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还是陌生？——《王安石年谱长编》读后

　　原标题：熟悉还是陌生？——《王安石年谱长编》读后

　　自2011年起，刘君成国积累年之功，尽“洪荒之力”，独自完成包罗宏富的《王安石年谱长编》（共六册）稽考工作，于2018年初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在宋史研究中可谓一件要事。对于“年谱”这一体裁，因年系人、系事、系作，需全面而精准地呈现谱主生平事迹、作品与交游，这一点王安石现在已有之年谱均未达成，直至此谱之问世，大量诗文书信等作品，亦赖此谱深入研究得以有准确系年。（具体参见张剑《解开王安石身上的谜团——〈王安石年谱长编〉读后》，《光明日报》2018年4月29日）

　　王安石及其所处的宋神宗之熙宁、元丰时代，对于宋史研究者，乃至喜爱历史的人而言，再熟悉不过。这段时期发生的那场重要的政治变革，亦习以“王安石变法”为名。相关研究更可谓汗牛充栋，就年谱系年相关研究而言，重要者有高克勤《王安石着述考》、鄢嫣《王安石书启系年考补》、李德身《王安石诗文系年》、贾三强《王安石诗文系年考》、《续考》，作者自己一些前期重要考证论着，以及李之亮《王荆公文集笺注》等。一些宋史研究大家如邓广铭、漆侠等先生也早已为王安石写过专着。学界还出版了关于王安石研究的研究史，重要者如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还有张保见、高青青编《王安石研究论着目录索引（1912-2014）》这样为论着而编辑的目录书。然而时至今日，这一领域依然不断引发学者持续的关注，呈现出十分活跃的研究状态。由此，我们不禁要问，王安石及熙丰时代的研究是否已经足够到位？以宋史如此宏富之史料，现在仍然聚焦于王安石的研究是否合适？

　　然而，当阅读《王安石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年谱长编》）之时，相信读者会和我产生类似的感受：原来这个人，这一历史时期还有很多尚未为人所明了的部分；而我们自以为熟知的那些知识，也仍然有不少需要修正之处。《年谱长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精确的坐标系统，一个可以深入透彻了解那个时代的路径，来深化并修正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认知。

　　《年谱长编》共七卷，六册，加上三个附录，长达2365页。前三卷为王安石之家族世系、姻亲及早年活动和仕宦经历，占近两册。第四至六卷，始于熙宁元年春，四月四日王安石越次入对，初见神宗即陈“择术为始”之策，逐渐步入中枢，推行变法革新，直至熙宁九年十月二次罢相居江宁府，第六卷结束于熙宁十年末。这一部分权重最大，占三册有余。第七卷始于元丰元年正月，为元丰时期王安石行实之谱录，加上附录、参考书目等，占一册。

　　《年谱长编》第一卷开篇，即用精彩的考证，建立了从王安石祖父至王安石第四代孙的世系表，兼及其家族重要的姻亲，颇发前人所未发之覆。对于王安石变法思想，一般会以嘉佑四年（1059）所上《万言书》为本（《宋史》系于嘉佑三年，《年谱长编》考证为嘉佑四年），提出“法先王之政”，以“财力”和“风俗”为要，宋人认为“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其实王安石对理财的想法，《万言书》中着名的“因天下之力而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早在皇佑三年（1051）就已经在《与马运判书》中有类似表述，称“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262页）；在嘉佑三年《答王深父书》中，王安石抨击“流俗因循，官吏苟简”（443页），也可为其后一年所上《万言书》“风俗”问题之张本。其他一些重要学术思想的端倪，我们也可在《年谱长编》中找到起点，如王安石在庆历四年（1044）即撰写《性论》，可证为其早年论性之起点（134-135页）；王安石晚年居金陵，作《字说》，“常自以为平生精力尽于此书”（2079页），而据《年谱长编》，早在庆历年间王安石已经以“颇识难字”为众所知，刘着推断“公之字学，或发轫于此”，并进一步解释“以会意解字，固其时金陵之风俗”（140页）。使读者有豁然开朗之感。

　　《年谱长编》于熙宁王安石当国期间用力最深。熙宁时期（包括元丰）的诸问题，时至今日，仍受到学界广泛而持久的关注。这促使我们思考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思考“为什么是熙宁”；一个是思考“如何才是熙宁”，即如何去再认识“熙宁”这个历史时期？就为什么是“熙宁”而言，我们知道历史的发展有渐变和突变，渐变每一天都在发生，而突变则是一场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呈现出与已往时代特征强烈的不同。“熙宁”这一时期就是呈现出与此前历史非常不同的时代特征。政治和军事上的积极进取，财政方面的改革，带动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社会改革运动，促使社会文化也呈现出蓬勃的生机。熙丰时期的这些变化，是由神宗和王安石这两个最重要的时代人物主导而带来的，这些变法不是单一的，而是有纵深的，引发了全社会普遍的变化。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促使我们思考这些变化彼此之间的相关性，从有熙宁变法开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变化。这一历史时期所塑造的政治局面、引发的政治问题，对其后历史影响深远。从而使这个时代有个突出的时代特征，这个时代的特殊性，使得“熙宁”具有了标志性特点。从而使熙宁乃至元丰以降北宋中后期的研究仍有很大空间可以发掘。

　　那么，如何去再认识“熙宁”？熙宁时期强烈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一方面使熙宁时期呈现出丰富且复杂的历史面貌；另一方面，政治生活中越来越明显地矛盾对立也使这一时期容易把矛盾和问题的焦点趋于归向某个套路式的解释或标签，如“新”、“旧”之争。使这种政治身份的标签（非政治立场）日益突出，史料记述本身亦难脱此窠臼，很多时候反而遮蔽了问题真正的结点所在，也往往使研究者和读者被引入“歧途”。所幸《年谱长编》为读者呈现了丰富的维度，而作者通过扎实的辨析，剖析这些不同角度、立场的史料，透过史料造成的迷雾，探微索隐的同时又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克制力，显出史家难能可贵的洞察力和分寸感。以下试举几例言之。

　　《年谱长编》卷六载熙宁八年初，王安国因郑侠事被追毁出身以来文字，贬为平民。此事《续资治通鉴长编》作者李焘认为郑侠狱为吕惠卿借以陷安国，以沮安石。作者认为这段记载之史源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及魏泰《东轩笔录》，《东都事略》、《宋史》等均承袭此说。刘着注意到王安石与其弟安国异论，且安国曾奚落吕惠卿，而安国索要郑侠奏告查有实证，这样的关系让吕惠卿并不忌惮得罪王安石；刘着另引郑侠《西塘集》（刘着书中作“郑侠《言行录》”，应是沿用《长编》中的习惯）、范纯仁《司空康国韩公墓志》认为“吕惠卿罗织郑侠狱，固因郑之攻讦而大怒，更因公罢相后，议事屡与韩绛、冯京不合，欲借此倾之，其意并不在公”，又指出“《邵氏闻见录》凡涉熙宁变法处，几近谤书；而魏泰则与吕惠卿死敌曾布为连襟（曾布之妻兄），故二人所言，未可全信”（1773-1774页）。吕惠卿发郑侠案直接打击的对象是韩绛和冯京这一判断，基本可以令人信服，修正了既往的认知。

　　但仍可补充的是，吕、王之间的政治博弈不可因此被否定。从王安石对仕途的态度上看，其人“果于自用”（洪迈语），勇于任事，但绝非仅仅为获得权位而攫取权力，他获得权位确有实践其政治理想之意图。第一次罢相，某种程度上，神宗与王安石是有共识的，以平息当时因市易务问题、大旱以及近习、后族一并引发而来的反对呼声，缓和局势，王安石在内政方面安排了吕惠卿、韩绛继续推行新政，同时神宗命王安石安抚王韶，使其安于边事，王安石在内外两方面都做了安排，以确保离开朝廷不会影响政务运行的既有轨迹，才离开朝堂，而这也是在神宗支持之下进行的。然而此后朝局急转直下，吕、韩不协，吕惠卿不仅大用诸吕，推行手实法等法，用严苛的手段获取民户资产信息，意图以己之新政、以己之人增加政治资本，其彻底取王安石而代之的意图十分明显。然吕氏之政使民间骚动更甚，招致强烈的反对，而韩绛才具有限，不足以遏吕氏，在郑侠案贬黜冯京以后，对吕惠卿更无招架之力，因此力持王安石复相主持大政，神宗也甚感无措，遂诏王安石复相。以吕惠卿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的种种表现，确实很难排除李焘等人认为吕氏深抵王安石复相之意，新法内部分裂之势已然无法挽回。只是李焘等人没有特别注意到吕氏另外一重更为直接的反对对象为韩绛与冯京，这里“新”、“旧”之间的分野也不明显，政治纷争多出于吕氏凭藉新法而试图摄取对政局的最大主导权。

　　至于稍后的赵世居案，《年谱长编》中的分析存在类似精彩之处，却也存在类似不够融通之处。李焘等人看到吕氏深抵王氏之意，却“套用”在很多事件上面，而忽视了每一个事件所特有的针对对象和政治蕴含，对这一层面被忽略问题的发掘是刘着的重要贡献，只不过有些考证的结论仍觉过于“刚猛”。如认为魏泰与曾布为姻亲而其语便不足为据之语，需要再讨论；认为“‘传法沙门’和‘护法善神’之说，殊不足据”（1774页），“传法沙门”与“护法善神”之说主要是在王安石秉政期间，是一种流传较广的绰号，似不可以王安石罢相后二人之关系来反推。由于宋史史料较多，在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都可以找到支持的史料和反对的史料，就宋史研究而言，大概需要更为深邃透彻地、有层次感地去体会当时宋代那种“通体”的真实（此观点承自邓小南教授教示）。

　　不过，《年谱长编》在注意把握人物关系复杂的“分寸感”方面，仍有诸多令人称道之处。我们知道，宋代熙宁以降，“新”、“旧”政争日趋严重，然而在朝堂之外，他们往往也可能有着不错的私交，甚至有姻亲关系，似并未明显影响他们个人政治立场的选择，这也可以说是个人和家族的“自安之计”，希望营致多途径、交互错综的关系网络（邓小南《剪不断，理还乱：有关冯京家事的“拼织”》）。如王安石的女婿吴安持，是吴充之子；而吴充的女儿则嫁给文彦博之子文及甫。文彦博、吴充在熙丰年间都曾位至宰执，而二人的政治倾向一般认为并不支持新法。熙宁末年，吕惠卿虽然与王安石分道扬镳，但元丰年间，仍不断有书信往还，并未至老死不相往来。司马光、苏轼与王安石持不同政见，但不妨碍彼此欣赏，保留做事的底线。乌台诗案中王安石对苏轼颇有回护之语；苏轼抵江宁，与罢相后的王安石诵诗说佛，王安石还曾赞叹苏轼“不知再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王安石死后，司马光认为王安石之学“经义发明圣人之意，极有高处”，予以保全。苏轼为之作《王安石赠太傅制》中经典名句“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激赏之情，溢于言表。不过，刘着中结合汪应辰《跋王荆公所书佛偈》、王铚《四六话》等资料，指出“此制之基调、措辞，亦恪守司马光与吕公着手书‘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中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至于此’”。从这些记述和对史料的分析中，读者对北宋这一时期的人际网络关系有了更多维的视角和层次更加丰富的理解。可以说，围绕王安石的研究，呈现出日益广阔的研究视野，如变法在地方施行的效果，超越党争，经济措施，从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等多个方面、整体性地关注这一时期。扎实有序的《年谱长编》为这些研究提供了清晰可靠的坐标系。

　　《年谱长编》以“长编”为名，显然是向《续资治通鉴长编》致敬之作，其考证详审细密之处固似《长编》，然其征引史料亦不乏冗沓之处，熙宁期间大量史料来自宋史研究的基础史料《长编》、《宋会要辑稿》等，或可稍加剪裁，更能凸显作者考证之意图。另外，《名臣碑传琬琰集》的使用问题。此书所收之名臣碑传总数为254篇，其中有不少传记的作者已把自己所作碑传收入各自文集当中，如《右谏议大夫吕府君（诲）墓志铭》为司马光所作，已收入《温公文集》（《四部丛刊》本），书中仍引《名臣碑传琬琰集》中所载，似有失允当。1938年，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删除《名臣碑传琬琰集》载于他处之文，择录此书所未见于其他文集中之作及宋代《实录》，汇为一书，以《琬琰集删存》为名，为治宋史者多所引用。《年谱长编》中还征引了大量重要的研究着述，也许作者出于某些考虑，并未征引李之亮《王荆公文集笺注》一书，此书虽不乏商榷之处，但仍做了很多基础工作，或者有其参考价值所在。此外，作者在《后记》中也提及，《年谱长编》对新法的地方施行状况和其他一些经济史方面的讨论有所欠缺。可见，作者对此书存在的一些问题都已有了很好的自我认知。当然，以上并非原则上的错误，完全不掩此书之美。

　　读罢此书，我可以清晰感知到，于我而言，王安石，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而熙丰时代，是一个熟悉的陌生时代。以上即为我的读后感，所言之佳处，挂一漏万；所言之不足，乃白璧微瑕。以是为介，相信读者自可去体会阅读此书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