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赠礼的由来和中古文化 君士坦丁赠礼的考证

　　“君士坦丁赠礼”尽管是一份伪造的文件，但是研究它的产生和流传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欧洲的中古文化，这份文件的由来和中古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君士坦丁赠礼”的证伪要归功于一个人，他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修辞学家、教育家和天主教诗人。瓦拉1440年发表了《君士坦丁赠与的辨伪》，对这份文件进行了充分的考证。

　　《君士坦丁赠礼》是伪造的文件。研究它的产生和流传，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欧洲的中古文化。这个伪件在15世纪被揭露。研究证伪的立场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人文主义的特点。

　　“君士坦丁赠礼”并不广为人知，但也不能算是冷僻，因为它见于一般的百科词典。1979年版的《辞海》说它是“中世纪天主教会伪造的文件，成于8、9世纪间，后编入《伪西多尔教令集》。内称4世纪时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曾把帝国西部政权‘赠与’教皇。教皇利用这个伪件，要求在政治上统治西欧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瓦拉(Ｌｏｒｅｎｚｏ Ｖａｌｌａ，约1406―1457)等揭穿了这一骗局。”这条解释写得很好，简练而得其大要。然而“赠礼”究竟是怎么一个由来？何以是伪件？起过什么作用？瓦拉等人又如何辩伪？读者欲知其详，就不能只靠辞书了。这些问题看上去好像琐碎，实际上涉及欧洲中古文化、文艺复兴、以及人文主义的一些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特征。本文试图对它们做一回答。

　　　一、“赠礼”的由来和中古文化

　　先说君士坦丁和基督教的关系。君士坦丁在位三十年(306―337)，是第一个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那时的罗马帝国已经是军阀割据，皇帝都是打出来的。君士坦丁皈依是战争期间的事。他这样做，是出于真心的信仰，还是有政治上、军事上的考虑，自19世纪末就有不同的说法，至今没有定论。但是他对早期的基督教确实有过很大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他给了基督教稳定的合法地位。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曾经多次遭受迫害，3世纪后期尤甚。迫害或是民间自发，或是由政府主使，主要是强迫基督徒放弃自己的信仰，参加罗马传统宗教的祭祀，烧毁《圣经》，没收教产。不服从的要受到严厉的处罚。拉丁文里“迫害”(ｐｅｒｓｅｃｕ-ｔｉｏ)一词原本的意思是对逃敌或猎物穷追不舍，转用来指对基督教的镇压，可见其残酷。君士坦丁在他的政权所及之处，制止迫害，归还教产，还多次降旨嘉惠基督教：兴建教堂;免除基督教神职人员的赋税和差役;教徒之间如有争端，可以由主教定夺，不必诉诸法庭。这对基督教可以说是绝处逢生，是一次解放。第二，君士坦丁曾经介入基督教里的两次大的派系争端。一次是在北非，当地的一些教徒拒不承认新当选的迦太基大主教，因为他在迫害期间曾经妥协;另一次始于帝国的东部，肇端是有些教徒认为基督是人，不是神，进而否定“三位一体”的信条。两次分歧都牵涉很多教义的问题，这里不必细说，因为君士坦丁对之并不深究。他关心的是教会的统一，解决分歧的办法也简单明了：指定一派为正统，其余各派一律服从，违者论罪。这些事情说明，君士坦丁对教会是恩威并用。

　　教会对这位皇帝作何感想?中古欧洲有很多关于君士坦丁的传说。从现存的一些传说看，教会的感情比较复杂。传说原本是谈不上作者的，何以见得反映了教会的感情?因为传说必须见诸写本才能留存至今。中古的写本大都出自教会的机构，比如修道院。所谓“写”并不是简单的手耳相谋，把听来的故事照搬成文字。“写手”往往会对传说有所改动，加上自己的演义。举一个描述君士坦丁皈依的例子。这则故事说：君士坦丁入主罗马之后就开始迫害基督教。他自幼患有麻风病。罗马传统宗教的祭司说用婴儿的血洗澡可以祛病，并且为此找来了一些婴儿。临动手的时候，君士坦丁发了恻隐之心，下令把孩子都送归各家。当天夜里，他梦见了两个人，自称是基督教的圣彼得和圣保罗。他们称赞君士坦丁的仁慈，并且告诉他，要治病可以去找罗马主教西尔维斯特(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ｕｓ)。西尔维斯特为了躲避迫害藏在民间，君士坦丁派人把他找了来。他拿出彼得和保罗的画像，君士坦丁一看，正是他在梦里见过的那两个人。西尔维斯特于是对君士坦丁宣讲教义，然后为他施了洗礼。君士坦丁的麻风一经受洗就好了，他因而皈依了基督教。停止迫害，优礼教会都是此后的事。据考证，这则故事始自5世纪的亚美尼亚传说，原本十分简单，只是说君士坦丁打算用婴儿的血治疗麻风，经由基督教人士的劝告，改受洗礼，痊愈皈依。受洗地点罗马、施洗人西尔维斯特、以及君士坦丁曾经迫害基督教等等情节都是故事传入西欧之后，由“写手”们加进去的。这个故事在中古流传甚广，现存有拉丁、希腊、叙利亚三种语言的写本。教会虽然没有公开认定它为信史，但是《教宗录》(Ｌｉｂｅｒ Ｐｏｔｉｆｉｃａｌｉｓ)里的西尔维斯特事略却收取了它的部分内容，罗马的一座教堂(Ｑｕａｔｒｏ Ｓａｎｃｔｉ Ｃｏｒｏｎａｔｉ)里还有一组描写西尔维斯特为君士坦丁治病的壁画，一共十幅，成于13世纪或者更早。西尔维斯特由教廷封圣。直到20世纪，教廷颁布的《日课经》(Ｂｒｅｖｉａｒｉｕｍ)仍然在12月31日的“述圣”课里讲说他感召君士坦丁的故事。

　　君士坦丁受洗确有其事，但不是在罗马，而是在巴尔干的Ｎｉｃｏｍｅｄｉａ，时间也不是他取得政权之初，而是337年他病笃临终的时候。最早记录此事的是优西比乌(Ｅｕｓｅｂｉｕｓ)―――教会的史学创始人，之后附和的有哲罗姆(Ｊｅｒｏｍｅ)和安布罗斯(Ａｍｂｒｏｓｅ)―――两人都是经教廷封圣的拉丁教父。这些作者立意严肃，又都是教会尊崇的权威。中古的民众大都不识字，对他们的记述无从知晓，这倒无所谓。然而典籍俱在，罗马教廷要想核实应该不难。中古的历代教皇及其属下的学者对毫无根据的传说不仅不问究竟，而且鼓励有加，是什么道理?这和中古的宗教文化有关系。中古的基督教己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君士坦丁当初在东部受洗，由当地的主教董理其事，这使罗马教廷感到不光彩。再者，基督教的教义在中古有所发展，人们对于洗礼有了不同于前的看法。早期的基督教认为，人在受洗之后违反教规，则洗礼无效，死后不能得救。因此很多教徒就把洗礼推迟到病将不起的时候。这种人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ｃｌｉｎｉｃｉ，意思是在病床上受洗的人。当时的教会并不鼓励他们的做法，但也不否认他们是信徒。时至中古，教会的规矩变了：人一出生就应该受洗，未经洗礼者不能算是教徒，至于受洗之后的行为有违教规，可以忏悔补赎。君士坦丁生前是基督教的庇护者，衣食主人，还曾经主持主教会议，发号施令，解决教会里的派系争端。然而他竟是一个未经洗礼的人!中古的基督徒，无论贤愚，都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因为它有悖情理，几乎是对他们的信仰的嘲弄。

　　传说里的君士坦丁由罗马主教施洗，治好了痼疾，改邪归正，俨然不是他救了教会，倒是教会救了他。这样一个对教会感恩戴德的皇帝的形象符合中古的风俗习惯，符合教会和一般信众的心理。

　　这种心理，照英国历史学家伯克(Ｐｅｔｅｒ Ｂｕｒｋｅ)的说法，有被动和主动两个层次。被动是由于文字不普及，凡是写书的人都被看作是权威，凡是写下来的东西都被当成是真事。英文中ａｕｔｈｏｒ，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三个字之间的关联，反映的就是这种对文字不问真伪的敬畏。主动的心理就是以今释古，―――把自己所处时代的情形附会到古代去。为了使一件事情符合自己认可的情理，没有证据也要创造证据。⑤教会对君士坦丁在罗马受洗的传说的态度，可以说是被动、主动兼而有之。这里详细地介绍这段无稽之谈的内容、源流，不光是为了说明中古的历史观。它其实就是“赠礼”作伪的依托。

　　严格地说，“君士坦丁赠礼”(Ｄｏｎａｔｉｏ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ｉ)不是一份独立的文件，它是《君士坦丁诏令》(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ｕｍ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ｉ)的一部分。《诏令》是拉丁文，一共三千多字。君士坦丁通篇以第一人称复数自称，这是帝王口吻，有类于汉语里的“朕”。他先讲了一遍西尔维斯特为他宣讲教义，施洗治病的经过，之后就表示从此皈依基督。这是《诏令》的第一部分，称为“ｃｏｎｆｅｓ ｓｉｏ”―――誓愿。第二部分是“ｄｏｎａｔｉｏ”，也就是“赠礼”，是对教会恩泽的报答。主要内容如下：罗马主教是基督在人间的代理，因此西尔维斯特和他的继任者理应享有比皇帝更高的权威和更大的势力。安提阿、亚力山大、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四个牧首区的大主教都要听命于罗马大主教。为纪念圣彼得和圣保罗，君士坦丁要在罗马兴建以他们命名的教堂，并在希腊、北非、西亚、意大利等地辟出庄园产业专门供奉这两所教堂。君士坦丁赠予西尔维斯特罗马帝国教皇的称号并宫殿一所，同时赠予他皇冠、皇袍等等服饰以及皇帝的节杖和印信。君士坦丁还规定，罗马各教堂的神职人员应享有和罗马元老院成员以及贵族相同的特权和仪从;神职人员的任命权为教皇独有。君士坦丁又说，教皇因已有为纪念彼得而戴的头饰，不愿以皇冠加于其上，他因此特为教皇牵马，以示崇敬。最后，因为罗马已是教皇所在，君士坦丁宣布迁都君士坦丁堡，帝国西部的统治权因而转归教皇。因为“赠礼”在《诏令》中最具实质、也是最有争议的部分，所以就成了整个文件的代名词。

　　以上是“赠礼”的由来及其宗教、文化背景。《辞海》说这个伪件“成于8、9世纪间，后编入《伪西多尔教令集》”，这需要加一点说明。文艺复兴时期的考证只限于“赠礼”的真伪。文件的作伪时间是近代的学者，主要是德国学者考证出来的。他们根据《诏令》的第一部分，即“誓愿”里的行文款式和基督教术语，再参照《诏令》开始见诸教廷公文的年代，判断伪件成于752年到795年之间。《辞海》还说“教皇利用这个伪件，要求在政治上统治西欧和意大利”。这也需要略加说明。19世纪末有一位英国学者就“赠礼”详细查考了教廷的档案，他发现历届教皇在信件中直接征引“赠礼”的次数非常有限，而且这些信件所涉及的都不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事务。那么“赠礼”在历史上究竟起过什么作用?“赠礼”主要的作用是理论方面的，是“务虚”。中古西欧各地的政权和教会之间的权力界划不清，经常有矛盾。最突出的例子是11世纪德国皇帝和教皇为主教和修道院长的叙任权(ｉｎｖｅｓｔｉｔｕｒａ)发生的争执。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用人，还牵扯到财政税收，双方都采取了极端的手段：教皇宣布将皇帝逐出教会(ｅｘ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皇帝则进兵罗马，废黜教皇，继之而起的是德国内战。整个冲突持续了半个世纪，其间更换了两位皇帝、三位教皇。诸如此类的矛盾在中古后期多不胜数，归根到底是教权和政权孰尊孰卑的问题。这个问题引起了欧洲知识分子的普遍关心和争论，争论常常涉及“赠礼”。“赠礼”既然说把西欧的统治权转交教皇，又提到只有教皇才能任命神职人员，维护教皇权威的人自然会把它引为自己的理论根据。替皇帝和国王说话的学者并不怀疑“赠礼”是假的，但是对它提出自己的解释。他们的理论之一是，既然教皇统治西欧的权力来自“赠礼”，可见这个权力是皇帝授予的，授受的关系本身即可说明尊卑的分别。这样的争论在今天看来可能迂腐可笑，但是身与其事的人是十分认真的。政出多门是当时亟待解决的制度上的弊端，他们无论站在哪一边，都不是简单的事主邀功。从他们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到中古知识分子的思想方式。比如但丁，他反对“赠礼”，有如下的说法：

　　有人说，君士坦丁皇帝由西尔维斯特教皇施洗治好了麻风病，因而把帝国的首都连同许多帝国的特权都送给了教会。这些人以此认为，从彼至今，除非由教会授予，无人能够享有这些特权，因为它们属于教会。他们还进一步认为政权是教权的从属。

　　……这些人的逻辑实际上是这样的：属于教会的东西，教会给谁谁才能有(这一点我们承认);罗马的主权属于教会;所以除非经教会允许，无人可以合法地拥有该主权。小前提的依据就是上文提到的有关君士坦丁的那回事。我所要否定的正是这个小前提。他们为之提供的证明不能成立，因为君士坦丁无权把帝国的特权转赠他人，教会也无权接受这些特权。如果这些人固执己见，我可以证明我的论点如下：任何人对同一个职责都不可能既奉行又违背，不然的话，同一件事物就会在本质上自相矛盾，而那是不可能的;分裂帝国跟皇帝的职责相冲突，因为他的任务是使臣民服从于一个单一的意志(无论是令或是禁);……因而皇帝不能分裂帝国。故此，如果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君士坦丁剥夺帝国的特权，并转置其于教会的控制之下，帝国的无缝天衣就被撕破了，这是连那些用长矛去刺基督的人都不敢做的事。再者，教会和帝国各有其所本。教会之所本是基督。……他是教会的基石。而帝国之所本是属于人的权力。我以为，教会无权违背其身之所本，而只能安居在自己的基石之上。同理，帝国也无权违背属于人的权力。帝国如果违背属于人的权力则必然自毁，而帝国是不能自毁的。既然分裂帝国就是毁灭帝国;―――因为帝国实际上就是辖制四方的不二皇权，所以任何代表帝国权力的人都不可能分裂帝国……

　　这是一番冗长的论证，如果不加删节地照译全文，读起来就更罗嗦了。但是这段文字自有其代表性。它代表的就是所谓“中世纪的烦琐思辨”。这种文字是中古的知识分子说理论事的习惯程式，作者和读者都要熟悉《圣经》和逻辑三段论。这种程式其实也是人类心智的一种模样，有它自己的长处：步骤严密，论证清楚，并不像有些书里说的，是教会或者统治阶级用来掩盖真理、麻痹人们思想的工具。它的缺点是只讲究形式，不顾实际情况。但丁说君士坦丁分裂帝国违背皇帝名义，有负本分，因此“赠礼”不能成立：看起来持之有故，其实不过是想当然之辞，古往今来，监守自盗的事情多了，帝王未必不能为之。即便真的不能，也必有实际的考虑，与名义本分无关。这段文字可以说明个人和时代的关系。但丁卓然不群，但也有和同时代的人相类的地方。他虽然否定“赠礼”，但是并不怀疑它的真伪，因为他的思想方法是抽象的推理，不是实证。

　　　　二、“赠礼”的考证、瓦拉、人文主义

　　最先以实证的方法否定“赠礼”的是尼古拉主教(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ｏｆ Ｃｕｓａ，1400-1464)。尼古拉是德国人，曾经长年在教廷供职，负责外交。他不仅是主教，而且是枢机，是教皇信得过的人。但他又是一位严谨而正直的学者。他在1433年写了《论普世教会的和谐》(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ｎｔｉａ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ａ)，论述教会改革的方略，其中专有一节考证“赠礼”。尼古拉把“赠礼”揆之以古籍，指出它在许多方面不足凭信：首先，“赠礼”是一件大事，理应见于当时的着述，但是4世纪的安布罗斯、哲罗姆、奥古斯丁等人均未提及。其次，君士坦丁之后，教廷为领地和财产跟某个国王发生争执的时候，屡屡请皇帝或其他国王调停仲裁，足见教皇并无统治权。第三，教廷存有5世纪和6世纪的教皇写给罗马皇帝的信，信中明显承认皇帝在西欧的统治。第四，《格列先教令集》(Ｄｅｃｒｅｔｕｍ Ｇａｒａｔｉａｎｉ)是公认的严谨可靠的着作，12世纪成书时不收《诏令》。根据这些理由，尼古拉认为不能把“赠礼”当作争取教会权利的理论基础。

　　近代的欧洲学者鉴定孤文仅见、别无旁证的史料或者文学作品常用所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先看这份文献的同时代作者是否可能对其一无所知;如果不可能，再看他们是否可能对其有所避讳;如果又不可能，则这份文献难以凭信。这似乎可以译为“否定法”或者“反证法”。19世纪的欧洲学者根据这条原则判别史料和古代文学作品的真伪和年代，为现代史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奠定了基础。我们反观尼古拉的论证，会觉得他的思路是这种方法的先河。不过尼古拉是一位基督教哲学家，一位尽心尽职的教会官员，他的称引广博，但不超出他所体认的正宗，他的裁断敏锐，其归宿也都是他为之献身的宗教事业。他所举的理由有一个核心概念，那就是“权威”。所谓“权威”无非就是公认的文字记载。“赠礼”是公认的，但是安布罗斯、奥古斯丁、哲罗姆的着作、教皇的书信、格列先的教令集公认的程度更高。“赠礼”不见着录，因此不够权威。这实际上还是中古的传统。但是尼古拉与前人有所不同：他重视古籍，尤其是4世纪拉丁教父的着作，并且以它们作为核勘文献的依据。他虽然尊重权威，却知道权威各有各的分量，可以相互比较。从这方面看，他又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由此可知人文主义和中古文化是相对的，有联系的。

　　下面说瓦拉。瓦拉对“赠礼”的考证写于1440年，比尼古拉的晚出七年。他和尼古拉是朋友，所以后人猜想他很可能受了尼古拉的启发。他很可能还读过但丁的着作，因为他也认为“赠礼”的内容不合情理。但是瓦拉所说的情理和但丁不同，是实情实理。他说，君士坦丁的帝国是他带兵打下来的，转手让出半壁江山不可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他因为治病一夜之间改变了信仰，可是他的部下还大都是异教徒，他们能同意吗?就算君士坦丁真敢这样做，西尔维斯特也不敢接管这样大的地界，因为当时的教会规模非常之小，组织非常之弱，根本无法施行统治。瓦拉又说：古人因为文献常常毁于水火，所有重大的事情都要勒铭为记，然而传世的铭文，无论是帝国还是教会刊刻的，于“赠礼”全无记载。再有，罗马帝国凡当更换君主，照例要发行新币以昭示天下。他搜集古罗马的钱币有年，从未见到过一枚铸有西尔维斯特的头像或者名字。钱币是研究罗马史的重要证据，―――罗马帝国非常重视钱币，对于一般的民众，它的宣传作用远远大于文告、书籍;同时它又是军饷，驻扎各地的部队都会看见。收集各种古代钱币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就像我们今天收集各种外来的理论，是一种时髦风尚。瓦拉能于风尚之中得其真谛，知道自己的收藏在当初是怎么一回事，在当前又能派什么用场，不容易。他对“赠礼”的鉴定和尼古拉一样用了“外证”，但是他的取证不以书本为限，而是综合利用各方面的材料。

　　瓦拉的证伪真正度越前人并领先于时代，在于利用“内证”。何为“内证”?以下就是几个例子。“赠礼”中的君士坦丁宣示旨意的时候是这样开始的：“我偕同属下的所有高级官员、全体元老院、贵族、以及听命于罗马教会的全体人民一致认为……”(Ｕｔｉｌｅ ｉｕｄｉｃａｖｉｍｕｓ ｕｎａ ｃｕｍ ｏｍｎｉｂｕｓ ｓａｔｒａｐｉｓ ｎｏｓｔｒｉｓ ｅ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ｏ ｓｅｎａｔｕ，ｏｐｔｉｍａｔｉｂｕｓ ｅｔｉａｍ，ｅｔ ｃｕｍ ｃｕｎｃｔｏ ｐｏｐｕｌｏ ｉｍｐｅｒｉｏ Ｒｏｍａｎａｅ ｅｃｃｌｅｓｉａｅ ｓｕｂｉａｃｅｎｔｉ ｕｔ…)罗马帝国的皇帝诏令带有共和时代的痕迹，总要把个人的意志说成是集体的决定，“赠礼”显然是想模仿古代遗风。瓦拉指出这段话里的两处破绽。第一，“ｓａｔｒａｐａ”(高级官员)是外来语，原本指的是波斯帝国的行省长官，罗马人不用它来称呼自己的官员。而且罗马在帝国时期一仍共和旧制，所有荣誉、勋赏都以元老院(ｓｅｎａｔｕｓ)的名义发出，所以古代的碑刻和钱币上常见“Ｓ.Ｃ.”或者“Ｓ.Ｐ.Ｑ.Ｒ.”字样，前者的意思是“元老院决议”(Ｓｅｎａｔｕｓ ｃｏｎｓｕｌｔｏ)，后者的意思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Ｓｅｎａｔｕｓ ｐｏｐｕｌｕｓｑｕｅ Ｒｏｍａｎｕｓ)。任何政府文告都不会把元老院和官员相提并论。“赠礼”使用“ｓａｔｒａ ｐａ”的称呼已属不经，将其置于元老院之前更加荒诞。

　　第二，“ｏｐｔｉｍａｔｅｓ”指的是出身高贵而又守旧的人，是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派别，与之对立的派别称为“ｐｏｐｕｌａｒｅｓ”，政见与前者不同，但也是统治阶级。“赠礼”对“ｏｐｔｉｍａｔｅｓ”的用法，是把统治阶级内部的党派专名当成了整个阶级的通称。这是中古才有的意思，君士坦丁时代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赠礼”中还有如下条款：“关于服务于罗马教会的各级教士，那些最尊敬的人，我决定让他们享有和元老院同样的荣誉、权力、和高尚的地位，换言之，他们应被封为贵族和执政官。”(Ｖｉｒｉｓ ｅｔｉａｍ ｄｉｖｅｒｉｓ ｏｒｄｉｎｉｓｒｅｖｅｒｅｎｄｉｓｓｉｍｉｓ ｃｌｅｒｉｃｉｓ ｓａｎｃｔａｅ Ｒｏｍａｎａｅ ｅｃｃｌｅｓｉａｅ ｓｅｒｖｉｅｎｔｉｂｕｓ，ｉｌｌｕｄ ｃｕｌｍｅｎ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ｅ ｅｔ ｐｒａｅｃｅｌｌｅｎｔｉａｅ ｈａｂｅｒｅ ｓａｎｃｉｍｕｓ，ｃｕｉｕｓ ａｍｐｌｉｓｓｉｍｕｓ ｎｏｓｔｅｒ ｓｅｎａｔｕｓ ｖｉｄｅｔｕｒ ｇｌｏｒｉａ ａｄｏｒｎａｒｉ，ｉｄ ｅｓｔ ｐａｔｒｉｃｉｏｓ，ｃｏｎｓｕｌｅｓ ｅｆｆｉｃｉ.)文中的“ｐａｔｒｉｃｉｏｓ”倒真是贵族。不过瓦拉指出，这个词在古罗马有特定的意思，指的是先辈曾有人在元老院任职的家族。这样的世家有数，也有谱，一个人能否列身其中，决定于自己的门第，与封赠无关。这个词在中古泛指一切显贵，那是语言变化的结果。“赠礼”的作者显然是后来的人。关于帝国首都东迁，“赠礼”是这样说的：“我因此认为应该将本人的帝国以及王者之权迁往东部地区，在拜占廷省择宜地建城，命以我名，并建立帝国于彼。”(Ｕｎｄｅ ｃｏｎｇｒｕｕｍ ｐｒｏｓｐｅｘｉｍｕｓ，ｎｏｓｔｒｕｍ ｉｍｐｅｒｉｕｍ ｅｔ ｒｅｇｉａｍ ｐｏｔｅｓｔａｔｅｍ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ｂｕ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 ｒｅｇｉｏｎｉｂｕｓ，ｅｔ ｉｎ Ｂｙｚａｎｔｉａ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ｅ ｏｐｔｉｍｏ ｌｏｃｏ ｎｏｍｉｎｉ ｎｏｓｔｒｏ ｃｉｖｉｔａｔｅｍ ａｅｄｉｆｉｃａｒｉ，ｅｔ ｉｌｌｉｃ ｎｏｓｔｒｕｍ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ｉ ｉｍｐｅｒｉｕｍ.)瓦拉说，这段话里有两处与罗马人的语言习惯不符。一是城市应称“ｕｒｂｓ”，“ｃｉｖｉｔａｓ”在当时的意思是“国家”。二是没有罗马人会自称“王者(ｒｅｇｉｕｓ)”。罗马的最后一任国王Ｔａｒｑｕｉｎｉｕｓ叛国投敌，以“王者之权”自承等于自绝于罗马的传统，是犯忌讳的事。

　　“赠礼”中赠给的教皇的服饰有所谓“紫袍、红衣”(ｃｈｌａｍｙｄｅｍ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ｍ，ａｔｑｕｅ ｔｕｎｉｃａｍ ｃｏｃｃｉｎｅａｍ)、“饰以纯金和宝石的王冠”(ｃｏｒｏｎａｍ ｅｘａｕｒｏ ｐｕｒｉｓｓｉｍｏ ｅｔ ｇｅｍｍｉｓ ｐｒｅｃｉｏｓｉｓ)和“皇帝权杖”(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ａ ｓｃｅｐｔｒａ)。瓦拉指出“紫”和“红”语出《新约》。前者见于《约翰福音》(19：2)，后者见于《马太福音》(27：28)，形容的是同一件衣服，即基督受难时被加于其身的袍子。《新约》中用词不同是由于两部福音书的作者对同一种颜色有不同的称呼。如果“赠礼”确有其事，只会用其中的一个词。“王者”之称在罗马既属讳语，“ｃｏｒｏｎａ”在当时也就不指王冠，而只是布或者绸做的帽子，根本谈不上用纯金和宝石做的装饰。至于权杖，只有一只(ｓｃｅｐｔｒｕｍ)，不可能有复数(ｓｃｅｐｔｒａ)。

　　以上只是瓦拉所举证据的一部分，称为“内证”是因为取自“赠礼”本身的文字。比之取自其他来源的证据，它们更加说明问题，令人信服。经瓦拉这么一证，“赠礼”之伪便确凿无疑了。这件事在今人来说未必难能，因为关于名物制度、服饰仪从、语言习惯我们尽有工具书可查。比如“ｐｕｒｐｕｒａ”是用鱼血制的染料，所以颜色近黑，“ｐａｔｒｉｃｉｕｓ”不仅是显贵，而且是旧望世家，大一点的词典里都有说明。但是在15世纪，印刷术发明之前，集所有这些知识于一身，取用自如，左右逢源，非天才不可。瓦拉是人文主义的天才!他精通拉丁文，校订整理过李维的着作，古希腊文的造诣也很高，指出了哲罗姆《新约》译本的多处失误。他还研究过罗马法，对哲学、语言学问题也有独到的见解。考证“赠礼”之为伪作，在他只不过是余事。然而瓦拉之于后世，并不仅以天才而名。他开创了一种新的意识和方法。

　　今天我们在讨论一部文学作品或者一份历史文献的时候，总想对它的作者有所了解。如果作者无可考，我们也想知道它成于什么时期，什么地方，最初是用什么语言写的。我们之所以提这些问题，不外是两条原因。一是文字陈述的事情和道理跟作者的立场、动机有关联。知道了文字出于何人之手，才能明白有些话为什么那样说。二是语言的变化和差异会影响对文字的理解。同一种语言里的词语，其意义会因时因地而异，不同的语言，中间经过翻译，出入就更大了。这些看法在今天几近常识，但并不是古已有之。它们包含了一个比较深刻、也比较晚近的概念，那就是把作品、文献跟人，还有时间、地点联系起来，也就是把文字看作是历史的产物。在欧洲，这个概念是文艺复兴时期才有的，它是欧洲人的思想和学术进入现代的一个标志，也是后世所谓“历史批评”或者“历史主义”的先声。这个概念的确立，始于意大利，始于人文主义者对文献“身世”的关心和对语言变迁的意识。人文主义者学习、研究古代罗马、希腊的语言文化，从而悟解到一个道理：古今之间的连接是语言，语言是了解古代的途径。但是语言变动不居，因此它又是古今之间的隔膜。要知道古人一段话乃至一个词里包含的思想，不能依照自己眼下的语言习惯推想，必须追本溯源，明白它们在其时其地的意思。但丁否定“赠礼”，理由是皇帝应为维系帝国一统之人，分裂帝国就不成其为皇帝。这是“顾名思义”的推理。上文说到“赠礼”中有“王冠”字样，如果根据后来的世理之常，以意会之，王冠就是王者之冠，看不出任何问题。瓦拉把“王者”和“冠”各自放到罗马的历史背景里去一考证，其伪毕露。这就是人文主义者区别于前辈知识分子的地方，也是他们和近代学者的相像之处。瓦拉是这方面的典型。

　　典型是一般的代表。瓦拉证伪所代表的是一种潮流，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见于意大利文化各个领域的一种倾向。举两个艺术史方面的例子。一是在1564年出版的一本画评，其中历数米开朗琪罗作品中的错误：比如伊涅阿斯到达意大利时不应有罗马皇帝在场，因为当时罗马尚未建国：又比如基督受难时的圣彼得不应该是老态龙钟，因为尼禄做皇帝的时候彼得仍然健在，而当时离基督受难已经有37年了;等等。诸如此类，都说的是画中的人物跟他们的历史背景不相符合。[18]用这样的标准来品评艺术未免迂阔。米开朗琪罗不至于如此无知，他的画面安排自有他的用意。但是这也说明当时的人很重视历史的真实。另一个例子是拉斐尔的遗物。拉斐尔1520年去世，人们在他的工作室(其实就是作坊)里发现了一份未完成的计划书。计划里画有建筑草图，还附有写给当时的教皇里约第十的信。现代的学者从这些文件里钩辑出一个历史的片段：原来这位教皇有意恢复罗马古城的旧观，委托拉斐尔绘制古建筑的图样。罗马的古建筑大都已经毁于兵火或者荒败失修，画图要依靠古籍的记载。拉斐尔的作品是举世公认的文化遗产，但他在当时却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文化人”，因为他不怎么懂拉丁文，尤其不能写。阅读古籍，给教皇写信，他必须求助于人文主义者。他找了两个朋友，其中一个叫科罗齐(Ａｎｇｅｌｏ Ｃｏｌｏｃｃｉ)。科罗齐除了帮拉斐尔写信、改文章，还帮他确定了古建筑的尺寸和比例。这在当时和在历史上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不懂拉丁文的人也知道罗马数目字是非常容易传抄致误的。中古的写手对古建筑既不在行又不在乎，抄本中的数字常常不足为凭。更难的是，即便有了准确的数字，古罗马的“一尺”到底有多长也无从判断。科罗齐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在一位古罗马建筑师的墓碑上发现了一些量器的雕刻，其中有一把尺。他量下长短，拿去跟现存古建筑的柱子比较，再查对古书里的记载，三方对证，找出了当初罗马尺的长短。拉斐尔的建筑考古成就里有科罗齐一份功劳。

　　这些例子跟瓦拉证伪有什么关系?有。它们说明推究古事务求其精，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是普遍的风气，不仅限于语言文字。它们还说明文艺复兴是一个广阔丰富、复杂多方的文化现象，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反对宗教对人性的压迫”。教皇支持人文主义，赞助考古，是人性使然，还是宗教使然?这个丰富复杂的现象包括艺术家和人文主义者的合作。拉斐尔和科罗齐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所受的教育也很不一样。但是他们之间，以及他们和教皇之间，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仰慕古罗马，倾心于古典文化之美。对古典文化之美的追求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探索历史的动力，但也限制了他们的成就。因为对美的追求不等于对科学的追求。人文主义者跟近代学者只是相像，并不相同，原因即在于此。瓦拉证明了“赠礼”是伪件，却没有指出伪件成于何时，原因也在于此。

　　近代的学者研究古代历史语言是客观的，不分贵贱。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研究却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他们到北方各国搜寻古罗马的文献和遗迹，对当地的语言文字却很少理会。这些地方在他们看来是蛮族聚居之所，毫无文化可言。彼得拉克可以说是最早的人文主义者。他早年游历法国、荷兰，带了一部维吉尔史诗的手抄本，反复研读，夜以继日。很多书里讲到彼得拉克，讲到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学的发掘研究，都用这个故事作例子。真正见到这个抄本的人发现它并不像是现代人出门所带的“便携书”，在车船座位上可以手持一卷，从容展玩。它是一件巨大而沉重的行李，十分难于搬动。抄本不带索引，彼得拉克在天头地脚写满了前人和自己所作的订正、注释，对一个词语在各个章节、段落里的出处信手指认，肆应不穷。在行旅艰难的年代流寓他乡，庞然大书随身以行，日夜与之亲近，对其了如指掌，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古罗马的文化既是人文主义者的研究对象，又是他们的享受，是他们在寂寞孤独之中的安慰和寄托。彼得拉克为什么对维吉尔情有独钟?因为维吉尔代表了古罗马的辉煌时代，那才是他心目中的祖国。他认为意大利的语言文化在中古备受蛮族的污染侵蚀，民众对古罗马毫无所知，即便身处意大利，也是一样的寂寞孤独。视北方为野蛮不文之地，视中古为蒙昧黑暗之时，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从一开头就有的偏见。这种偏见也影响了瓦拉。

　　瓦拉在人文主义者里辈分晚出，应该算是第四代，学术造诣有所继承，偏见也是直追前人。他跟彼得拉克虽然异代不同时，对古罗马的“故国情怀”，对中古文化的厌恶却是一脉相承，而且变本加厉。他把拉丁文自5世纪以后的变化看作是衰败，对中古的文字根本不屑一顾。这种倾向在他的证伪里也有所体现。比如上文提到的“ｓａｔｒａｐａ(高官)”一词，他仅仅指出它不应见于4世纪的罗马官方文件。至于伪件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词，他不管，因为那要涉及中古，他觉得恶心。此外，他还指出“赠礼”中的“ｐａｐａ”一词在4世纪尚未用作教皇的称呼;又指出“ｓｉｖｅ”(或者)和“ｅｔ”(和、与)两个连词意思互通不合当时的语言习惯。这些都是伪件中明显的纰漏，同时又是重要的破案线索。瓦拉都是点到为止，不复多言。原因还是鄙薄中古，不愿染指。19世纪的学者不带偏见地仔细追寻这些词义和用法的源流，发现它们都是在8世纪以后进入拉丁文的。当初瓦拉如果科学一点，客观一点，再进一步，那有可能把“赠礼”作伪的时期和历史背景都考证出来了。瓦拉证伪代表了人文主义的先进之处，也代表了它的局限。

　　瓦拉证伪的另一个特点是为政治服务。15世纪中期的人文主义已经不是新生事物。它是意大利各个学校里的重点学科，众人趋之若骛的热门。有些人文主义者游食四方，为了争饭碗而做枪手。借用今天英语里的时髦话，就是充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知识恐怖分子。瓦拉当时是那不勒斯国王的食客。国王和教皇有争执，瓦拉于是起而证伪，行文中对教皇和教会颇有刻薄之词。不久之后，他又写信向教皇道歉，希望能到罗马工作。他后来在罗马大学当教授，是教皇指派的。应时当令并没有影响瓦拉证伪的方法和质量。可是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关怀”主要是对古代语言文化的关怀，不等于后世所说的“人道关怀”。人文主义是一种学问。学问有好坏之分，但是无关人品操守，学问好未必人就好。

　　瓦拉死于1457年，未及见到印刷术。证伪的论文首次印刷是1517年，在德国。马丁·路德1520年读了证伪论文之后，多次在书信、文章里提到“赠礼”。在他看来，如此拙劣的伪件流行数百年，蒙蔽千万人，说明教廷的虚伪，也说明教会的荒唐无能。瓦拉生前不会想到有宗教改革，更不会想到人文主义以及他自己的文章会对之有所贡献。一篇文字在后世所起的作用，往往是作者始料不及的。

　　构厦须多材，散木亦有根。“君士坦丁赠礼”所涉及的只是中古和文艺复兴的一些旁枝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却反映了时代的更替和风气的变迁。瓦拉的证伪按照现代的学术标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然而人文主义者开创的实证态度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我们研究古代的和外国的历史、文学，常常是因为我们对于自己所处的世界抱有急切的希望或者疑问。对古代的和外国的事情，我们要拿出自己的看法来。这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但是我们首先要意识到语言和文化的差别。要虚心地、安静地谛听，弄清楚古人和外国人究竟说的是什么，然后才能下判断。不能附会。附会就像是扯开了嗓门朝着古人和外国人嚷嚷，之后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