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骞：周作人哀怨刻骨的狱中生活

　　原标题：汪兆骞：周作人哀怨刻骨的狱中生活

　　1945年12月6日，一队军警包围了八道湾十一号周宅。冲进周宅大院的军警，将枪口对准消瘦脸上有着毛刷式胡子的院主人周作人时，他那两片紧咬的嘴唇嗫嚅着：“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个样子。”经过一番搜查之后，周作人就被军警押走了，迈出大门时，院里传出他的妻子信子撕心裂肺的惨叫……

　　原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命军统局局长戴笠，以伪华北财务总署督办汪时璟的名义，设宴诱捕伪临时政府众重要官员。偏偏周作人因小孙女美知患“一种流行感冒”（见周作人12月5日日记），未能出席宴会，故派军警进宅缉拿。

　　后来周作人说，入宅逮捕他的军警，在查抄其家时，顺手偷走了一块刻有“圣清宗室盛昱”六字的田黄石印章，还有一块Movado牌手表。12月9日，华北大汉奸王克敏被捕，后在狱中自杀。周作人被捕后，关进了北平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八道湾十一号大门从此紧紧关闭，“苦雨斋”在严寒的冬季凄凉地落幕了……

　　1946年7月，周作人被控以汉奸罪名带上法庭。

　　一

　　关于北平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一八二·监狱生活》一文中，这样写道：

　　在北京的炮局是归中统的特务管理的，诸事要严格一点，各人编一个号码，晚上要分房按号点呼，年过六十的云予优待，聚居东西大监，特许用火炉取暖，但煤需自己购备，吃饭六人一桌，本来有菜两钵，亦特予倍给……

　　有关资料说，监狱规定每月可探监一次，送钱一回。比起每次送中储券二十万元的阔主，已败落的周作人家，每月仅能送来区区五千元，为同监之最少者。当时北平用的中储券，每百元合华北联合券十八元。周作人作为伪国府委员时，每月只拿二千中储券，他曾与过去的学生，现在的同僚沈启无诉说待遇太低。南京开会时，他向大汉奸陈公博反映，后经伪华北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同意，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委会委员，所领由三百六十元华北联合券，涨到二千元。

　　关于沈启无，似须多说几句。沈原是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学生。在《周作人书信》中，俞平伯、废名及沈启无皆为主要收信人。在沈启无编《近代散文钞》时，周作人还为之写序，关系当属密切。日本人占领北平后，沈启无更是不离周作人左右，周作人下水出任北平伪督办，后又被黜，再重任伪国府委员及华北政委会委员，都与沈启无出大力有关。抑或说，在甘心当汉奸这条泥泞路上，师生二人是狼狈为奸的。自古文人大凡当了官僚，多被彻底官僚化，特别是当了汉奸、异族侵略者的奴才，彻底“堕入深渊”之后，其灵魂就再难干净。沈启无费了大劲儿把老师扶上了“周督办”和华北政委会委员之后，老师却仅以北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兼北大图书馆主任回报，并未让他登上心仪已久的教署秘书长或北大文学院院长的位置，心里便生出不满。

　　后来，沈启无想当《艺文杂志》与《文学集刊》两个刊物的主编，与也想把持这两个期刊的人发生矛盾冲突，于是又向老师周作人求援，只要他表个态，对手即可知趣而退，但老师非但没有助他一臂之力，却着实批评教训了他一顿。翻阅周作人日记，对此事有这样的记述：

　　启无来，至十时才去，哓哓论刊物事……虚浮之事无益徒有损，惨言之亦不能了解也。

　　这回，沈启无对周作人不仅不满，而且心怀怨怼，化名“童驼”，着文说“《艺文杂志》代表老作家，《文学集刊》代表青年作家”，搬弄是非，挑拨离间。

　　1943年4月，已不是在职的教育督办的周作人应汪精卫之邀，以文人清客的身份，在长子丰一及弟子沈启无的陪同下，做了一次“江南之行”。到南京座谈、讲演之余，还到苏州游览，兴致不错，遂分别赋诗四首：

　　多谢石家豆腐羹，得尝南味慰离情。

　　吾乡亦有姒家菜，禹庙开时归未成。

　　我是山中老比丘，偶来城市作勾留。

　　忽闻一声擘破玉，浸对明灯搔白头。

　　生小东南学放牛，水边林下任嬉游。

　　廿年关在书房里，欲看山光不自由。

　　河水阴寒酒味酸，乡居况味不胜言。

　　开门偶共邻翁话，窥见庵中黑一团。

　　已当汉奸的周作人，一直混迹官场，仰日本人鼻息，失却独立人格，苟活而已，哪里还有诗情。此次稍有闲情，触景生情，乘兴信口咏出几首小诗，却也较真实地吐露出自己尴尬的人生况味。身陷泥潭，行动不得自由，思想失去自主，附逆的精神阴影无时无刻不盘踞心头，使其备受煎熬。他将三、四两首诗，书赠给当地的两个汉奸警察署长，其举意味深长。

　　周作人在南京期间，到中央大学讲演两次，一为《学问之用》，一为《人的文学之根源》，后改为《中国文坛上的两种感想》发表。到南方大学讲《整个的中国文学》，其多次演讲及着文都是宣传他的“儒家文化中心论”的。老实说，周作人岂能不知道“儒家文化中心论”与日本鼓吹的日本大和文化为中心的论调是相抵牾的，他执意要宣传“儒家文化中心论”，这是需要勇气的，不忘祖宗的文化道统，让我们看到作为中国文人的周作人精神的另一面。

　　果然，周作人大讲“儒家文化中心论”，遭到日本军方和日本反动作家片冈铁兵等人的攻讦。1943年8月，周作人并未参加的在东京召开的第二届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上，片冈铁兵发表了题为“中国文学之确立”的演说，指出“余在此指出之敌人……即目前正在和平地区内蠢动之反动的文坛老作家”，“以有力的文学家资格站立于中国文坛”，“以极度消极的反动思想之表现与动作”，破坏“建设大东亚之理想”。

　　周作人是后来从胡兰成发表在《中国周报》上的《周作人与路易士》一文中，发现片冈铁兵在第二届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上对自己的攻击言论的。周作人“绍兴师爷”的老辣手段被激活了，他轻而易举地收拾了向日本提供自己演讲资料的内奸沈启无，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将沈启无逐出教门，说：“沈扬即沈启无，系鄙人旧日受业弟子，相从有年，近来言动不逊，肆行攻击。应声明破门，断绝一切公私关系。”断然破门，逐出弟子沈启无，让人自然想起周作人当年“谢本师”一幕。

　　除掉内奸之后，周作人并不直接与片冈铁兵交锋，而是修书一封，直接给他的上司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事务局长久米正雄，要求攻击“反动的文坛老作家”者片冈铁兵“以男子汉的态度率直的答复”。接着说：“如若所谓反动派老作家确实是鄙人，则鄙人当洁身引退，不再参加中国之文学协会，对于贵会之交际亦当表示谨慎。”

　　周作人，原本一介书生，虽参伪政为期不长，但审时度势的能力并不差，他见到战争中日本人由攻势转入守势，已成强弩之末，为稳定局面，日本人尤其需要他这种人，故以辞官相威胁。为把事弄大，他将致久米正雄的信，同时发表在《中华日报》上，果然轰动一时，震动了日伪政权。不久，《新中国》报发表了社论《所望于批评者》：

　　周先生在中国文坛素负重望，其言行笃实，尤为人所敬重。对于中日文化沟通工作，亦曾尽极大贡献。今若因此误会而萌生消极引退之念，不仅为中国文坛之一大损失，且亦势必影响中日文化沟通工作之前途……亲善合作的实现，必以互相尊重的精神为基础……

　　社论支持周作人之反击，其也妙在话中有话，表达了对日本侵略者的微词。兔死狐悲，也附逆的陶晶孙，在《新申报》上，发表《关于大东亚文学者》，要求“失言者把他的失言及早取消”，以声援周作人。在一片声援周作人声讨片冈铁兵的声浪中，日本舆论也公共表态，日文《大陆新报》于4月19日发表《文化直言》，也批评片冈铁兵“过激言论”，“至为不负责任”，指出其“仅一知半解之徒的浅薄行为”，“深感遗憾”。

　　各种对周作人的声援，对片冈铁兵的声讨，舆论重压，不能不引起日本军方的重视，在其默许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压力下，片冈铁兵不得不写长信，承认自己有“偏激之词”，并向周作人“深表歉意”。日本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等，也批评片冈铁兵“失言”，并表示愿与“东亚文坛之权威”周作文“合作”。对此，周作人的抗争最终取得了“好结果”。

　　二

　　1946年5月26日，在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关了半年的周作人等，被带上飞机，押解到南京受审。在这之前一个多月，汪伪“第一夫人”，伪中央监察委员，大汉奸陈璧君接受公审。陈璧君于1912年与汪精卫结婚后，一直追随汪进行政治活动。并曾助汪投敌，成为汉奸之魁首。陈于1945年8月22日，被军统于广州拘捕，与汉奸褚民谊等押往南京囚禁。公审时，法庭以五项罪状，宣判处以其无期徒刑，终身监禁，在苏州看守所执行。

　　周作人等十四人押往南京前，《申报》这样报道：

　　巨奸王荫泰等十四人，昨由平解京审理，古城观者如堵，呼骂声不绝……群奸今晨五时被检查血压时，方知解京受审，乃慌忙写下“遗书”，招致家人，语多劝家人勿忧，而有恋恋不舍之意……周作人光着头，衣着最为陈旧……上车前记者逐一问感想……周作人说：“我始终等待被捕，无感想。”周瘦得多了，态度仍很“冷淡”……上机前逐一衡量体重……书生周作人最轻，五十二公斤。每人许携物十五公斤，大多为衣被书籍及针线，周携其自着《谈龙集》……

　　钱理群之《周作人传》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

　　据说他在飞机上曾将旧作一首抄示于人（也许是应对方之请吧），这是1942年所作：“年年乞巧徒成拙，乌鹊填桥事大难。犹是世尊悲悯意，不如布井闹盂兰。”这算不算他对自己在日伪时期的种种作为的一个历史的反思、总结呢？可能也是入狱这一段时间他思考得最多的问题吧？还有说他在押解途中还写有诗两首，其一曰：“羼提未足檀施薄，日暮途穷究可哀。誓愿不随形寿尽，但凭一苇渡江来。”其二曰：“东望浙江白日斜，故园虽好已无家。贪痴灭尽余嗔在，卖却黄牛入若耶。”既自叹“日暮途穷”，又感慨“故园虽好已无家”，这凄凉、惆怅自是周作人的，但却联想起千年多前“一苇渡江”的达摩，是不是也决心“面壁十年”呢？那么，周作人仍然是于消极中有积极的。

　　《庄子·秋水》有：“庄子与惠王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王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周作人总是将自己的灵魂紧紧地包裹住，我们很难透彻地了解他，比如他在《两个鬼的文章》中，宣布自己与陈独秀、钱玄同诸人，是同一“方向”的，而就在他当了伪督办，做了政客以后，他又是怎样积极鼓吹，要以“儒家人本主义”为“大东亚主义”的“中心思想”，以“抵抗共产主义”来着。他心中一直有“两个鬼”争斗纠缠，一直在“学者文人”与“政治官僚”间角色转换，谁也猜不透他到底想些什么，要干些什么。

　　押到南京之后，南京高等法院即对周作人提出起诉，其列举罪证如下：

　　其任伪职期间，聘用日人为教授，遵照其政府侵略计划实施奴化教育，推行伪令，编修伪教科书，作利敌之文化政策，成立青少年团，以学生为组织训练对象，泯灭青年拥护中央抗敌国策，启发其亲日思想，造成敌伪基要干部。又如助敌人调查研究华北资源，便利其开掘矿产，搜集物资，以供其军需。又如促进沟通中日文化及发行有利敌伪宣传报纸，前者为文字宣传达其与敌伪亲善之目的，遂行近卫三原则之计划，后者希图淆惑之心，沮丧士气，削弱同盟国家作战力量……

　　周作人被允许写“自白书”，对起诉书做出下列辩护：

　　初拟卖文为生，嗣因环境恶劣，于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在家遇刺，幸未致命，从此大受威胁……以汤尔和再三怂恿，始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以为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参加伪组织之动机完全在于维持教育，抵抗奴化……

　　读者读周作人之自我辩护，会发现，面对政府的指控，深谙“绍兴师爷”真传的周作人，实际上在巧妙地做无罪辩护。对自己的附逆罪行，完全不认账。

　　周作人

　　三

　　1946年7月19日，南京高等法院对周作人附逆案，进行了第一次公开审理，审理详情不得而知，但第二天的《申报》上，刊发了中央社的相关报道，可窥见公审的大概情形。标题为“京高院公审周逆作人供词支吾无确证”，该文曰：

　　周逆作人十九日晨十时，在首都高院受审，历时两旬钟，以证据尚在调查，庭谕定八月九日再审。周逆昔日小有文名，今日旁听席上，特多男女青年。审讯前段，被告答复从逆前之经历，颇以二十年北大文科教授之任自傲。述其附逆动机，狡称，旨在“维持教育，抵抗奴化”。庭长当斥以身为人师，岂可失节。周逆答辩谓：“头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这样三四等的人，不出来勉为其难，不致让五六等的坏人，愈弄愈糟。”并称，二十六年，留平不去，系因年迈，奉北大校长蒋梦麟之嘱为“留平四教授”之一，照料北大者，惟对其（一九）三八年之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以及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华北综合研究所副理事长，伪新民会委员，伪华北新报社理事等职，则期期艾艾，对答之间颇感尴尬，但仍东拉西扯，以二十八年元旦之被刺，“中国中心思想问题”论战，以及胜利后朱校长家骅之华北观感等，作为渠有利抗战之证据，庭上当谕以证据颇确凿有力，当谕以为便收集，特宽限三星期再行公审，周逆乃于汗流浃背下狼狈还押。

　　公审周作人，惩治汉奸，天经地义，但由于他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影响，这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一方面从理智上能够识其叛国本质而无情批判他，一方面在感情上又生出同情和痛惜。

　　的确，周作人背叛民族，当了令人不齿的汉奸，查之有据，已被坐实，罪不可赦，遭到谴责批判，罪有应得。但是“他确在新文学上尽过很大力量”，没有周作人的新文学史，就有些黯然。

　　茅盾先生在周作人被公审后不久，有《周作人的“知惭愧”》一文，发表在《萌芽》一卷三期上。文章说：

　　周作人一向是个人主义者，他解释中国历史是唐以后便走上了衰败的路，他看不起也不相信新生的力量，因此，在他心中和“优秀有为”的日本民族“亲善”而“筑立东亚的新秩序”不是什么可以“惭愧”的事情。他所引为“惭愧”的，恐怕倒是今天他顶着汉奸帽子，对簿公堂而又怕死，不得不违反“本心”胡说一顿：做汉奸其实也是“曲线救国”云云。

　　周作人真正把灵魂卖给魔鬼，事例颇多，此简举几例。

　　1941年，周作人与钱稻孙等汉奸一行到东京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先到皇宫“晋宫问候，询问陛下康强”，然后又“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1941年4月15日《庸报》报道）。第二天又去横须贺海军病院慰问日本海军伤病人员，同时捐赠五百元……

　　1941年7月17日，周作人到北平伪中央广播电台去讲话，云“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的唯一的途径”。其时，正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百姓大搞所谓的“治安强化运动”，灭绝人性地烧、杀、抢、掠，嗜血杀戮，制造无人区，实行三光政策。

　　1942年5月2日，周作人又作为汪精卫的随员，赴伪满访问，庆祝“满洲帝国”建国十周年。周作人在日记中记有“随主席进宫谒见……在嘉乐殿筵席”。

　　是年10月，周作人又赶往南京，为汪精卫祝寿，遍见“立法院院长”陈公博、“考试院院长”江亢虎、“监察院院长”梁鸿志……周作人备受礼遇厚待……

　　此时的周作人，哪里还有民族尊严，哪里还有人格自尊，哪里还有文人的操守和灵魂？曾经嘲讽左翼作家“把灵魂献给上帝”的周作人，如今却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这真是绝妙的讽刺和宿命。

　　曾经的新文化(300336,股吧)运动主将，身边曾有大批追随者的周作人被公审，总会有人为恩师说话，这很正常。如曾赠撰联“微言欣其知之为诲，道心恻于人不胜天”给老师周作人，又被周作人视为“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人”的废名，就站出来为其说话，在他写的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里，明明白白地加了一句：“知堂老简直是第一个爱国的人。”对此，废名振振有词曰：“知堂老一生最不屑为的是一个‘俗’字，他不跟我们一起逃了，他真有高士洗耳的精神，他要躲入他的理智的深山”，“他只注重事功（这或者是他的错误！），故他不喜欢说天下后世，倒是求有益于国家民族”。真是高师出高徒，废名的这番话，与周作人在法庭上的自辩，如出一辙。

　　从《胡适来往书信集》中，有一封俞平伯就周作人致胡适的一封信，其中有请求胡适出面为周作人说情的文字：

　　夫国家纲纪不可以不明，士民气节不可以不重，而人才亦不可不惜……以六旬之高年身幽缧绁，恐不能支，其可虑一也。名为显宦，实犹书生，声气罕通，交游寡援，将来宣判未必有利，其可虑二也。左翼作家久嫉苦茶，今日更当有词可藉，而诸文士亦以知堂之名高而降敌也，复群起而攻之，虽人情之常态，而受者难堪，其可虑三也。在昔日为北平教育界挡箭之牌，而今日翻成清议集矢之的，窃私心痛之……

　　俞平伯乃周作人之另一高足，其为老师减刑而请当时思想文化界重要人物胡适帮忙，其心情也可以理解，但胡适对事关周作人投敌变节这等重要问题，是不能不谨慎的，他没有去为周作人的附逆辩解。

　　南京高等法院经过三次公开审讯，于11月做出了如下判决：“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民权十年。”

　　周作人不服，以曾力推“儒家文化中心论”受到片冈铁兵攻击，“扫荡反动老作家”为据，要求最高法院复判。

　　1947年12月19日，南京最高法院做出最终判决：

　　查声请人所着之《中国的思想问题》，考其内容，原属我国国有之中心思想。但声请人身任伪职，与敌人立于同一阵线，主张全面和平，反对抗战国策，此种论文虽难证明为贡献敌人统治我国之意见，要亦系代表在敌人压迫下伪政府所发之呼声，自不能因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片冈铁兵之反对而解免其通敌叛国之罪责……查声请人虽因意志薄弱，变节附逆，但其所担任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究无重大罪行，原审既认其曾经协助抗战及为有利人民之行为，依法减轻其刑，乃处以有期徒刑十四年，量刑未免过当……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以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民权十年……

　　周作人有如此下场，确与其人格委顿、道德弱化有关涉，那种将“做人”同“做学问做文章”截然分开，是站不住脚的，像“义利之辩”本为文化人起码的良知，而周作人终究做了屈从于苟活本能的奴隶，终于把一种人生的复杂真相尴尬地暴露给世人看。选择，总有代价，“苦雨庵”的选择代价，付出的是灵魂。

　　世人皆知黄裳先生写有《绛云书卷美人图：关于柳如是》一书，誉满文坛。黄先生关注明末名妓柳如是，是在1946年南京龙蟠里看到黄尧圃旧藏《阳春白雪》的时候。与他同时关注“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柳如是的，还有陈寅恪。陈寅恪特为柳如是作“别传”。这里要提黄裳，是他在南京关注柳如是的时候，作为着名记者，他也关注在南京受审的周作人。在周作人最终宣判之前，黄裳特到老虎桥模范监狱专访了周作人，并写出《金陵五记·老虎桥边看“知堂”》的长篇报道，下面摘录一部分：

　　一会，我在窗外看见一位狱吏带了一个老头儿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周作人，不过在印象中，是早已有了一个影子的，现在看看“正身”，大抵差不多。他穿了府绸短衫裤，浅蓝袜子，青布鞋，光头，瘦削，右面庞上有老年人常有的瘢痕，寸许的短髭灰白间杂，金丝眼镜（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的“惟一”的一副金器，三十年前的老样子）。

　　与想象中不同的是没有了那一脸岸然的道貌，却添上了满脸的小心，颇有“审头刺汤”中汤裱褙的那种胁肩谄笑的样儿。

　　请他坐了下来。他搓着手，满脸不安，等候我发问。这种“会审”式的访问很糟。简直没什么话好说，只问他这儿过得还好否，他回答还好。我问，这是第几次来南京了，他说南京是他作学生时住过的地方，以后来往路过也有好几次，最后又含糊地提起上前年的那一次南游……

　　后来他提到最近没有再审的消息，大约是在收集证据吧？有一位律师愿为他辩护。他自己写过一篇自白书，两篇《答辩状》，所说的话大约都在那里了。我即发问，一向是佩服倪元璐绝口不言一说便俗的他，何以在这次法庭上又说了那么许多不免于“俗”的话？这很使他有些嗫嚅了。最后他说，有许多事，在个人方面的确是不说的好，愈声明而愈糟，不过这次是国家的大法。情形便又微有不同，作为一个国民，他也不能不答“辩”云云。他重复说，现在想说的只是一点。起诉书中说他“通谋敌国”，而日本人也说他“反动”，是“大东亚思想之敌”，事实上绝对没有在两方面都是“敌”的人，除了这点以外，其余的都可不说……

　　他又说文人报国的方法，也只有写写文章，不误人便好。他又说其实也可以上前线去一刀一枪的，本来是海军出身，还是武人哩……

　　我又问他是否还有许多集外文没有收集，他说没有了。我又记起了有一次偶然在《中华日报》上剪了下来的《参拜汤岛圣堂纪念》的文章。他就说这些应酬文章照例是不收集的，也还有许多在外面。我不禁又想起那穿了军装检阅童子军的照片来，问了他，他好像觉得无所谓，马上答说，他“演戏两年”，那些都是丑角的姿态云云。

　　最后话题转到苦雨斋的藏书，我问他是否都已封掉，他答不知。虽然可以通信，但是也不好再去问这些事了……

　　未能免俗，我又要他写点东西，如近诗之类，他说近来很久不曾作诗了。也难怪，在老虎桥边是很少可能有打油的“雅兴”的。他想了一会，说有一次在监中为一位朋友题画的诗，写了下来：

　　墨梅画出凭人看，笔下神情费估量。

　　恰似乌台诗狱里，东坡风貌不寻常。

　　为友人题画梅　知堂

　　读这诗颇使我“有感”。正如他说过的一句话，虽然是在说别人，也难免不涉及自己。这里“笔下神情费估量”，正是写《自白书》时的写照吧？居然“风貌不寻常”，这在我一些也看不出来，只觉得这个“老人”的愈盖丑恶而已。很奇怪，这诗没有衰飒之音，而反倒颇有“火气”，岂真是愈老愈要“向世味上浓一番”乎？

　　时间拖得太长也不太好，只好请他回去休息了。我就又向所长说希望看一下他们的狱中生活，就又由一个狱吏陪我走进了“忠”字监。这是一个小院子，里面孤零零的一所红砖房。其中是一间间的小房间，从门板上面的一小块铁丝网窗中可望进去，房子极小，可是横躺竖卧的有五个人，汪时璟、刘玉书、唐仰杜这些老奸都赤了膊席地而卧，有的在一叠饼干匣上面写信。梅思平在里面的角落看书。殷汝耕在看《聊斋》，王荫秦藏在墙角看不见。走到第四间，“知堂”刚刚回来，在里面一角里的席地上，脱下了他的小褂小心地挂在墙上，赤了膊赤了脚在席上爬，躺下去了。旁边放着一个花露水水瓶子。

　　我又想起了刚刚那首诗，好一个“东坡风貌不寻常”。不过这儿我没有嘲讽的意思，那情景，真已是够凄惨的了。

　　读黄裳笔下的周作人，不禁让人想起杭州岳坟旁的秦桧，历史要他永远地跪在那儿，“白铁无辜铸佞臣”，那般光景，还能有什么好说的呢。

　　据龙顺宜（龙榆生女儿）在《知堂老人在南京》（载香港《明报月刊》1985年3月号）一文中介绍，1946年初夏时分，周作人被押解至老虎桥后，周作人的儿媳张英芳致函她，希望尽力照顾周作人。此后每星期她便给周作人送些熟肉或饼干之类。她的生活也拮据，有时会十多天去一次，她还在每年冬季后，给周作人拆洗棉衣、棉被，甚是殷勤照料。文中还说，周作人的学生废名曾寄给她百元，托她交给老师。

　　废名于1946年，经俞平伯推荐，返回北京大学任国文系副教授。抗战期间，他回到老家湖北黄梅，在县城一所小学教书糊口，此时他醉心佛学，写出《阿赖耶识论》。到北大刚有了收入的废名，便拿出工资的一多半汇给周作人。后来，解放军开进北平。周作人从监狱返回八道湾，生活困顿，许多旧交都怕惹麻烦，不敢接济周作人，废名却热情为老师奔走呼吁，甚至组织北大学生为乃师募捐。冬天，废名给周作人送去一大车煤，为此北大中文系开会批判废名，说他立场有问题。而废名对鲁迅，却一向刻薄。

　　关在老虎桥模范监狱“忠”字舍里的周作人，“把一切损害与侮辱看作浮云似的，自得其乐的活着”（《知堂回想录·一三七·琐屑的因缘》）。但也有令他感到难耐的，那就是监狱里不能读书写作。他后来写的《读书》一诗，幽默中含辛酸：

　　读书五十年，如饮掺水酒。

　　偶得陶然趣，水味还在口。

　　终年不快意，长令吾腹负。

　　久久亦有得，一呷识好丑。

　　冥想架上书，累累如瓦缶。

　　酸甜留舌本，指愿辨良否。

　　世有好事人，扣门乞传授。

　　舌存不可借，对客徒搔首。

　　后来，龙顺宜姐弟二人给周作人送来英国劳斯所着原版《古希腊的神、英雄与人》一书，让周作人喜不自禁。于是周作人开始重操旧业，在“忠”字舍里译起书来。把一本板置于饼干盒上即为桌，每天伏“桌”而译。夏季的南京，堪为火炉，而周作人却有“炎威虽可畏，风趣却堪传”之乐。不料同室的汉奸、汪伪政府宣传部长林柏生，突被押去处决了。这令周作人心惊肉跳，寝食难安，便吟诗道：

　　当世不闻原庾信，今朝又报杀陈琳。

　　后园恸哭悲凉甚，领得偷儿一片心。

　　兔死狐悲，内心“凡大哀极乐”的复杂，皆在诗中，正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也。让他悲哀的是，此刻无友人可倾诉，“哀怨虽刻骨，旁人哪得知”。

　　1947年夏，周作人被狱吏带出“忠”字舍，移居于东独居。监里的环境大大改善。最让周作人喜出望外的是，商人黄焕之被放出监时，留赠他折叠木炕桌。比起那用木板搭成的小“桌”，真有天壤之别，他终于有了条件安心写作了。丁亥年（1947年）他竟然写了杂诗三十首，儿童诗七十二首，还有集外的应酬和题画诗一百首。对周作人而言，这些创作，“虽是游戏所作，亦须兴会乃能成就”。他还将此做了一个形象比喻：“如有擦火柴，必须发热到某程度，才会发出火焰来。”（《知堂杂诗抄·儿童诗与补遇》）

　　在寂寞中，转眼到了戊子年（1948年）。年初，周作人在他的自编诗稿之后，写了一首五言题诗：

　　寒暑多作诗，有似发疟疾。

　　间歇现紧张，一冷复一热。

　　转眼严冬来，已过大寒节。

　　这回却不算，无言对风雪。

　　中心有蕴藏，何能托笔舌。

　　旧稿徒千言，一字不曾说。

　　时日既唐捐，纸墨亦可惜。

　　据榻读尔雅，寄心在蠓蠛。

　　从前，周作人作五十自寿绝句。而今又在狱中多写五言诗，已与当年境遇大不相同。但若细读，读者会发现，周作人的诗并无大变化，往昔他荣显时，无得意之状，当今入监为囚，也无愧疚之态。

　　沉默的高墙里，周作人正在吟诵：

　　书房小鬼忒顽皮，扫帚拖来当马骑。

　　额角撞墙梅子大，挥鞭依旧笑嘻嘻。

　　（《知堂杂诗抄·甲之十·书房一》）

　　（本文摘自汪兆骞着《告别与新生：大师们的非常抉择》，现代出版社，2018年3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