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城条约是怎么回事 汉城条约签订的背景和经过

　　日本一直对朝鲜虎视眈眈，尽管他们在甲申政变中被中国军队打败，但事后依然恬不知耻地要求朝鲜对其做出赔偿。于是，日朝达成协议，签订了《汉城条约》。《汉城条约》和《江华条约》一样，都是不平等条约，都是朝鲜的耻辱。本文将为读者介绍一下这份条约签订的背景和过程。

　　　背景

　　1876年，日本以武力轰开朝鲜国门，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自此以后，日本便与朝鲜的宗主国清朝在朝鲜半岛展开争夺，这种竞争在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以后更加激烈。当时清朝和日本在朝鲜都有驻军，但清朝的势力明显占据优势。清朝的驻军数量为3000人，而日本的驻军只有500余人，而且由于历史原因，朝鲜君臣和百姓大多亲近中国而反感日本，朝中“事大党”占绝大多数。日本自然不甘心，于是以“文明开化”为诱饵，在朝鲜大力扶植亲日势力，“开化党”就是朝鲜亲日势力的代表。开化党以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等年轻士族为主，对日本非常崇拜羡慕，而他们对内打算进行明治维新式的改革，对外完全依靠日本。日本政府起初对开化党大力培植资助，但后来又有所顾虑，对开化党的援助渐露难色。正巧此时驻朝清军由于中法战争的吃紧而从朝鲜调走一半，开化党遂准备借助日本力量发动武装政变，清洗事大党大臣，夺取政权，他们找到当时的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求助。竹添进一郎爽快答应，日本政府经过研究却并不赞成协助开化党发动政变。但在日本政府的指令到达朝鲜前，开化党已经于1884年12月4日发动了“甲申政变”，杀死6名亲清大臣和1名宦官，同时他们还强迫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给日本公使馆写求助谕旨，上面只有铅笔写的四个字“日使来卫”（一说“日本公使来护朕”）。竹添进一郎接到国王谕旨以后带了200名日军前来协助开化党夺权。12月6日，朝鲜事大党请来袁世凯、吴兆有率领的1500名驻朝清军进宫讨伐开化党。开化党和日军被清军打败，甲申政变被镇压下去。

　　甲申政变期间，朝鲜百姓认为开化党勾结日本挟持国王，窃取国柄，因此对开化党和日本人十分仇恨，排日风潮又起。数万汉城市民及部分中国侨民攻击日本商店和民居，3000多名日本侨民如潮水般涌入公使馆中避难。12月6日夜晚，开化党的金玉均、朴泳孝、徐载弼、徐光范也跟随竹添进一郎和日军败退公使馆中。竹添打算带着开化党人撤退，临行前烧毁公使馆机密文件，却不料失火将整个公使馆烧毁。竹添带着金玉均等人仓皇逃走，在仁川搭上日本邮轮“千岁丸”号，才得以逃回日本。在甲申政变中，日本军人及“商民”有33人死亡，10多人受伤，死者中地位最高的是公使馆武官矶林真三大尉，他在撤退过程中被朝鲜百姓打死。

　　在甲申政变中，代表日本国的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不仅违反日本政府指令，还嗾使并积极参与这次政变，图谋颠覆朝鲜现政权，以便从中渔利。谁知最后引火烧身，给日本造成严重损失。因此竹添的行为非但与日本国法不容，还严重违背了国际法。但是日本政府恬不知耻，反而对国民大肆宣传清国和朝鲜无故损害日本的权益和尊严，将政变的责任全部推到中国和朝鲜身上。于是日本朝野为之愤怒，农商务卿西乡从道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对清国宣战。一些右翼团体组织许多日本学生在东京上野公园举行“清国膺惩大会”，并且游行示威抗议中国的“暴行”。一些日本人甚至组织义勇军，要求日本和法国联合进攻中国。日本政府虽然如此宣传，但自知理亏，也深知眼下还不是中国的对手，便暂时不准备动用武力，而是以外交手段来争取损失最小化，并趁机扩大日本在朝鲜的侵略势力。

　　　　经过

　　当时，日本政府“决定采取军事退却、外交进攻的政策，通过外交途径，向汉城和北京两方面取得成果”。他们先派外务卿井上馨为全权大臣，以外务大书记官近藤真锄、农务大书记官斋藤休一郎、美国人顾问斯蒂文斯、陆军中将高岛鞆之助、海军少将桦山资纪为随员，率陆军两个中队、军舰7艘，载3000士兵，借口“使馆被焚”、“侨民被害”而向朝鲜“问罪”。舰队出发前，先派外务大书记官栗野慎一郎赴仁川调查事件真相，并命令竹添进一郎返回任所进行预备性交涉，遣议官井上毅进行督办。

　　1884年12月29日，竹添进一郎与朝鲜外务督办赵秉镐、协办穆麟德（德国人）举行预备性会谈。竹添拿出“日使来卫”的谕旨来要挟朝鲜，将政变全部推给朝鲜国王，朝方代表则非常强硬，当面斥责竹添参与政变，拒绝了竹添关于会见左议政金宏集（后改名金弘集）和觐见国王的要求，坚持所谓“日使来卫”的谕旨是“凶党之临急矫旨”，还强烈要求日本引渡金玉均等开化党人。竹添无计可施，预备性会谈竟毫无进展。是日，清朝政府也派吴大澄率兵500来到朝鲜，准备参与朝日会谈。

　　1885年1月3日（农历十一月十八日），井上馨来到汉城。他曾经是《江华条约》签订的日本代表，对朝鲜的底细比较清楚，知道要对朝鲜来硬的。1月6日在昌德宫之乐善斋谒见朝鲜高宗，寒暄数句以后，井上馨要求明天立即举行会谈，高宗被迫同意。之后他又要高宗屏退左右，进行“密奏”。他们私下密谈的内容现已不得而知，但根据后来情形来推测，应该是将“日使来卫”的谕旨出示给高宗，对高宗进行威胁。而高宗则害怕担负政变责任，不得不对井上馨屈服。所以此后日本的谈判过程就顺利得多了。

　　同日，高宗任命左议政金宏集为全权代表，负责与井上馨谈判。金宏集的委任状中有“京城不幸有逆党之乱，以致日本公使误听其谋，进退失据，馆焚民戕，事起仓促，均非逆料”之语句，井上要求删除“公使误听其谋，进退失据”之句，高宗作出让步，下旨删除。这个细节表明日本志在必行，一定要将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并趁机夺取新的权利。而高宗的让步则表明朝鲜实际上放弃了追究竹添责任的要求，注定了朝鲜将在这次谈判中失败。井上馨的方针是：以独立国对待朝鲜，不允许中国参与朝日谈判；不追究政变责任，只谈善后。据此，日方提出条件5条，要求补偿日本损失，杀日本人者偿命，并胡说什么公使馆是被朝鲜人焚烧的，要求朝鲜替日本重修公使馆。1月7日到8日，朝日双方代表在汉城议政府举行会谈。会谈上金宏集据理力争，并要求日本引渡金玉均等人，但井上馨只顾强调自己的要求，完全不理会金宏集的争辩。会谈上清朝钦差吴大澄亦出席，“微露干预之意，但经井上拒绝即罢免”，吴大澄竟然一筹莫展。日本也作出一定让步，削减了“驻兵1000人”的要求。就这样，在井上馨的软硬兼施之下，朝鲜政府也屈服了，很快就结束了会谈，并同意了日本的条款。1月9日，日本和朝鲜正式签订了《汉城条约》。这个条约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了朝鲜的主权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