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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宗棠与曾国藩为什么要断交?他们之间有什么恩怨?

      左宗棠,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派首领。而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他们之间为什么要断交呢?有什么恩怨?

      左宗棠与曾国藩

      《左宗棠传信录》一书35万字,写左宗棠与曾国藩关系的,就有约8万字,占了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之所以如此着力,自然有曾国藩名气大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想彻底梳理清楚两人之间的恩恩怨怨。

      如果说解谜左宗棠樊燮案主要凭清宫档案之力,那还原左宗棠曾国藩关系真相,则需要清宫档案同31册的《曾国藩全集》及13卷的《左宗棠全集》的配合。

      曾国藩,进士出身,37岁即升至二品,历任除户部之外的六部侍郎(副部长),墨絰从戎后于咸丰三年(1853)创办湘军,并于同治三年(1864)克复被太平天国占据了11年之久的天京,宣告太平天国的失败。曾国藩因此功被赐一等侯爵,成为有清一代汉人封爵最高者,此后被授武英殿大学士。

      左宗棠,举人出身,虽不似曾国藩那样少年得志,但通过参与围剿太平军、捻军的战事,累功迁至陕甘总督,被授东阁大学士,成有清一代以举人入阁的唯一一人,并于光绪年间凭收复新疆之功被赐封二等侯爵。

      曾左是湖南同乡,同属同光“中兴四大名臣”,可谓一时瑜亮。从道光十四年(1834)结识到同治三年断交,两人的交往整整三十年: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兵败投水自杀之时,左宗棠曾冒险出城、极力安慰;咸丰八年左宗棠卷入樊燮案险被投狱,曾国藩尽力在咸丰面前斡旋,使得左宗棠化险为夷。可以说,两人有着生死之谊。只是造化弄人,曾左二人由相交甚欢最终变为凶终隙末,同治三年断交。如此巨大的转折,自然引发时人和后人的巨大兴趣。

      关于曾左断交,很多人都知道是因为同治三年攻下天京之后,曾国藩上折奏报包括幼主洪福瑱在内的太平天国高官已全部被歼,但清廷赐封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谕旨墨汁未干,左宗棠就上折奏报洪福瑱实际上已经逃出天京。恼怒之下的曾国藩,也上折攻击左宗棠收复杭州时放走了十万太平军。虽然通过清宫档案包括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洪福瑱供词得知:洪福瑱是从左宗棠事前所判定的广德出逃,但此事还是导致二人的最终交恶。

      很多人知道曾左断交,但可能不知道:曾左断交,导火索并不是此事。更早的导火索,在同治元年(1862)左宗棠不赞成曾国藩在广东抽厘充湘军军饷时就已经埋下。

      曾国藩最初判断,在广东抽厘,一年收入至少有几百万两。因此,当时为了让广东方面同意,在未与浙江巡抚左宗棠商量的情况下,他就对两广总督劳崇光表示,办理抽厘后,广东原来每月要给浙江的10万两协饷可以停解。

      但左宗棠一开始就认为曾国藩强行到广东抽取厘金的做法不妥,并认为以劳崇光的个性,一定不会配合,难有实效。

      事实的发展证实了左宗棠的“预言”,也坐实了曾国藩的误判——根据曾国藩的统计,同治元年到同治三年间,33个月广东厘金仅收入120万两左右。而左宗棠楚军仅分配到22万两。

      曾国藩的误判,带来严重的后果——如不办理抽厘,33个月,左宗棠楚军可从广东获得协饷330万两。330万两和22万两,两者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

      同治二年(1863)起,为了进一步缩小对天京的包围圈,曾国藩不断增兵,最高时统兵超过十万人,每月需饷不少于50万两,还不包括购买弹药、枪械等花费。而曾国藩每月的收入从来没有超过24万两,只能发三成军饷。

      同治元年九月起,经曾国藩推荐、刚刚出任江西巡抚的沈葆桢,未与曾国藩商量,就先后停解漕折银(每月四五万两)、九江洋税(每月3万两)。同治三年二月,沈葆桢又奏请全部截留江西厘金(每月大约十多万两),不再给曾国藩军营。如此,意味着曾国藩的收入每月要减少近20万两。

      所辖兵马日益增多,需饷浩繁;广东厘金收入远低于预期;沈葆桢逐步减少江西所供之饷。三个因素的叠加使得曾国藩陷入“近年所未见”的缺饷之苦。于是,同治二年五月开始,他向左宗棠要回了婺源、景德镇、河口、乐平四个地方每年70万两的厘金收入。

      左宗棠方面呢,刚遵照曾国藩的要求将兵马由原来的六千人扩充至近两万人,每月所需饷银不下二十万两。一方面从广东获得的军饷锐减,一方面曾国藩又收回四地厘金。本来,江西四地厘金被收回之前,楚军欠饷已长达到8个月到一年之久。如今雪上加霜,左宗棠的不满,可想而知。

      同治元年争饷埋下的导火索,到了同治三年总爆发,导致了曾左的断交。统计《曾国藩全集》所记录的两人通信情况:咸丰八年22封,九年20封,十年和十一年都是84封;同治元年35封,二年11封,三年5封。从最高峰时的每年通信84封,到同治三年的只有5封信,可以看出曾国藩与左宗棠交往日少的过程。而同治三年七月之后,再无二人通信的记录。

      很多人知道曾左断交,但可能不知道:两人断交之后,其实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合作。

      同治七年,朝廷将湘军名将刘松山所统率的老湘营划归左宗棠指挥,以对付陕甘回乱。刘松山为曾国藩一手提拔,但曾国藩对此毫无怨言,继续承担老湘营的军饷。老湘营屡建功勋,成为左宗棠麾下不可或缺的力量。左宗棠呢,则多次向友朋和朝廷夸奖曾国藩识人之明,“臣以此服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同治九年(1870)二月,刘松山在甘肃战死。这年十月,慈禧接见曾国藩,君臣谈到了刘松山之死。但曾国藩并没有趁机攻击左宗棠,反而告诉慈禧,虽然刘松山的阵亡对陕甘用兵损失重大,但在此事上,左宗棠的调度并无不妥。《左宗棠传信录》中的这些梳理,让我们看到曾国藩、左宗棠作为一代伟人的过人之处。

      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病逝后,左宗棠对曾氏家人十分照顾。曾国藩的二儿子曾纪鸿在京城工部为官,因家人生病导致花销大增,一时生活窘迫甚至无钱买药。左宗棠得知后,立即送去银300两。曾国藩的小女婿聂缉椝年轻纨绔习气颇重,不得曾国藩以及曾纪泽欢心。但左宗棠大力提携,光绪七年(1881)出任两江总督时安排聂缉椝到上海制造局任职。几番历练,聂缉椝后来出任江苏、安徽、浙江巡抚。由此可知左宗棠识人不差,也知左宗棠在曾国藩挽联中所说的“相期不负平生”并非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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