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唐人文化自信的底气何在

　　原标题：陈尚君：唐人文化自信的底气何在

　　本文摘自：《中华瑰宝》杂志，作者：陈尚君

　　今年是唐王朝建立1400周年，作为中华历史上国力强盛、文化昌盛最值得骄傲的时代，当然值得隆重纪念。唐王朝之建立过程、延续历史、文化展示、文学繁荣，前人都已有过太多的论述，我认为特别值得讨论的是：唐王朝的文化自信是如何形成的？唐文化为世界文明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我们应该从唐王朝的成功得到哪些启示？

　　隋末大乱，群雄逐鹿，李唐胜出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今人多从隋唐故事了解唐王朝之成立，不太了解唐高祖李渊的母亲和隋炀帝杨广的母亲乃是亲姐妹。隋炀帝在天下已乱之际将北门重镇太原交给表兄李渊，没想到这位年过五十、从无特出成就的表兄，用北防突厥的大军袭取关中，奠定王业。唐王朝的最初几十年的任务，是“与民休息”，对外说是仁政，不说的则是隋代基本建设做得太好了，乃至重劳民力，二世而亡，新王朝坐享其成，还不断说要吸取历史教训，一句感谢都没有。

　　承前启后政通人和

　　唐王朝最大的成功是制度和法律建设。隋唐皆承北魏、北周的旧制，但也在不断完善调整。唐王朝在中央行政运作方面，最大成就是三省制的建立，从而最大程度保证在皇权主导下政府行政行为的合理运转。三省制在唐以前久已实行，但唐代使其完善妥适，高效有序。三省中，中书省主定旨出命，门下省掌封驳审议，尚书省负责贯彻执行，三省互为制约，各负其责。

　　在存留的唐代诏敕文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大赦天下到官员任免，谁起草，谁同意，都逐一有主官签名，方得生效。从文献分析，朝廷重大的政策，不断在调整修订，涉及全局者多以赦书方式颁布，仅涉细节者则以敕令的方式下达。涉及到具体部门落实执行，则有更进一步的细化条流。要求各具体部门将有关此部门之政令，大字书写于显见的白墙上，政务公开，切实执行。其中门下封驳的设置，对具体政令调整或人事任免，都可作明确的反对，避免偏差。

　　当然，最重要的是官员遴择。唐王朝建立不久，就发现有军功的人未必适合担任高官，而适合重要行政职务的官员，则常因年资位阶稍低而不能担任要职。解决的办法，一是将阶、勋、爵、职分开，阶要循资格而进，但低阶也可以担任高职，有功可以赏勋进爵，不一定要给予显要职位。二是特别重视临民而治官员的选拔，玄宗时多次亲自遴选，亲自训诫，亲自送行，以改善吏治，这是开天之治的关键所在。三是承认法治还要依靠人治，改善吏治的关键在制度完善。

　　唐代进入仕途，有荫官、荐举、科举等各种途径，各级官员可以凭自己喜爱推荐官员，中唐后更规定官员到任即可推荐接任者，内举不避亲，当然都可以，但被推荐的官员胜任与否，推荐者必须负连带的责任。唐人常说坐累贬官，就是受被推荐者连累而追究责任的结果。当然，对官员考课考功、加勋晋爵，乃至守孝服忧、夺情起复等，都有完善的制度，宰相以下，谁都不能特殊。

　　唐代法律之完善及实施，在中世纪可以说领先全世界。存世最重要的法典是《唐律疏议》，详尽规定了从刑法到民法的各种细节。在唐代具体实行中，其实不仅是一部法律，而是一系列的法令，包括律、令、格、式等各类法律条文。比方婚姻，规定了什么身份的男女之间可以结婚，什么人不能结婚。虽然士庶不婚的限定，体现士族社会的人际分野，但如若违反，应得到什么惩罚，无不清楚豁然。再如胡商入唐经商，一旦身亡，遗产如何处置，亲属如何认定，财产如何分割，都有具体规定。

　　前些年在宁波天一阁发现的《天圣令》残本，是一部国家各方面制度法规的总结性着作，引起中外学者极大关注。日本早期的国家制度设计，就是拿着唐朝的成功经验，照样移植，日本史上称为律令制国家的成立，其影响持续到幕府统治末期。而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各代法令，也基本沿袭唐代的格局。这是唐代的光荣，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与任何一个王朝一样，唐王朝延续289年，经历了无数次血腥的政变与残酷的政争，一路跌跌撞撞，但又始终有应对的策略与恢复的元气。如果加以归纳，则前期以宫廷政治为主，无论玄武门政变，还是武后独裁，关键是对中枢权力的争夺。神龙、先天之间，这一争夺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玄宗以诸王不出阁的办法化解了危机，但在削弱宗室的同时，带来了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与朝廷党争的新问题。

　　安史之乱的实质，是坐拥军权膨胀的野心家对中央权力的觊觎。乱平的代价，带来一系列的变化。皇帝通过宦官加强对中央与地方的控制，宦官集团与王权成为互生的共同体。中央对地方实力派的讨伐与妥协虽然看起来风起云涌，跌宕起伏，但实质是王权的削弱与地方的分裂。各种力量的相对平衡，维持了乱后150年王朝的延续，一旦平衡打破，某派独大，唐王朝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盛世华章多元并存

　　现在我们仰望唐朝，特别欣赏唐诗之闲雅从容，如果真实地去了解唐朝，就会感受到唐代是一个尚武的时代，是一个胡风浸润一切的时代，也是一个士庶分明的时代。

　　必须知道，北周、隋、唐三代都源出北魏六镇之一的武川镇，其先人都是戍边的武人，沾染胡气，或者本身就是胡人，或者累代与胡人通婚。这就能很好地解释唐文化对于中亚及四边异文化兼收并取的原因。从皇帝以下，无不适应这壮盛疏峻、多元纷呈的文化氛围。胡风不仅影响唐人的服饰与乐舞，也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态度与精神信仰，这就是开放宽容、多元并存的文化精神。唐诗的成就，其实也就是南朝华美与北方俊朗相结合的结果。因为尚武，唐初国力强盛，得以征服四夷，万国来朝，唐太宗也因此得到“天可汗”的美称。

　　对唐代，我们一定要有一基本认识，即李唐王朝有效管理的地区，是在“四夷”以内的地区，而服膺唐王朝之周边各国，则形成更为宏伟的大唐帝国。当然，唐王朝在国力强盛时，四边不敢轻启兵衅，国内有事乃至皇权衰落时，四边也会各有动作。在大多数情况下，唐王朝都远强于周边各政权，不忌惮别样文化之渗透会影响本国文化的变质，更不担心异文化会取代本国文化。以日本来说，奈良、平安时期，无论都城建筑、宗教信仰、诗文写作，乃至治国原则，都以唐为师。低眉拜师，真诚请益，反过来的影响则很有限，故唐人乐于交流，热诚接纳，绝无顾忌。

　　中唐后，胡人军将割据河北，佛道盛行，一部分学者对汉文化之存续有了危机感，因此而有赵匡、啖助、陆淳提倡《春秋》学，有韩愈写《原道》攘斥佛老，直到宋学高扬华夏正统的大旗。唐代之士庶分野，常被许多学者所忽略，多向往唐人诗意的栖息。确实有人诗意生活，这部分人是“生常免租税”的贵族，拥有较多的生活和精神资源，承担国家的主要责任，也创造最灿烂的艺术和文学。但社会之人群，从南北文化、族群文化和家族文化来说，都是变动不居的，唐代也是如此。对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不必过分地厚此轻彼。

　　大唐文化早已远去。今日重温，如尚有可以会心之处，则幸甚。

　　作者简介

　　陈尚君，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