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不仅是商业性消费城市

　　原标题：近代上海不仅是商业性消费城市

　　原标题：近代上海不仅是商业性消费城市

　　■邢建榕

　　近代上海开埠以后，迅速成为我国最大的多功能中心城市。同时，也是最大的工业城市，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基础。尽管以轻纺工业为主，却集中了约50%的全国民族资本企业、约40%的全部资本额、约50%的全部年产值，是名副其实的“半壁江山”。但在上海史研究中，近代上海工业研究仍属于薄弱板块。我们不妨从这一角度切入，探讨近代工业在上海发展的历程，以及其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关系。

　　满足工业发展的三个条件

　　近代上海不仅是一个商业性消费城市，也是一个工业性生产城市。

　　经验表明，一个落后地区从农业化一步步发展为工业化，要研究现代化，要了解工业化。某种程度上说，上海的近代化首先是工业化。近代工业的发展，至少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即便利的交通运输线、丰富的水源和足够的能源、大量的劳动力集聚。此外，还要有适宜的社会环境和政策。在近代中国，上海最能够满足这些条件。

　　黄浦江、苏州河是上海重要的交通运输线。近代上海的工业发展大体沿着河流展开，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黄浦江水阔江深，可以承担国际航运功能，故大中企业、码头、货栈多集中在黄浦江两岸。风平浪静的苏州河，是上海连接苏浙各地并经大运河连接广袤内地的通道，沿岸中小企业居多。

　　全市近大部分面粉企业、将近一半的纺织企业，都聚集在苏州河沿岸。一是因为苏州河离城近，蜿蜒穿过城区，租界及周边有便利的基础设施、安定的生产环境。二是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许多通过苏州河水道来到上海。三是因为具备丰富的水资源，可以更便捷地输送原料和生产品。不过，等到企业规模扩大、原材料需从国外进口以及苏州河逐渐遭受污染，一些企业就将目光转向黄浦江。

　　劳动力优势在上海同样明显。19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战争频仍、自然灾害等原因，内地大量人口进入上海。他们在苏州河西部的两岸搭棚而居，为附近的纺织厂、面粉厂等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其实，上海很早以来就是一座移民城市，城市人口不断增长。据统计，1930年上海人口突破300万，其中80%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在城市生活和工业化的召唤下，农村人口包括女性人口大量离开农村，这是城镇化开始的一种表征。上海的纺织女工人数可观，她们依靠自己的收入维持了一定水准的生活，奠定了女工在上海的政治和经济地位。

　　开埠以来，尤其是洋务运动之后，从政府到民间都掀起了一股办工厂的热潮。“领头羊”是印刷、船舶、机器修造等企业，为从事贸易的洋行提供急需的服务。接下来是缫丝、轧花、面粉等工厂，这种新兴机器作业更加有利可图。此外，丝茶是出口大宗。上海离原料产区比较近，在上海设厂，可以就近采购蚕丝等原料。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上海民族工业再次获得迅速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在棉纺织、缫丝、毛纺织、面粉、卷烟、造纸、火柴、制约、船舶修造和电业等方面，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并诞生了一大批知名企业和名牌产品。这一时期，上海以纺织、面粉和卷烟为三大支柱产业，工业区则集中在杨树浦、沪西、闸北和南市高昌庙地区。

　　但也要看到，上海近代工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污染的恶果。在小说《子夜》中，茅盾讲述了城市的繁华和凋敝，以及在金融危机冲击与外国资本挤压下民族工业的艰难、实业家的奋斗和失败。小说的主角、丝厂老板吴荪甫憧憬着这样的现代化社会：“高大的烟囱如林，在吐着黑烟；轮船在乘风破浪，汽车在驶过原野。”可见，汽笛声声、大烟囱冒着黑烟在当时被视为现代化的象征。

　　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后，苏州河河水水质严重恶化。当中的原因，既有河水流量不足、泥沙沉积之故，但更主要的还是工业污染问题。例如，外商开办的江苏药水厂实为化学厂，生产硫酸、硝酸和盐酸，每天有大量废水排入苏州河，导致附近的空气里飘荡着刺鼻的怪味。厂门口的一条小路，因此被人称为药水弄。

　　生活污染同样不可小觑。叶灵风在散文《煤烟河》　中描写了这一时期苏州河区域被生活垃圾污染的情形——“你若不是为了衣食问题咬了牙在那里做牛马的人，你简直连一分钟也不能停脚”。

　　拥有工业区和水电煤基础

　　上海近代最早、最大的民族工业企业——江南制造局，即后来的江南造船厂，位于黄浦江畔高昌庙地区。因为有江南制造局的存在，当地自然而然地发展为一大工业区。除此之外，还有两大工业区，一东一西，东为杨树浦，西为沪西地区，都属于傍水而居、地价低廉、有水电煤支持且劳动力集中居住的地区。

　　江南制造局作为一家军工企业，可以说是第一家“央企”，创造了诸多工业史上的第一。但它高墙深垒，相对比较封闭。厂内有数千名工人，依厂居住着大量家属，形成了独特的厂区、街区和居住区，并建有不少弄堂工厂。

　　在沪西曹家渡、小沙渡、潭子湾和江苏路等苏州河两岸，建有许多缫丝、棉纺织、丝织厂和面粉企业，如着名的荣家企业福新面粉、申新纺织企业，吴蕴初天字号化工企业，华生电器厂，日资内外棉、丰田、日华等棉纺织和印染厂等。

　　杨树浦处于英租界中心与吴淞口之间，东、南面濒临黄浦江，北距吴淞口约16公里，南有十六铺等许多客货运码头，对岸的浦东也建有不少码头、堆栈和仓库。除了地理位置优越，它还有一大优势是滩地地价低廉，征用农田和拆迁民房只需缴纳象征性的征地费，甚至可以无偿使用。1869年，从外滩沿黄浦江至杨树浦的马路修通，进一步增加了便捷途径，前来此地开设企业的络绎不绝。其中，民族工业主要分布于棉纺织、针织、丝织、印染、印刷、化工、橡胶、电机、造船等行业。

　　1865年12月18日，外侨在南京路(从河南路到外滩段)点亮煤气灯。这是上海告别煤油灯、使用煤气路灯的开端。当“地火”或“自来火”在夜晚大放光明的时候，南京路的繁华景象愈发光彩夺目。1882年，上海发电厂开始供电，夜幕下的弧光灯明亮晃眼。市民见所未见，也不知其具体称呼，故取名“赛明月”。1883年6月29日，杨树浦水厂正式建成。近代中国城市供水史在哗哗流水声中翻开了新的一页。

　　可以说，正是由于深厚的水电煤工业基础，才有了上海工业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才有了南京路和外滩的灯红酒绿，甚至才有了“东方华尔街”的形成。它对上海城市发展的助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时人就明确评价：“上海之繁荣，所以冠全国，其公用事业之发达，当不失为第一大因素。”

　　但值得一提的是，早期一些上海市民因不了解水电煤的真正奥秘，曾采取抵制或排斥的态度。由于煤气管道铺设地下，有人害怕它会破坏风水。一些人力车夫甚至认为，煤气通行之处，地下肯定滚烫，遂互相告诫不可赤脚走过那里，以免烫伤。还有人觉得，自来水管靠近煤气管，水中会渗入毒质，“饮之有害，相戒不用”。还有意思的是，电灯在大街上用作照明后，有人认为“电火”是火，与炭火、木火无异，可以伸出长长的旱烟杆在电灯上点烟……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市民耳闻目睹之后，由最初的排斥态度逐渐向接触、接受的回应方式转变。后来，连李鸿章这样的清朝大员，也兴致勃勃前来为自来水厂开业剪彩。事实上，曾国藩、李鸿章和盛宣怀等洋务人物，也是近代工业化的先驱。盛宣怀办的中国通商银行，是我国第一家华商银行。李鸿章则创办了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一批早期知名企业。

　　工人阶级人数最多觉悟最高

　　由于苏州河、黄浦江的流向，奠定了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主要路径是由东向西发展，南京东路接上南京西路，淮海东路连上淮海西路，东西向的马路又长又顺，南北向的马路则恰恰相反。

　　上海近代工业的发展同样具有如此特点。工业区集中在黄浦江、苏州河沿岸，外来移民往往紧挨各大工业区及码头、车站、铁道和工厂附近，或直接住进厂区宿舍，如夏衍《包身工》中所描绘的场景。一般来说，上海本地市民主要居住在老城厢里，人口稠密、道路狭窄、住房密集。除了极少数弄堂工厂，无法再有较大企业插足，当然也就少有外来移民居住。

　　抗日战争爆发后，华界区域首当其冲，遭受日军轰炸或侵占，相关区域的华商企业几乎损失殆尽。同时，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又集中在外滩、江西路、四川路、延安路一带，进一步造成了苏州河两岸“北衰南盛”的不平衡。

　　以前，外国侨民和有实力的华人往往住在空旷幽雅的上海西区。犹太富豪沙逊的别墅在虹桥路；《十八春》里，暴发户祝鸿才的房子也在此处；《子夜》　里的吴荪甫则住在静安寺西面。这些地区闹中取静，自然环境宜人，又有着良好的商业和文化氛围。

　　上海人曾有过“上只角、下只角”的说法。上只角和下只角不是简单对应中心地段和边缘地段，也不是简单对应所谓的租界和华界，其主要对应的应是工业区和商业区、高级居住区。坦率地讲，早期工业区的商业和文化氛围欠缺，人口密集，基础设施落后，加上企业生产和市民生活造成的污染，使得其与租界商业区、金融街(000402)和西段高级居住区相比却有所差别。但历史发展到现今，老工业区的面目已经大变样，“上只角、下只角”之旧说可以休矣。

　　上海近代工业具有明显的对内、对外开放特征，既要吸纳原材料，又对内地输送工业产品和生产要素；既吸纳国际市场的产品和生产要素，又向世界输出原材料及加工品。国际国内商帮云集，为上海作为一个融合中西、交汇南北的大都市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此外，一大批工厂企业的诞生，尤其是经久耐用的优质工业产品，曾经是上海最好的名片，大大提升了上海的城市声誉。人们想到上海，就可以从产品联系到质量、信誉和诚信。可以说，工业文明是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必须看到的是，近代上海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上海有着建党的最佳条件。其中，最为壮大的工人阶级队伍，是我们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优势。在上海的各色企业中，诞生了第一批产业工人。据1919年《新青年》的调查，上海有各类工厂2291家、工人18万，加上交通运输码头工人12万、手工业工人20万，共计50万。当时，上海城市中人口才200万，工人占了四分之一。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成立有偶然性更有必然性，工人阶级人数最多、觉悟最高这一因素是不应被忽视的。

　　（作者为上海市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本文根据东方讲坛·文化上海之“风从海上来——近代上海经济的崛起之路”系列演讲速记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