是一位采写、编校、管理、发行样样在行的全能报人，也曾在多家报纸、通讯社供职，先后担任过校对、记者、新闻编辑、副刊编辑、主编、总编辑、社长等职务，还独自出资创办过《南京人报》。

　　在张恨水数十年的报人生涯中，做记者的时间并不很长，大约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加入《世界晚报》之后，就以做副刊编辑为主了。这一年的四月，成舍我辞去《益世报》的职务，以该报一次支付的薪水大洋二百元，创办《世界晚报》，邀请张恨水、龚德柏、余秋墨帮忙。他还记得：“起初，我们都是编新闻。副刊叫《夜光》，由余秋墨编辑。”然而，余秋墨只编了一个月，因他另有安排，就把《夜光》交给张恨水了。没想到，这个偶然的决定，竟成就了张恨水报人小说家的两大事业。当然，他是喜欢副刊的，他的气质和知识储备也很适合做副刊编辑，他说：“我虽入新闻界多年了，我还是偏好文艺方面，所以在《世界晚报》所负的责任，倒是我乐于接受的。”因为《世界晚报》日渐为读者所欢迎，销量达到万余份，前景十分看好，民国十四年（1925年）二月十日，成舍我又创办了《世界日报》，副刊《明珠》仍由张恨水主编。以后他在上海创办《立报》，再邀张恨水主编副刊《花果山》。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四月八日，《南京人报》创刊，张恨水自任社长，并兼副刊《南华经》主编。南京沦陷后，张恨水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入川，《新民报》总经理陈铭德及老友张友鸾约请他加盟《新民报》，担任主笔，并兼副刊《最后关头》主编。抗战胜利后，张恨水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春，辗转回到久别的北平，创办《新民报》北平版，任经理并主编副刊《北海》。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十二月，由于报社内部权力之争，张恨水辞去《新民报》所有职务，从而结束了长达三十年的报人以及副刊编辑生涯。

　　成舍我

　　在张恨水主持下，《夜光》《明珠》两大副刊，在内容编排上，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色：首先是诗词的分量很重。这是张恨水的看家本事，他从小深爱诗词，阅读既广，体会亦深，且时有创作，两大副刊都曾发表过不少他的诗作和词作，有应时的新作，也有先前的旧作；有朋友之间的唱和，也有独自的感怀。读者的来稿也很多，但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作为编辑，除了披沙拣金，择优披露之外，他还以复信给读者的方式，写了许多谈诗论词的文章。有一篇《对伯雨君来诗之斟酌》，就是与被称作伯雨君的读者讨论作诗之法的文字。这位伯雨君寄来的诗稿大约非止一篇，张恨水不仅逐一提出自己的见解，而且有具体的修改意见，笔者做报纸副刊编辑近三十年，这样负责任的编辑是很少见的。下面便是他写给伯雨君的复信：

　　大凡以诗咏时事，有两法，一为竹枝词，一为七古。此两种体裁，各以所咏之事，自为斟酌。譬如同一国庆，写提灯会，则宜用竹枝词，写阅兵，则宜用七古也。最近之万县案，实为最大之国耻，诗须一字一泪，一泪一血宣之篇章，方为得体，然非七古，无法安排，一首七律，实不足以尽之也。且七律重对偶，此等事无典可运，无情景可描写，若以议论语为对仗，任何琢磨，不能成规矩。运用外交等语，尤感浅俗。

　　至中秋偶成之七绝，亦多可商。若第一首云：人满天街夜色凉，远逢佳节更思乡。多情应笑团栾月，不入闺房入客房。第一句云天街人满，即不可押凉字韵，且月色，只有青晖，黄昏，无凉热也。第二句，化自每逢佳节倍思亲之句，此等处宜切改，否则永不能文自己出也。三四有意思，唯道不出，而月天下同照，亦无入一房不入一房之事也。若改为团栾却笑当头月，相对孤窗一味凉，或较原句含蓄。第二绝可改云：依栏不觉醉颜酡，记得苏家水调歌。我亦乘风归未得，一樽清酒伴姮娥。原句通宵欢醉是东坡，千载犹传水调歌。与下文不接，而我欲乘风，用苏词原句，亦不妥。且末句，与白云明月吊湘娥之诗，亦有貌似处，只能云平适，意亦未超脱也。

　　我们不必太在意张恨水关于诗的具体意见，这本是见仁见智的一件事。而作为副刊编辑，他对读者、作者的一片赤诚，才是最令人敬重的。他曾这样告白于他的读者：“《明珠》读者，不以仆为不学，常自撰诗词或小品，会赉一得。在仆对影自惭，殊未敢以此自任。然一一置之不理，则人以骄妄相责，获罪相等。无已，姑就所知，略择一二，披露专栏。讨论者，暂以诗词小品为限，其他问答，仍付免费邮筒内。所以别庄谐也。”这一次，他和读者讨论的是如何填词。从铁门幽亭君、象来街陈振森君、东四六条飞白君的来稿中，他发现了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这在编辑是常有的事，有人如我辈也许就放过去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却觉得有拿来说一说的必要。于是，他洋洋千言，讲了学诗学词的三个步骤，即辨声、储材、饰词是也。这种讲解不同于课堂上的高头讲章，一副端庄的面貌，其中多是他的心得体会。他总是为读者考虑得很周到，介绍一些简便易学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他向读者推荐应读之书，甚至提醒人们注意选择书的版本，《白香词谱》就一定要用天虚我生（陈蝶仙）的考订本。

　　给读者复信，是副刊编辑重要的工作内容，在编辑《夜光》《明珠》的数年间，他究竟给多少读者写过复信，恐怕已很难统计。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比如答陈逸飞君的如何学曲，答何真兰女士的小令中如何衬虚字，答幼雅先生的诗如何言其志、抒其怀抱，等等，已不胜枚举。但信中所谈多为旧诗词曲，新文化(300336,股吧)中的诗文就谈得很少。他曾多次表示：“我是旧诗旗帜下的一个信徒，所以我最不爱新诗。”不过，他又声称，自己虽然反对新诗，却并非意气用事，如果“有人出来讨论新旧诗”，他是很愿意奉陪的，而且“很能容纳别人和我谈新诗的文字”。当时，新诗的成绩已很可观，冰心的《繁星》《春水》，郭沫若的《凤凰涅盘》《女神》，汪静之的《蕙的风》，新月派群体和《志摩的诗》，以及李金发的《微雨》等，纷纷在诗坛上现身，无论你喜欢与否，新诗一统天下似乎已成定局，没有再讨论之必要了。但在新诗的一统天下之外，也还有属于另一维度的时空，在那里，生活着一个比新诗群体更加庞大的旧诗词爱好者的群体。他们不仅谈诗词，作诗词，还有许多与诗词有关的文字游戏，比如《夜光》，曾由诗人们轮流设擂，张恨水做擂主，搭一座诗词擂台，就是游戏之一种。另外，征对、集句、联句、诗钟、酒令，等等，也是旧文人喜欢的文字游戏，以前或在书斋、闺房里，或在酒宴会饮时，总之是文人、淑女雅集时的玩意儿，现在则拿到大众媒体上，吸引了更多人的参与。有一次，胡适为张丹翁作了一首旧诗，张恨水看到之后，写了一篇短文，最后说道：“徐志摩诗哲在上海唱老戏，捧坤伶，而这位诗圣又玩旧诗。甚矣哉，新诗界式微也。”这句俏皮话虽然多少让我们嗅出一点酸气，但也说明，旧诗也有旧诗的用途，是新诗代替不了的。

　　张恨水吸引读者的另一手段是谈掌故。清末民初，掌故盛行，报章杂志不设置这类栏目的，几乎没有，张恨水既掌报纸副刊，亦不能免俗。掌故是传统史学的旁脉，昔有瞿兑之为《一士类稿》作序，就以掌故为新的史裁，希望能因此打破传统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通典体的藩篱，“将四者通而为一”。他进而指出：“为救济史裁之拘束，以帮助读史者对于史事之了解，则所谓掌故之学兴焉。”由此可以断定，掌故的兴起首先是由于人们对正史的不满，而以私家着述作为补充；其次，清末文字之禁骤然失效，民国更以言论、着述、出版自由写入《临时约法》，从前闷着不敢说的历史上的所有疑案，这时都成了好事者的谈资；最后，报章杂志的兴盛，也为掌故的发表提供了更多的资源，从而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掌故写作中来。而城市市民读者尤喜掌故，以此为茶余酒后解闷消遣的必备之物，一鳞片羽不胫而走者，不可胜数，很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读史、写史热。

　　张恨水很清楚，报纸副刊这席“大餐”，不能没有掌故这道菜。何况他本人早就对家乘、野史、小说、笔记感兴趣，虽非史家、经学家出身，但旧学的修养还是比较深厚的，且有文言、白话两副笔墨，这些，对掌故写作来说，都是很难得的。故无论是《夜光》《明珠》，还是只做了三个月编辑的《立报》副刊《花果山》，常有他撰写的文史掌故，很为读者所看重。不过，他主持的这些副刊既非专业的文史报刊，又以“三要三不”为办刊宗旨，把自己定位在“柴米油盐酱醋茶”和“书画琴棋诗酒花”这些极小的问题上，不谈大问题，不研究高深的学问，只拣些琐碎的事来说，所以，他笔下的掌故往往也琐屑得近于笑谈，但犹能于剪裁去取之间传达其微言大义，给读者以启发，让善于读书者自己去领会。这样的例子很多，有一篇《萝卜的趣事》，讲居家生活中最常见的萝卜，从萝卜的好处，江南人叫土人参，讲到江西丰城萝卜之大，三国时曹操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一餐饭只吃掉一个萝卜尾巴，随后引出湖北一个知县的绰号，因他非常会刮地皮，人称萝卜刨子。后来张之洞当面问他，何以有这个绰号，他自辩是很俭约的，一件皮袍穿了六七年，故称罗敝袍，老百姓叫顺了嘴，就成了萝卜刨子。一阵胡扯，张之洞居然信了，他也因此保住了头上的官帽。

　　这种写法似乎是《燕山夜话》的先声，只是他写得更加含蓄，几乎没有作者主观的议论，即使有，也是点到为止，看似平易，然而下字却颇有斤两，很耐人寻味。至如涉笔成趣，也每有之，又不矫情，以自然而然出之。有一篇写到石达开翼园匾额，是六个甚属可怪的字：了不得不得了。关于这六个字，民间有许多说法，张恨水基于石达开的性情，认为“石为人本甚旷达，其意当系就园本身故作超脱之言”，最后则落在他“极爱百姓，求之清官中，亦不易得”。另有一篇写李连英的，他既处在慈禧与光绪之间，自是晚清历史上极特殊且极重要的一个人物。文章很短，只有二百个字，写李连英与光绪生隙的最初原由，竟是因李连英在宫内演戏，误伤光绪，由于慈禧求情，才免除了四十皮鞭。“由是李深衔德宗，嗣后母子不和至戊戌，而有二次垂帘事，此辈亦与有力焉。”这类故事看上去荒诞不经，然而，事理的曲折隐微，人性的复杂微妙，在正史中几乎是找不到的。再举一个《秦始皇》的例子，称秦始皇为暴君，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张恨水竟称秦始皇为“呆汉”。他所依据的，恰恰是民间伦理，即所谓谚曰：“儿子好似我，要钱做什么？儿子坏似我，要钱做什么？”由此联想到时人对万里长城的赞美，他认为，专制时代，人君以百姓为草芥蝼蚁、牛马奴隶，“以秦之法，苟欲筑长城，即使三尺孺子下令，不难望其有成，奚必有始皇始成功耶？以此为暴秦之伟业则惑矣”。而且，暴虐万民修筑的长城真的可以挡住胡人吗？“不然，无长城以前，中国未尝亡于胡也，有长城以后，则胡人之为患，固自若矣，长城果安足恃哉？”答案是不言自明的，而更让我们惊叹的，是他深刻地看到了“暴秦之伟业”背后“暴虐万民”的事实，从而启发我们理性看待专制体制创造的奇迹。吴稚晖先生说，上海《申报》陈景寒（署名冷字者）的时评，在衣袋里放三年，拿出来依然可用。至于《夜光》《明珠》上专作《小月旦》的哀梨先生（张恨水），他的文章“虽然不能放在衣袋里三年，大概放在衣袋里三个月，再拿出来用，我敢保险，那是没有时间问题了”。这当然是张恨水的谦辞，我们看他的《秦始皇》一文，几十年后再拿出来用，那也是没有时间问题的啊。

　　张恨水办副刊，其特点之三，是月旦人物。月旦一词，是月旦评的简称。东汉许劭，有品评乡党人物的嗜好，每月更换一个题目，汝南遂有“月旦评”的旧俗，此后“月旦”也就成了品评人物的省称。晋代的王隐说，《尚书》所载“三载考绩”是“官法”，而“月旦”就是“私法”，以区别于官修正史。所以，历来治掌故者未有不月旦人物的。张恨水虽然自称“小月旦”，但他的月旦倒都是“当朝”或下野的大人物，其中不乏孙中山、蒋介石、黎元洪、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吴佩孚、孙传芳、徐树铮、靳云鹗、王克敏、吴稚晖这样有权有枪的实力派，还有康有为、梁启超、章士钊、张竞生、柯绍忞等社会精英，乃至以“好人政府”自命的“北京的一班名流与学者”，一时间都聚集到他的笔下。他“向来是卑之毋甚高论”的，而且在《约法三章》中有过“绝对不批评大人物”的承诺，然而，有时忍不住也不得不站出来说几句。曾经有朋友责怪，“夜光的小月旦，现在慢慢的成了大月旦”。张恨水说：“其然，岂其然乎？”他是接受又不接受。偶然高起来是有的，但并不涉及什么主张和政见，所以，他倒不觉得已经变成大月旦了。不过他表示：“朋友们既然嫌是大月旦，我们以后就越发低下去罢。”

　　其实，张恨水月旦人物，名头看上去都很大，所谈问题都很小，很少涉及他们的主张和政见，“只拣些琐碎的事来说。好像人家吃面包，我们只在桌上去搜集些面包屑”。然而，小也好，低也好，碎也好，只是副刊的定位而已，对张恨水来说，“小虽小，对于社会上多少总有点贡献，不是光说俏皮话而已。有时或也为极小的问题，在这块地盘内，冒渎当局”。不过，在办报过程中，冒犯当局之事或常有，而当局出手干涉却并不常见。民国十六年（1927年）重阳，正赶上京绥京汉两路仗打得很厉害，他观察那时的形势，写了一篇《明年此会知谁健》，“不料警察厅方面以为有些和大元帅（张作霖）开玩笑，检查大样之时，在上面写了一个删字。于是卑之毋甚高论的小月旦，也破天荒来一回扣留”。一年之后他又提起此事，倒有些黯然，说道，他当时并非诅咒张作霖一人，“不料今年今日张作霖居然成了古人，我想起去年此时，真觉一言难尽呢”。

　　关注民生问题是张恨水所办副刊凸显的第四个特点。虽然他主张副刊应该刊登供人消遣的文字，一定要好玩与有趣，但他毕竟生活在一个老百姓不得安宁的时代，中华民国成立已经十几年了，他看到，“这十几年来祸中国者，无非是打仗”。而“战事不息，大局不定，时而倒总统，时而倒内阁，政府无主，四境分据，财政穷竭，百务废弛，分崩离析，国不成国”，倒霉的只能是老百姓。在那些政客、伟人、名流的口中，十几年来，张口“民意”，闭口“民意”，其实并没有人把“民意”放在心上，也不曾在哪件事上尊重过“民意”。报纸既是社会公器，自然要替老百姓主持公道。而且，办报之初，成舍我就决定了要走民营路线，无论何时何地，决不拿政府一分钱津贴，以自给自保，维持公正立场，做社会大众的喉舌。张恨水所办虽是副刊，有时也不能只谈风月，也要兼顾百姓的衣食住行，或为了极小的问题，冒渎当局。

　　因此，为民生问题而批评政府或官员们的文章，在张恨水所办副刊的版面上就占了相当重的分量。他是一个有底层情怀，平民意识的文人，他自己也刚刚从生活的困窘中走出来，所以，秋风起了，他会为那些无钱赎取棉衣的人如何过冬而担忧；春节期间，北京下起了大雪，继而又吹起老北风，他也替做小生意的买卖人而发愁；有妇人到邮局取钱度岁，转瞬间被扒手窃去，他看到了，心大不忍，归家便作短文一篇，批评地方官员和邮局不作为，没有尽到保护顾客的责任，并提醒赴邮局者留心扒手；冬夜归家，坐在车上，雪花扑面，其凉透骨，他转而对在大雪中奔波的车夫深表同情，而当他看到还有人风雪中无家可归卧于人家大门之下，他觉得此人的境遇比车夫更值得同情，并为自己当时没有给他一碗粥钱而深深自责。所以他主张，有时不妨“向下看”。他认为，“向下看”有两大好处，一是警醒自己，不要沦落到那个地步；二是唤起人们的同情心，怜惜穷苦人。这正是张恨水的善良之处，也是他对儒家“忠恕”思想的实践，其核心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他的这些小品文从生活中发掘人性之善，人性之美，使人感到非常亲切，有一种人间的暖意洋溢在其中。

　　张恨水

　　张恨水所办副刊还有一个不能不提及的特点，在这里，许多谈论影剧的杂文随笔都出自他的笔下。他的老家安徽潜山本是着名的戏剧之乡，今日尚存的“弹腔”，即“二黄调”，就发源于此地。而徽班领袖、京剧鼻祖程长庚，其祖籍潜山县河镇程家井，离张恨水家所在地岭头镇亦不到二十公里。他为此而感到十分荣耀，他说：“我有了大老板，较之临邑桐城人士之夸耀张家父子宰相，以及姚方古文正宗，却不相上下。”这应该是他痴迷于戏剧的内因之一，而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和历史文化名城，戏剧演出之活跃，也为他观赏戏剧、研究戏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他作为报纸副刊的编辑，也必须关心戏剧演出。他认识道：“我们要增加读者的兴趣，所以要艺术化；我们要多数人了解，所以要民众化。”而他也有自己必须坚持的原则，他说：“我们向来不捧角。但是伶人艺术本佳者，也不能硬说他坏。我们承认皮簧是一种民众化的艺术，决不用科学的眼光，来抹煞一切。”

　　恰如他所表白的，我们从他的笔下的确很少看到捧角的文字，有一篇《惜李万春》，不知是否绝无仅有。即使这篇，也并非“捧”李万春，而是对李万春未能专习武生表示可惜。当时的热门话题是旧剧改良，《明珠》就不断收到读者关于改良旧剧的稿件，说明好谈此事的人有很多。他认为，旧剧固然需要改良，然而，改良者如果不痛下一番研究功夫，则难免会闹笑话。他曾谈道：“新文学家有主废皮簧去胡琴者，此亦令人笑破肚皮之事也。”这种自以为是、不懂装懂的改革家，在当时并不少见。至于旧剧改良，改什么，不改什么，当年也是有争议的。他就很赞赏齐如山、梅兰芳搞的新编戏《俊袭人》，认为此剧“虽不能十分完善，然而场面移至幕内，戏台上去了上下场门，不摔垫，不用饮场，场上不断人，这都是旧戏极不堪的事，而能免除了”。在他看来，旧剧需要改良之处还有男女不能同台演戏这个陋俗，“中国伶人演戏，不分性别，实为不合人情之事”。他的理想是希望见到男女合作之剧场，他从观看日本剧中得到启发，“觉他人男女合演，有许多便宜之处”。

　　或许因为张恨水是个文人，当他谈到旧剧改良的时候，更多的还是谈剧本情节的合理性，以及唱词、道白是否乖谬不通，词语使用是否适当。在这方面，新编戏同样存在问题，主要为两大类：“一种加许多新名词，令伶人向观众致训词，使人闻之浑身肤栗。一种则风花雪月，堆砌成篇，普通人闻之茫无所知，亦为不通之事。”他觉得，旧剧改良的正途，应该是“要民众化，艺术化并保存中国文化的个性，谋中国音乐的发展，编出一种戏剧来，代替旧戏”。这当然并不容易，齐如山就曾对他言道，《俊袭人》也“不过是一种试验，不是畹华，旁人还办不到呢（指场面通不过）”。

　　看电影在当时属于时新的娱乐活动，故而，“爱看电影的人，现在一天多似一天，爱作影谈的人，也就一天多似一天”。作为报纸副刊的编辑，张恨水自然不敢怠慢，他在《我之所以看电影》一文中写道：“说到我，每星期至少看三张新片子。”因此，他很快就从酷嗜皮黄的“半瓶醋”，变成了酷嗜电影的“半瓶醋”。然而，他这“半瓶醋”，谈的都是很专业的问题，比如剧本问题，导演问题，演员表演问题，摄影和剪辑问题，以及译名问题，说明书问题，乃至上海影评公式化问题，都有所涉及。他不认为看电影只是看个乐子，那时上映的影片以西洋电影最多，看了这些影片，他“得识西洋许多人情风俗”，真“像到过一趟外国”，由此“懂得许多人情世故”。他说：“看电影能看到这一点，那末，那两三毛钱才不算白花，若是只图看滑稽角儿摔一个跟头，好打一个哈哈，那等于到游艺园杂耍场，听说相声了。”他讲到自己喜欢看的影片，不是那种所谓大制作的巨片，而是导演、演员都“正合我意”，而且“摄影奇妙，表演灵活”的影片。他很看重剧本创作，以为“剧本的优劣，几乎就是影片的命脉”，但国产影片往往不能让他满意，他批评国产影片，“十之八九，无非描写男女间的爱情问题。固然，恋爱亦为社会问题之一种。然以中国社会之黑暗，何时何地不可得资料以编制剧本，何以仅仅限于这一点呢”。不过，他在看了许多外国影片之后，与中国戏剧、小说做了一番比较，也有太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

　　中国的戏剧，逃不过落难公子中状元，小姐后花园私定终身。可是我看一看外国影片，也几是一个美女嫁一个好汉，实在无趣。

　　中国人是重文的，所以小说上的小姐，总嫁状元。外国是重武的，所以电影里的小姐总私配好汉。

　　中国的小说，公子调戏人家小姐，理之当然。外国电影里的侠士，调戏人家小姐，可以公然无忌。

　　中国小说里的状元，常常被招驸马。外国电影里的武士，也常常娶公主。

　　中国小说里的侠客，结果是做一个御前带刀侍卫。外国电影里的侠客，也不过想做一个佩剑皇家卫士。

　　中国小说里的侠客，救驾诛叛逆，然后受赏。外国电影里的武士，也是替皇家杀些叛党，然后结婚。

　　中国小说的结局，不外洞房花烛。外国电影结局，不外拥抱着一吻。

　　他于是得出结论：“文艺家迎合一般社会的心理，是这样卑鄙。中外如出一辙，可叹！”而这种情形，又以美国影片最为严重，“十九必出于团圆。看尽之后，每令人兴味索然”。他曾多次在《明珠》撰文，批评团圆弊这种恶趣味。

　　《世界日报》创刊一周年的时候，张友渔（署名友彝）写了一篇《一年来“明珠”的文体》以为纪念。他在文中对一年来《明珠》的表现有一个概括总结：“‘明珠’的灵魂，是他那‘疯狗’的精神。‘明珠’的面貌，是他那‘典丽隽永’的文体。”张友渔最初是张恨水的作者，他一边读书，一边写杂文，“我把稿子寄给张恨水，由他决定用于世界日报的《明珠》，还是世界晚报的《夜光》”。不久，他和马彦祥、胡春冰、朱虚白一起，被《世界日报》聘为特约撰稿人，直接参与两大副刊的编写。张恨水曾说，他“带出来的那一班徒弟，还在那里口没遮拦乱喊”，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他对“疯狗”精神的一种回应；而他对旧时文人头巾气和新文人洋头巾气的批评，似乎正是他“久不开口”之后对“明珠体”之问的一种回答。实际上，在他的主持下，《夜光》《明珠》两刊一直没有放弃“以不失圆润光亮的性质而能使别人爱惜赏玩为度”，这是张恨水所坚持的；但它们又时时面临着“不伦不类”的种种可能，年轻人要改变成法，推翻标准，追求“进步”，也是张恨水不能阻挡的。

　　（本文节选自解玺璋着《张恨水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