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奇才秦宓：一场雄辩名留青史

　　文/清扬

　　巴蜀地区文化发祥较早，文学创作极为丰富厚重。中国古代文学自《诗经》《楚辞》问世以来，蜀中文学发展也大体遵循着二者昭示的方向，不断向前发展壮大。

　　蜀学中汉代至三国时期的文学成就非凡，辞赋的创作硕果累累，司马相如、扬雄等汉赋大家，其辞赋作品支撑着汉大赋宏丽的殿堂。而司马相如名声未振之时，做客临邛，与寡居娘家的貌美聪慧的才女卓文君相识相悦，以琴传情，情投意合而私奔的故事，惊世骇俗，最后终成美满姻缘，显示了巴蜀人不仅才华卓异，而且思想解放，情感奔放而不循常规的气度，成为千古文坛传诵不衰的佳话。

　　成都人扬雄，家贫好学，博览群书，史称其“为人简易佚荡”，好深思，淡泊名利，著《解嘲》以示情怀，表明其独特价值取向。当他不幸卷入政治斗争旋涡时，以死明志，个性极为独异。他的行径与当时世俗颇不相合，《汉书》称他家贫却又嗜好饮酒，不能常饮，所以，一般很少有人与他交往，门可罗雀。只有那些喜欢学习，仰慕他学问的人才到他家，但是必须携带足够的酒供其啜饮。这时，扬雄满足酒欲之后，兴奋异常，谈吐滔滔若悬河，将其学问传授给“好事者”。当时名声颇著的学者刘棻也曾跟随扬雄学“奇字”，所谓奇字，就是很生僻的怪字，一般人是从未见过的，这就是文坛上传为佳话的“载酒问字”。

　　如司马相如、扬雄一般，蜀中实多奇才怪才。东汉末年的秦宓，堪列入其中。

　　多次谢绝“出山”为官

　　东汉末，群雄割据，逐鹿中原，淘汰弱小后，仅剩下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而巴蜀大地虽处乱世，文人才俊也层出不穷。广汉郡绵竹人秦宓，字子勑，自幼好学聪敏，学识淹灌。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刘璋任益州刺史，他曾向刘璋举荐蜀中人才，他指出，在战乱年代任用贤才应有非常的措施：“夫欲救危抚乱，修己以安人，则宜卓荦超伦，与时殊趣，震惊邻国，骇动四方，上当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内省不疚，虽遭凶乱，何忧何惧!”（《三国志·蜀书·秦宓传》）

　　秦宓的见解很有眼光，乱世用非常措施识拔人才，必须遴选那些卓绝出众、与世俗标准迥异的人才能担当得起拨乱反正、澄清海内的艰巨历史使命。这与曹操在《求贤令》里的观点不谋而合。

　　刘璋治蜀期间，任命王商为治中治事。王商劝秦宓出来为官，秦宓婉言谢绝，他认为人的一生只要能做到“安身为乐，无忧为福”就很适意，不必在意功名利禄，身历乱世，犹需谨慎。这不就是诸葛亮隐居隆中时追求的“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志趣吗？

　　秦宓的见识与一般人是大异其趣的。当王商要为蜀中学者立祠祭祀而选取严君平、李弘时，秦宓认为司马相如更应优先考虑，扬雄也是重要人选，理由是前者“文翁倡其教，（司马）相如为之师”。并且，司马相如为汉文化贡献很大，“汉代封禅，制礼造乐，移风易俗，非礼所秩有益于世者乎？”认为司马相如对于西汉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足可以为之立祠；而扬雄“潜心著述，有补于世，泥蟠不滓，行参圣师，于今海内，谈咏其辞”，称得上一代文宗圣师，为之立祠也是当之无愧的。这些议论，正大而光明。

　　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取得蜀中地盘后，广汉太守夏侯篡请秦宓出任师友祭酒，领五官椽（五官中郎将的属官），并尊称秦为“仲父”，秦宓仍然称病不就。直到公元221年，刘备称帝蜀中，再次邀请他“出山”做从事祭酒，秦宓大概是认可了蜀汉政权，终于愿意出任其职。虽然如此，秦宓仍然保持自己的正直敢言的为人，刘备因与孙权争荆州等地，结拜兄弟关羽被东吴杀害，刘备决心与东吴决战，秦宓犯颜直谏，指出此战必败，触怒了刘备，将其下狱。后因刘备兵败死于白帝城，秦宓才逃脱了牢狱之灾。

　　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成了蜀中的真正实权人物，并领益州牧之职，任命秦宓为别驾，不久，又任命秦宓为左中郎将、长水校尉，足见诸葛亮对秦宓才华的认可。

　　一场雄辩名留青史

　　真正让秦宓展示才识与辩机的是一场载入史册的精彩激烈的论辩。

　　蜀汉与东吴失和后，彼此都有重修旧好的意向。东吴派遣张温来蜀，诸葛亮为了表示与东吴和好的诚意，命文武百官隆重宴集。张温也兴致勃勃，感受到了蜀汉的热情和诚意。而唯独秦宓迟迟未到，蜀相诸葛亮也不免有些着急，多次派人催促。张温感到诧异：什么人这么重要，连丞相多次遣人催促还敢迟到？张温不太高兴了，问道还要等什么人呢？诸葛亮很客气地回答：“益州学士也。”并不说秦宓的官职。

　　待到秦宓到席就位，傲慢的张温含讥带讽地问秦宓：“你是益州学士，你懂学问吗？”秦宓知道来者不善，也就淡淡地回答：“蜀中五尺童子皆入学受教育，皆有学问，这个问题明白如火，更何况我！”言下之意，你张温又所学几何？

　　既然如此，张温接过话题，顺势问道：“请问秦学士，你学些什么呢？”这分明是不相信秦宓的学问而抛出的诘难。秦宓毫不客气地接过话头说：“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尽皆涉猎。”张温是东吴使者，家学渊源，自然也不会语塞，接着又问：“天有头么？”秦宓回答：“有之。”张温问：“头在何方？”秦答：“在西方。《诗经》说‘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头在西方。”张温又问：“天有耳吗？”秦曰：“天处高而听卑，《诗经》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若其无耳，何以听之？”张温继续问：“天有足吗？”答曰“有。《诗经》说‘天步艰难，之子不犹’，若无其足，何以步之？”张温还不死心问：“天有姓乎？”秦说“有”，“姓什么？”“姓刘。”张温觉得抓到了漏洞，讥笑问：“你怎么知道？”哪知秦宓从容回答：“天子姓刘，所以天就姓刘。”

　　张温见难不倒秦宓，又提出新的问题：“太阳生于东方吗？”秦宓回答：“虽生于东而没于西。”张温的意思很明显，你既然说天子姓刘，天就姓刘，无非是说蜀汉刘氏政权是正统而已。而日生于东，就是说东吴才是日，也就是天子是在东方。机敏的秦宓当然明白张温的用意，巧妙化解了张温的诘难。于是，在一番高难度的论辩后，张温不得不大为佩服。

　　客观地审视秦宓与张温间辩难与问诘，二人均为那个时代的佼佼者，问者设问高深玄远，答者机敏睿哲，论辩有理有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孔子早就指出《诗经》是很重要的必修课：“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秦宓可算是充分印证了孔子的观点，仅运用《诗经》中的相关诗句即从容应对张温的诘难，显示了机敏妙悟的天才与舌辩修养。这首先显示了其文学造诣极深厚，对《诗经》的稔熟并能灵活运用，其次说明他有巧于应对的机智与敏捷，这也是《华阳国志》作者常璩总结的，蜀地“星应舆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的特征的充分展示，秦宓可算是既有“精敏”又具“鬼黠”，是典型的蜀人性格。

　　学兼文史但只认儒学

　　秦宓最后官至大司农，又是蜀中俊彦，当然具备精敏才识，而早年身处草野，自然不免小人的“鬼黠”，正是人兼容二者之长，又有博览群籍的学养，辩倒张温自然在情理之中。他的理论建树还有不少，如《三国志》中说“论皇帝王霸养龙之说，甚有道理”。

　　令人遗憾的是，秦宓的有关著作由于时间的冲刷和历史变迁与战乱兵火，已经亡轶殆尽了。然而，关于他的历史见解和宇宙观、天道观，还在部分史籍中零星地留存着。比如，他在研究上古历史时，就有一些精辟的见解。古时人们普遍认为上古“五帝”是同一个族系的，而秦宓精研上古三皇五帝世系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五帝皆同一族”是不正确的，认为五帝并非一族传承，从而揭示了上古时代各族之间的矛盾斗争与融合的情形，是极为睿智的眼光。

　　值得注意的是，他也是当时著名史学家谯周等人的老师，所以，他应当算是当时文史研究的专家。《春秋然否论》中记载他回答谯周等人疑难。其观点是很有见解的。文史不分是那个时代的必然现象，直到魏晋南北朝，文学和史学才逐渐有了较为明晰的分工。

　　但是，秦宓也有一些偏颇之见，过度看重正统，排斥儒家经典之外的著述。当时一位叫李权的学人向他借《战国策》，反被他讥讽了一番，流露出他对儒学之外书籍的漠视，表现出其局限。陈寿在肯定秦宓“专对有余，文藻壮美，可谓一时之才士”之余，也对他的聪明外露颇有微词，说其“无若愚之实”，指出他没有“大智若愚”的胸怀与气度。

　　如今成都武侯祠，在出刘备殿西偏殿的西廊中，有十四尊塑像，称文臣廊，是用来缅怀蜀汉朝廷的文臣的。秦宓塑像就在其中，居十一位。