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韩帝国军简史：从设立到解散

　　军队的近代化是一个国家近代化的重要过程和标志。对于朝鲜王朝而言，大韩帝国军就是其军队近代化的结果。大韩帝国军创建于1881年，解散于1907年，尽管前后历经不过26年，在朝鲜历史上地位却非常重要。本文将为读者简单介绍一下大韩帝国军的简史 　　草创时期 　　朝鲜王朝自高宗李熙即位以后就实行军制改革，但基本上局限于旧式军队的范围。1881年，朝鲜王朝创设第一支新式军队——别技军，由日本教官进行训练，但这支部队在次年的壬午兵变时被歼灭。壬午兵变后又有清朝、日本帮助朝鲜训练军队，1885年《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签订后改由美国教官训练，并将过去的京军五营军制变为亲军前后左右四营及海防营，后又将亲军四营和海防营改编为统卫、壮卫和总御三营。但这些训练和改革只是使朝鲜军部分近代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旧式军制。 　　1894年7月23日，日军突袭景福宫，击溃朝鲜军，扶植亲日政权。随后朝鲜军的武器被日本没收，军队也处于事实上解散的状态。8月底，日军将景福宫的守卫移交给朝鲜军，并将部分武器返还，仍继续由美国教官戴伊负责训练。不过，此时已开始进行甲午更张，旧式军队难以维持下去。1894年12月30日，朝鲜政府颁布《陆军将官职制》，设置了大将、副将、正领、副领、参领、正尉、副尉、参尉、正校、副校、参校等军阶，迈开了军事改革的第一步，奠定了朝鲜近代军制的基础。随后又在1895年2月以日本人楠濑幸彦为教官，编练朝鲜新式军队，于1895年5月成军，称为“训练队”，由第一大队（将兵492人）和第二大队（将兵482人）组成，并计划在年底扩充至6个大队，并附设有士官养成所。训练队是继别技军以后朝鲜第二支新式军队，也是日式训练，但是高宗和闵妃为首的王室在三国干涉还辽后试图引俄拒日，因此拒绝由训练队代替旧军守卫王宫，使训练队无用武之地。1895年7月17日，高宗下令将美国军官戴伊训练的旧军改编为两个大队的侍卫队，穿上新式军服，转化为新式军队，至此形成了训练队与侍卫队两支新军对立的局面。闵妃将训练队视为眼中钉，于10月7日下令将其解散。日本驻朝公使三浦梧楼正筹划暗杀引俄拒日的闵妃，因此以训练队解散为契机，派日军和浪人与训练队一起冲入景福宫，打败侍卫队，暗杀闵妃，史称“乙未事变”。乙未事变后，一度将侍卫队编入训练队。然而，由于乙未事变的真相很快暴露，训练队臭名昭着，因此朝鲜政府不得不于10月底解散了训练队，而后又将其部分官兵和旧侍卫队官兵合并改编为“亲卫队”，由8个中队两个大队组成，兵力约1700人，1896年1月又加入了由工兵组成的亲卫队第3大队。朝鲜亲日政权准备请来日本教官训练亲卫队，不过此事因不久后发生的俄馆播迁而化为泡影。 　　俄式训练 　　1896年2月11日，高宗从景福宫逃亡俄国驻朝公使馆，史称“俄馆播迁”，至此亲日政权倒台，亲俄政权建立，保护高宗的任务也转移到俄国士兵，同时高宗着手整饬亲卫队，将其训练委托给俄国人。1896年6月，高宗派出的特使闵泳焕为祝贺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而来到俄国，秘密提出5项请求，其中第二项就是由俄方派遣军事教官来朝鲜，训练朝鲜军队。俄国对该项目则答以“解决教官问题，将在最近派遣一名有经验的俄国高级军官前往汉城，俄国政府将委任他就此问题和朝鲜政府进行谈判。该军官将首先奉命从事建立国王卫队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允诺了朝鲜的要求。随后俄国派总参谋部普提亚塔上校为团长，带领2名军官、10名军士和1名军医组成的共计14人的军事顾问团与闵泳焕使团一道去朝鲜，1896年10月21日抵达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俄国军事顾问团的首要目标是组建高宗的亲兵，他们从亲卫队中选拔1070人，由阿福纳西耶夫中尉和“科尔尼洛夫将军号”巡洋舰上的水兵队长赫梅廖夫负责训练工作。俄国人显然不仅仅局限于训练高宗的亲兵，他们还在1896年冬拟定了包括练朝鲜军队6000人、聘用160名俄国教官、用三年时间将朝鲜军扩充到40000人、训聘用经验丰富的军事教官为国王的军事顾问、组建士官学校、扩建兵工厂、规定军费开支不得超过国家收入的1/4等一揽子军事计划。1897年2月20日，朝鲜高宗离开俄国公使馆，回到庆运宫（今德寿宫），3月31日，重建侍卫队，由俄国训练的1000余人组成，作为守护王宫的近卫部队，亲卫队虽也保留为中央军，但其守卫王宫的职能则被削弱了。 　　俄馆播迁后日本在朝鲜半岛势力下降，不得不与俄国协调在朝势力范围。1896年尼古拉二世加冕时，日本曾派山县有朋来俄国祝贺，并借机与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秘密协商朝鲜问题，就朝鲜军队训练问题争议激烈，最后仅仅达成了由俄国训练国王亲兵、日本训练朝鲜其他军队的口头承诺，而这个承诺并未被载入书面的《山县-罗拔诺夫协定》中。普提亚塔军事顾问团到朝鲜训练军队以后，俄国向日本方面解释训练国王亲兵与尽快还宫密不可分，所以希望高宗尽快还宫的日本也就默认了俄国的举动。1897年春，朝鲜政府与俄国公使馆在军队训练问题上渐生矛盾，俄国图谋染指整个朝鲜军队的一揽子军事计划也就暴露出来。日本以其违背《山县-罗拔诺夫协定》中“日俄共管”的精神而对俄国提出强烈抗议。俄国为了平息日本的愤慨，遂在1897年5月指示俄国驻朝公使韦贝尔暂缓训练朝鲜军队。但是由于俄国向中国交涉东清铁路支线的失败，很快又重新关注朝鲜问题，于1897年7月派出以阿列克谢耶夫为首的第二批13名军官组成的军事顾问团，8月到朝鲜，9月开始训练朝鲜军队。1897年11月，德国占领中国胶州湾，俄国趁机占领旅顺口，开始侵略中国东北。此时俄国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扩张引起了日本和英国的强烈不满，俄国人不得不面临选择。 　　朝鲜朝野最开始对俄国教官持欢迎态度，这是因为乙未事变引发的反日情绪导致了对俄国产生好感。朝鲜《独立新闻》就俄国军官来朝一事评论道：“朝鲜最为重要之急务在于政府之巩固，为确立国家之安定需经严格训练并可完全依赖之本国军队，此为不可或缺。朝鲜人具有成为精悍兵士之天性，故经过操练易于习得为武之技，而且其状貌比清国人、日本人更为雄健。现时之所以不能依赖朝鲜陆军，乃归因于将校兵士间缺乏严格军纪。朝鲜虽不能企望建立攻击型的大常备军，但足以维持于危难中护卫陛下、易于平定国内盗贼暴徒的具有严明军纪的常备军。俄国陆海军被置于严格军纪之下，于严密规则下训练出来的俄国士官目前最为适宜训练朝鲜士卒，此等俄国士官之举将受到世界上朝鲜友邦之注目。”然而随着俄国胃口的扩大，朝鲜又从亲俄逐渐转变为反俄，到1898年时，日本驻韩公使加藤增雄报告说“韩人对俄情绪顿生变化，上至皇帝、下至群臣皆对俄人怀有深嫌痛恶之情”，他又说，此种状况“恰如我国往昔（明治）二十八年10月8日（乙未事变）以后之处境，实为片刻不得安宁”。1898年3月7日，俄国驻韩公使士贝耶强迫大韩帝国政府内在24小时内做出今后是否继续接受俄国援助的决定，韩国政府乞求暂缓几日。此时韩国爱国组织独立协会在1898年3月10日召开“万民共同会”，掀起反俄风潮，要求俄国军事教官及财政顾问通通离开韩国，并呼吁政府顶住俄国压力。韩国政府于3月12日回复士贝耶不再接受军事、财政援助。俄国自侵占旅顺以后，就有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向日本作出让步的想法，以减少压力，同时专注于经营中国东北，再加上韩国朝野的反俄化，俄国不愿分散力量来对付韩国，所以暂停了向朝鲜半岛的渗透扩张。士贝耶乃于1898年3月17日回复大韩帝国政府称：“现今贵国思想，无用俄国官员，而自能办理事务，则俄国但贺贵国如此不久之间业已抵到如此发达长进独立之自能，而全不用外国军旅及士官及顾问官等之帮助，自将保全自己之完然独立者也。本大臣业已做了紧要措置，使俄国士官及度支部顾问官更不视务矣”。3月20日，俄国军事教官全部撤出朝鲜半岛，大韩帝国军终于摆脱了外国干涉，开始了自主发展。 　　自主改革 　　1897年10月12日，朝鲜高宗李熙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建元光武。高宗在当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史称“光武改革”，军事改革是光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1898年3月俄国军事教官撤出以后，大韩帝国军开始了自主的建设与改革。自1895年开始建设近代化的新式军队以后，此时的大韩帝国军已经成形，即由侍卫队、亲卫队构成的中央军和各支镇卫队组成的地方军。而高宗在军事方面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大韩帝国军牢牢抓在自己手中。1898年6月29日，高宗下诏进行军事改革，并称“依各国大元帅例，朕亲统陆海军，皇太子为元帅，一体统率”。这说明高宗开始着手设立元帅府。一年后正式颁布“元帅府官制”，规定在设立元帅府于宫中，由皇帝任陆海军大元帅，皇太子任元帅，元帅府掌国防、用兵及军事的各项命令并指挥监督军部与京外各队，下设为军务、检查、记录、会计四局。其后又在1899年8月和1900年9月两度修改“军部官制”，使原来掌管军队事宜的军部的权限大幅度缩小，仅限于管理军中一般事务。就这样，高宗通过设立元帅府而越过军部直接掌控军队，这是与光武改革在政治上强化皇权的措施配套的，同时也与高宗的个人经历有关。高宗多次遭遇兵变，因而深感控制军队的重要性，故自任军队首脑，让军队直接听命于自己，防止其再发生变故。 　　除此之外，高宗还大力扩军，包括增加兵力和扩充军费。1898年7月，高宗下令陆军增设10个大队的兵力，并预备设立海军。中央的亲卫队和侍卫队兵力保持在5000—6000人。地方上先设平壤、全州两个镇卫大队以及14个地方大队，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后又在北部的义州、江界、北青和镜城4处增设镇卫大队，同年7月将所有镇卫大队、地方大队合并为5个镇卫联队，设于江华、水原、大邱、平壤、北青五处地方（后增济州），总数约20000人。到日俄战争前夕，韩国中央和地方军总数达到约28000人。当时中国发生庚子事变，俄国进驻满洲，在这一背景下，高宗更加重视国防建设。1900年以后，大韩帝国的军费开支急速增长，1898年为125.1万元，1901年陡增至359.5万元，此后到日俄战争前夕一直居高不下，保持在政府支出总预算的40%以上。另外高宗还试图以征兵制代替募兵制，即以义务兵役制代替志愿兵役制，以强化韩国的军事力量。征兵制自1901年就屡屡被提上议案，然而大臣们因为种种原因不同意立即实施，1903年3月，高宗突然颁布诏敕，下令实行征兵制。但由于社会舆论的反对和户籍制度未备而没有立即实施，而且近代国家的征兵制是人民的一种义务，那就应该相应地享有一定权利，但处于专制统治下的韩国民众显然毫无权利可言。不过高宗下令实行征兵制，反映了他在日俄竞争下迫切的扩军需求。 　　高宗还致力于大韩帝国军的近代化建设，1898年时，大韩帝国军（陆军）的兵种建制基本齐全，于是高宗于1898年5月14日设立武官学校，培养新式军官。甲午更张时曾设训练队士官养成所和武官学校，但是俄馆播迁以后则遣散，而且韩国新式军队的教官一直是外国人，但新设的武官学校的教官则由曾留日的韩国教官担任。1898年9月，大韩帝国开设德语学校，此校的设立也与军事近代化息息相关，在开学仪式上学部协办高永喜说：“今日秉承大皇帝陛下之圣意，增设德语学校，教育生徒……以欧洲各国语学而言，英文为万国商会上通用之语，法文盛用于交际上，至于德语，系为军法及军制所紧要而堪称世界第一。佥学员自入学之日，即应日就月将，速速成就……望他日成国家之栋梁”。由此可见大韩帝国军是向德国看齐的，设立德语学校也是高宗加强军队近代化建设的一环。此外高宗还整顿军容军纪，于1900年颁布《陆军法律》，规定了韩国陆军军人必须遵守的317条法令，1902年又严旨命令所有军人断发。自1899年以后，大韩帝国还从法国、俄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购入新式武器和弹药，全面加强军备，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大韩帝国还从日本购入3000吨级的军舰“扬武号”，1903年1月由韩国军部炮工局长李玑钟与“胜立丸”（购入后称“扬武号”）所有者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的代表小田柿次郎签订购买合同，以55万日元成交。1903年4月15日，“扬武号”驶入仁川港，由于韩国一时凑不齐钱而推迟移交，直到同年8月12日才正式购入，舰长为留日学生慎顺晟。关于购买“扬武号”动机，日本驻韩代理公使萩原守一说“此次合同完全出于韩帝个人突然闪现的一种好奇心所致”，但也有可能是为了组建大韩帝国海军，前文已提及在1899年高宗就预备设立海军，购入“扬武号”时，军部大臣尹雄烈也以此为契机奏请设立海军，不过被议政府以“既无养成之士卒，又此经费之苟且，而海军之径先设施，甚不妥当”为由否决了。 　　高宗针对大韩帝国军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并不是为了直接抵御外国侵略，而是以镇压本国人民起义为主要目的。高宗鉴于1894年东学党起义及日军攻入景福宫之事认定内乱必将招致外侮，而中国的义和团事件更让他相信这点，因此大韩帝国军的中央军的职能是守卫皇宫，地方军的职能是镇压活贫党、东学余党、民扰、火贼等，一切以维护国内稳定为至要。但是社会舆论多对高宗的扩军政策持否定评价，如《皇城新闻》在1900年2月刊登的一篇名为《兵强不如国富》的文章中认为“我韩非但兵弱，国亦不富，为今日计，将官得其人，兵勇数千，教练精铳，镇靖内处，足矣。急务之所当先者，教育人民，警醒怠惰心；勤课农业，顿消饥寒色。勉进商务，旺财货源；发达工作，滋蔓制造场。外国出口倍多，银秤收入巨大，国势稍振，民气稍苏，然后广设海师陆军，准备炮台战舰，耀武扬威，亦何患乎俄日之强耶？”[24] 1902年又呼吁“军事军费亟宜裁整”，反对增加军费。而且高宗的军事改革也收效甚微，1904年日俄战争后韩国又被日本控制，大韩帝国军未有任何反抗，直至沦为日本保护国乃至被吞并。 　　没落解散 　　日俄战争后日本控制韩国，日本又开始重新训练韩国军队。同时在日本的要求下，从1905年4月起，大韩帝国军的规模逐渐缩小，亲卫队裁撤，镇卫队削减，元帅府解体，大韩帝国军的兵力锐减至8000余人。1905年11月17日《乙巳条约》签订后，大韩帝国沦为日本保护国，引发全国各地的义兵运动，大韩帝国军又奉命去镇压。时人黄玹写道：“十年养得貔貅队，只管腾腾杀义兵”。 　　但是，多数韩军还是爱国的，所以日本一直试图将韩军完全解散。1907年7月，海牙密使事件东窗事发，日本人和亲日派借此逼高宗皇帝退位，其间汉城市民掀起大规模游行示威，反对高宗退位，驻扎汉城典洞的侍卫队第一联队第三大队也参与其中，袭击日本的钟路警察派出所，杀死杀伤10多名日本商民。7月20日，高宗被迫让位太子李坧，是为朝鲜纯宗。日本派驻韩国的统监伊藤博文趁机加紧对韩国的控制，于7月24日与大韩帝国内阁总理大臣李完用签订《第三次日韩协约》（丁未七条约），规定解散韩国军队。当时大韩帝国军由2个联队的侍卫队（约5000人）和8个大队的镇卫队（约2000人）组成。1907年8月1日晨7时，韩国傀儡政府将大韩帝国军侍卫队各队长召集到驻韩日军司令部大观亭，宣读以纯宗皇帝名义下达的解散诏敕，称： 　　“朕惟时值国事多艰，极力节略冗费，应用于利用厚生之业，此今日之急务也。窃惟我现在军队由佣兵组成，故未足为上下一致国家完全之防卫。朕图从今刷新军制，专力养成士官，他日发布征兵法，具备巩固之兵力，是以朕兹命有司，除选置皇室侍卫之必要者外，其他一律解队。朕顾念汝等将卒宿积之劳，特随其阶级，颁与恩金，汝等将校下士卒，克体朕意，各就其业，期无愆焉。” 　　同日晨8时，大韩帝国军的日本教官栗原大尉诱使侍卫队放下武器，到训练院举行解散仪式。此时传来侍卫队第一联队第一大队长朴升焕开枪自杀的消息，点燃了大韩帝国军的反抗情绪。他们“闻大队长之死，打破武器库，放铳作闹”“举皆出队，机关炮弹丸如雨”，在汉城与日军展开巷战，击毙了包括日军大尉梶原义久以下31名日本官兵。到中午时，大韩帝国军弹尽粮绝，战死68人，负伤100多人，被俘560余人，其余败退，加入义兵反日斗争行列。此外原州、江华等地镇卫队在遭遇解散时也掀起暴动。由此解散大韩帝国军引发了义兵运动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