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变焦”:欧美明史研究的新趋势

    来源: 澎湃新闻

      原标题:“大明变焦”:欧美明史研究的新趋势

      2018年5月18-19日,“大明变焦:2018年明史国际研讨会”在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召开。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是海外明史研究重镇,汇聚了诸如卜正民(Timothy Brook)、阮思德(Bruce Rusk)、单国钺(Leo Shin)等多位明史专家,该校毕业的明史研究博士也多在北美高校任教。此次由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明史团队组织并承办的会议是欧美明史学界一大盛事,相关信息在北美明史学会网页上不断更新,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经过筛选,来自哈佛、宾大、康奈尔、加州伯克利、加州洛杉矶、莱顿等诸多欧美高校及研究机构逾40名学者参加会议。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会议在青壮年学者以外,亦邀请数位博士生参会。老中青三代学者在会场内外针对明史研究领域的诸多议题展开热烈讨论,使得此次会议成为管窥欧美明史研究发展趋势的极佳窗口。

      会议伊始,组织人之一,来自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阮思德教授先致引言。他谈到,北美明史学会已经多年没有开过专题会议了,因此此次会议的初衷之一便是尽可能囊括明史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不至于在议题选择方面显得失衡。又关于会议主题“Scaling the Ming”,阮思德做了专门解释。Scale用为名词,指代规模、比例,用为动词,则蕴含丈量、测度之意。因此此次会议的要旨便在于检审不同维度、不同规模的明代国家与社会,看待时人如何理解和度量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不同向度与程度的国家行为或个人举动。而我们作为研究者,则应该不断“变焦”,采取或微观、或宏观的视角来理解明代中国的方方面面。Scaling the Ming作为会议主题是一非常抽象的表达,本文将之译为“大明变焦”其实并不能足够精准的传达英文原题背后的复杂意涵,所幸大多数会议论文皆与会议主题进行了一定的互动,通过了解这些论文的观照课题,读者们应该能够对会议主旨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

      

      会议现场

      本次会议依照主题,将与会论文分为8组,分别关涉:气候与环境、身体与医疗、物质文化、对外关系、地方社会与边疆治理、思想与知识、文本与文学、信息传播与建构。笔者并不打算对所有会议报告做地毯式的铺排,而希望择取会议相关报告,辅以欧美学界近年来出版的明史着作,对欧美明史研究新趋势谈一谈自己的理解。

      晚明之“梦”

      从会议论文的主题可见,与文学、艺术相关的文化史研究仍然是欧美明史学界最为火热的议题。8个会议组中即有4个与之相关。一方面晚明史料的丰富多元使得文化史视角的文献诠释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这也延续了海外欧洲史、美国史学界的学术关怀。与会者从书籍、医疗、艺术与物质文化等角度讨论知识的养成与传播,文化现象的形成,以及地理景观的建构等议题。从文本分析视角讨论晚明文化者有印第安纳大学荣休教授司徒琳(Lynn Struve)。她对晚明“梦”文化的关注别有意趣。司徒琳认为,16世纪中后期至17世纪末是中国“梦”文化发展最为丰富多彩的一段时期。人们如何表达梦境,以及为何有些梦境母题反复出现,这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司徒琳认为对人们关于梦的记录的文本细读是进入这些作者内心的一个极佳视角,这与现在颇为流行的情感史研究甚是契合。与文本分析相关者还有书籍文化的研究。书籍史是近年来欧美明史学界中较为流行的议题,近年来亦出版不少专题着作,如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何予明2013出版的《家与世界:在16至17世纪的雕版印刷物中编辑“皇明”》( Home and the World: Editing the “Glorious Ming” in Wood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戴思哲(Joseph Dennis)所着《帝制中国的地方志编写、出版与阅读,1100-1700》(Writing, Publishing, and Reading Local Gazetteers in Imperial China, 1100-1700),前者还获得了2015年的列文森奖。本次会议中,来自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白健瑞(Sarah Basham)报告了她关于《武备志》的研究。不止于就“书”论“书”,白健瑞更希望通过一部书考察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风气。作者认为,在晚明多数士人无法通过科考获得声名时,一部“畅销书”往往成为士人闻名天下的别样选择。对于茅元仪来说,利用经世学的一套论述在文人士大夫圈中推广一部关乎崇兵尚武的实学着作迎合了晚明知识分子圈子中治边兴国的关怀。以书闻“名”是晚明士子在社会上升渠道愈加收紧以后的常用策略,茅元仪对《武备志》的营销即是此一风潮的典型。

      

      此次会议有数个报告涉及明代的视觉文化,或对木刻版画、文人绘画进行检审,或通过图画分析关注作品背后的文化圈子。典型者如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副教授吴颖慧关于晚明艺术中对身体的视觉呈现的报告。报告人认为在晚明木刻版画中存在着三种表现身体的方式:人像、全景与远景。人像式的表现手法强调人物的面部表达和身体姿态,因之容易凸显图画背后故事中蕴含的戏剧性;全景式表达将相对较小的人物放置在植被景观与建筑群落的背景里,以凸显图画所描绘生活之精致富丽;而在远景模式的呈现里,人物仅得到微小的表现,因此“身体”被浸入到宏大的自然景观中,主要目的是对天人合一进行诗性表达。

      黑死病发源于中国?

      文化史以外,此次会议的报告选题还体现了欧美明史学界另一前沿趋势,环境史。会议第一组“全球气候与地方环境”(Global Climate and Local Environment)便讨论环境议题,充分说明会议对此领域的重视。波特兰州立大学的张海浩 (Desmond Cheung)报告了他关于明代蝗灾管制的研究。因应会议主题,张海浩主要讨论了蝗灾相关的三种“规模”:虫灾本身的规模,治蝗知识的传播规模,以及政府治蝗行动的规模。作者主要利用正史材料如《明史·五行志》,官员奏疏如徐光启的《除蝗疏》以及日用类书中的相关记载,辅以基层社会中关涉刘猛将军信仰的民间文献展开讨论,呈现了一幅明代认识蝗灾、治理蝗灾的图景。此外另有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卜正民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生吴挺志从环境角度看待明朝历史。卜正民在明史领域浸淫数十年,笔耕不辍,被誉为“海外明史研究第一人”。近年来他号召以环境史维度重审明代历史,并于2010年出版《挣扎的帝国·元与明》(The Troubled Empire :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从环境维度重新理解元明两代之间的变化与连续。此次会议报告即是他新近关于明代瘟疫的研究。卜正民的报告中充满了生物学与病理学知识,让在场听众颇难消化。报告认为麦克尼尔40年前的经典着作《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对于疫病在中国传播的解读因为误解文献,结论有误,而作者则在大量借鉴基因理论的相关研究前提下,尝试挑战“欧洲黑死病发源于中国”这一定论。卜正民利用存世文献重构了明代的气候变迁情况,并与疫病爆发史料记载比对,寻找其中的相关性。虽然此研究尚未完全完成,但卜正民以环境史视角重新审视明代历史的野心已为在场学者颇为赞赏。本小组另一位报告人吴挺志(Wu Ting-chih)汇报了他关于明代宁夏屯田与灌溉的相关研究。作者在比照唐代以来宁夏屯田的面积变化程度以后,认为明廷并无法突破生态瓶颈大幅扩大屯田面积。而于地方建设的灌溉系统亦因为恶劣的生态环境和自然灾害需要频繁维护或重修。吴挺志通过检审史籍,发现1500年以前灌溉系统多受旱灾影响,而在1500年以后则常遭洪水冲击受损。环境因素对宁夏灌溉系统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在时人关于粮食生产的变化态度上。1500年以前,明廷仍为了扩大粮食储量不断新开屯田,1500年之后则因持续水患放弃新辟农地。环境变迁和人类活动之间的相关性由此可见一斑。

      吴挺志文章对宁夏土地开发与人地关系的关注其实体现了欧美明史学界对边疆史议题与日俱增的兴趣。此次会议另有宾州州立大学副教授凯瑟琳·巴尔丹扎(Kathlene Baldanza)就中越边境瘴疠问题展开的讨论,同样结合环境和边疆议题。马尔丹扎报告从中越边区的马援崇拜与马援以薏苡治瘴的故事入手,彰显了瘴疠之于明代中越边境形成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如何应对瘴疠是永乐南征过程中需要应对的重要问题,环境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助力本地叛乱,最终导致明军北撤。今天的我们很熟悉“明越相争刺激了越南民族主义的崛起”这样的叙述,但尤有意趣的是,恶劣的环境不仅为明军南征造成了麻烦,也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越南势力的北扩。巴尔丹扎提醒我们有时换一个角度从所谓的“他者”视角看待历史,常常能够得出新鲜的见解。

      明代的边疆与外交

      环境史会议组以外,会议专有两个小组以边疆与外交为小组主题,报告人多关注帝国外交政策和边疆认知,同时也以自下而上的视角观照边地人群如何理解帝国管控。近年来,欧美明史学者不断提倡以跨国别史(transnational history)角度重审明朝中国,将明代放在东亚地缘政治、甚至欧亚大陆比较框架下进行考察。前述巴尔丹扎即于2017出版讨论明代中国与越南边境互动的专着(Ming China and Vietnam: Negotiating Borders in Early Modern Asia),柯盖德大学的鲁大维(David Robinson)亦不断提醒学界关注明代中国的“内亚性”,从制度、文化、社会结构能多方面重审蒙元帝国在明代的遗产。

      关于边疆议题,本次会议中有多篇相关报告,涉及明帝国各个方向的边疆地区。来自加州洛杉矶分校的李善圭(Lee Sunkyu)论文利用一批边防图讨论明廷对帝国北部边境的认知变化。李善圭的报告比较了15与16世纪的边防图绘,认为图绘中地域规模的赢缩反映的是明代对北部边防体系认知的变化。因为边防事务吃紧,明代从将各个防区理解为独立单元,逐步发展到将北部防区理解为一体,即所谓的“九边”。李善圭认为明代边防图中存在的种种变化与明廷在财政与军政层面对北部边区加强的干预同步,这体现了明代对东部欧亚大陆地缘格局的认知变化:从保持着文化层面的优越感理解地区外交,到以较为现实的考量与周边政治体互动。

      相较于李善圭,以及过往学者对明代北部边区的关注,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胡箫白关注明代的西部汉藏边区。不满足于将“羌”仅作为一个族群概念理解,胡箫白此次报告关注明代“羌”这一概念的内涵演变。报告人将“羌”放置在明代汉藏势力互动的历史语境下理解,看待所谓的羌之“汉化”“藏化”究竟承担了何种内涵,以及是在什么历史情境下发生。胡箫白认为明初的“羌”概念经历了从对异域的浪漫想象到具体的地域指代的过渡。而明中后期因为蒙古势力扩张到了青海,引起了明代对西部边疆政策和防御体系的新一轮调整。在这个背景下,“羌”概念指涉的地域与人群亦同时发生改变。胡箫白认为检审“羌”这样一个标签的意涵演化,是理解明代的西部边区认知的极佳窗口。

      

      本文作者胡箫白在作报告

      来自匹兹堡大学的克里斯托弗·鄂可森(Christopher Eirkson)报告典型体现了欧美明史学者将明代中国放置在广大的欧亚语境中进行考察的努力。同样关注明代对长城的营建,鄂可森认为“建墙”不仅仅是明代中国所独有的现象,而在其时欧亚大陆各处广泛存在。鄂可森报告尤其着眼于沙俄帝国的“建墙”之举。从莫斯科大公国时代开始,沙俄帝国不断向南扩张,遂与草原游牧民族发生摩擦。对于欧亚大陆的定居族群来说,建墙,似乎成了诸多政权应对具备高机动性的游牧者为数不多的选择。鄂可森在报告中介绍了沙俄帝国的三轮“建墙”行动及其发生的时代背景和地缘格局,并与明代建造长城相对比,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在报告最后,鄂可森总结道,明代中国在诸多方面都与其他欧亚政权具备可比性。例如正统皇帝被游牧民族掳走并囚禁之事,其实在欧亚大陆西端的奥特曼帝国同样发生过。1402年,奥特曼帝国苏丹巴耶济德一世被帖木儿大军在战争中俘获并囚禁,此一史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奥特曼帝国政体在之后的发展方向。欧美的清史学界这些年在比较帝国史领域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明史学者亦应该迎头赶上,将明代中国放置在更为宏大的框架下进行考虑。

      除却这几篇关注明代边疆的报告以外,本次会议中尚有雪城大学的刘晶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埃洛伊丝·莱特(Eloise Wright)分别报告他们对明代东北海疆以及大理地区的研究,讨论了地方卫所军官在动荡的地缘政治中的辗转腾挪以及帝国知识体系对边地景观文化的重构。边疆议题可谓是欧美明史学界方兴未艾的领域。

      明代的外交专题同样是本次会议的一大热点。与会学者讨论了明朝与东北亚地区、以及南洋诸多政权的互动。而在这些讨论中,尤其可以看出跨国别史(transnational history)对于欧美明史学界的影响。学者们不仅仅从明代的角度理解大国外交,也广泛运用域外史料看外交对象们是如何认识与明代的互动的。前揭凯瑟琳·巴尔丹扎即运用越南文献讨论瘴疠对明、越双方政权扩张的影响,来自哈佛大学的赵一秀(Ilsoo Cho)报告讨论了朝鲜在明朝与满清对抗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报告人认为,过去对于壬辰战争以后的中朝关系,学者们往往强调朝鲜的“事大”忠诚以及双边关系的积极健康。学界一贯的表述是因为壬辰战争中明朝的大力支援,朝鲜避免了惨遭灭国的命运。因此朝鲜在明对满清的作战过程中,与明结盟,从东边向满清施加压力。但赵一秀在检审了一系列朝鲜史料,尤其是李朝实录和《承政院日记》以后,提出不同看法。报告人认为李朝实录中对朝鲜忠诚形象的描绘实际是一种事后的建构,是在仁祖去世以后对他形象的重新书写。而在《承政院日记》,一部更为贴近当时历史的文献中,则充满了朝鲜宫廷中关于置身事外,尽力避免卷入明-满清战争的讨论。朝鲜态度的转变一则来自明廷出使太监的疯狂索贿,引得朝鲜朝野上下非常反感;二来由于大量的战争流民进入朝鲜疆域,使得朝方疲于应付。从西边不断传来的消息让朝鲜宫廷慢慢接受明廷气数已尽的事实,因此也在暗中不断与满人交往。赵一秀报告引用多条史料展现朝鲜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与满清的多元互动,从朝鲜的角度看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加深了我们对明代外交史的认识。近年来将明代中国放置在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下,使用多语言文字进行考察蔚然成风。南密西西比大学的军事史家石康(Kenneth Swope)即有《龙头蛇尾:明帝国和第一次东亚战争》(A Dragon’s Head and A Serpent’s Tail: Ming China and the First Great East Asian War)从明、朝、日三个角度审视此次会战。该书不仅仅是英文学界对此一地缘动荡的首次系统研究,更以东亚史事参与进了全球军事史比较研究的对话当中,是此一领域的代表性作品。

      本次会议本邀请了荷兰莱顿大学教授宋汉理(Harriet Zurndorfer)做主题演讲,重审明代与葡萄牙在16世纪的交往互动,惜宋教授因事未能前往。因此由卜正民教授代替,发表了从佛教维度考察永乐时期的明朝帝国外交的主题演讲。值得一提的是,会议为了让学术讨论走出象牙塔,多与公共听众接触,特将一个艺术史会议组(Large within Small: Landscape, Garden, Rock, Flower)以及主题演讲安排在温哥华中国城的中山公园(Dr. Sun Yat-Sen Classical Chinese Garden)内。会议组织方如此用心,在紧张的议程中安排了小型参访活动,这在海外学术会议中并不多见。

      卜正民的主题演讲与其写作一样引人入胜,他从一个关于锡兰(今斯里兰卡)佛牙的故事开始,以郑和卷入南洋的政治纷争为引子,讲述他对明初帝国的认识。卜正民认为郑和在数次下南洋过程中与锡兰政权频繁互动,主要目的是获得当地保存的释迦牟尼佛牙,而这背后则是永乐皇帝希冀以圣物证明自身政治合法性的诉求。在这一部分的讨论中,卜正民带领大家阅读了至今树立在斯里兰卡加勒港的郑和碑。该碑于1911年由英国工程师亨瑞·托玛林(Henry Tomalin)发现,碑上刻有汉文、泰米尔文及波斯文三种文字的碑记,而三种文字的表述的内容又有所不同。至于为何选取这三种文字,碑记的内容为何不同,立碑的位置有何讲究,卜正民与在场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将这颗佛牙的故事联系永乐对藏传佛教势力的赞助,卜正民希望大家重新反思元明连续性的问题,明代宫廷如何继承了蒙元遗产,又如何、以及从何时开始对其进行改造与内化,明帝国与同样活跃在南洋的葡萄牙人、甚至之后的英国人在何种程度上具备可比性,明帝国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帝国,这都是在场学者激烈讨论后意犹未尽的话题。

      

      数位人文与明史研究

      数位人文在今天的欧美学界炙手可热,这一股风潮也影响到了明史学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简称“马普所”)在数位人文方面发展迅猛,已然成为学界重镇。众多欧美明史学者在马普所或攻读博士后,或进行短期访学,以数位人文的方法进行明史研究,已然取得丰硕成果。如威斯康辛麦迪逊分校的戴思哲(Joseph Dennis)利用马普所搭建的地方志数据库(LoGart)进行了明代知识生产与书籍流通的研究。通过从大量数位化的地方志中以关键词形式检索相关信息并搭建数据库(corpus building),并利用数据库进行大数据(metadata)的信息发掘(data mining)、标签(data tagging)、分类(data categorization)、或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戴思哲意图对明代的知识版图做一全方位的呈现,并利用社交网络分析手段(network analysis)对各地官学和书院在信息流通层面的意义进行全面检审。又如马普所博士后,毕业于耶鲁大学的长谷川正人(Masato Hasegawa)在马普所进行明-朝鲜边区社会的研究。长谷川关心技术、动物及自然环境对17世纪上半叶明-朝边境地方社会的影响,他广泛利用GIS技术,自下而上,以数位人文视角关注明朝关系史,对相关领域的推进做出了长足的贡献。此外尚有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费丝言教授正于马普所进行为期八个月的访学,费教授在出版明代南京相关着述以后,将学术兴趣转移到边疆史,现在正在进行与万历三大征前后的人口掳掠问题相关的研究。而此次会议中,马普所科学史部主任薛凤(Dagmar Sch fer)的报告关注明代地方志中的“匠”。匠户是明代户籍系统中的重要一类,承担多类型的徭役。但是朝廷与各地官员是如何理解种种匠人的?薛凤本报告尤其关注地方志中对“匠”的分类标准与背后的原因。利用数位人文技术,薛凤对明代地方志中记载的匠人信息做了大数据的处理,从而得以对明代的匠户系统做细致考察。马普所现已成为欧洲中国史研究及交流的重镇,相关研究成果及动态值得国内学者关注。

      会议在报告之外,现场听众与讲者互动过程中的诸多提问与应答颇有启发意义,点评人的质询则更是引人深思。如单国钺(Leo Shin)在担任多个会议组评议人时问道,在讨论诸如女性、边疆等议题时,“明代”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有价值的分析单元。而在环境史、科技史的相关讨论中,史料与现代科学结论应该如何搭配使用,历史研究的意义又在何处。在面对蒙古史视野下的元史研究,新清史视角中的清史研究,学者应该如何从“断裂”和“连续”的角度理解明代?以及重审明代在欧亚大陆世界中的角色?数位人文、历史人类学、历史语文学这些新兴研究方法应该如何应用在明史研究中,而在应用时又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些都是学界应该进一步思考与讨论的问题。

      

      “大明变焦:2018年明史国际研讨会”会议标志着欧美明史学界的研究前沿,笔者进行选择性的介绍,主要目的是管中窥豹,希望由此看到海外学界的学术关注和兴趣所在。在2018年三月于华盛顿举办的美国亚洲学会年会(AAS Annual Conference)上,明史学会进行了换届,并增选理事,并决定定期举办明史研究的线上研讨会(digital seminar),吸引全球明史学者参与。笔者亦新近当选明史学会的学生理事,将在近期上线美国明史学会的微信公众号,介绍学人及相关学讯,希望以此推进海内外学界的交流和互动。此次会议上较少有来自大陆高校的学者参与,希望日后能在海外会议中多多听到国内学者的声音,见到有意义的争鸣。如此,海内外学界积极而有价值的对话才能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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